劉仁靜與中共北京組織的創建【2】

二、致力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實踐，成為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最初成員之一

（一）參加少年中國學會，找到一條向上的出路

青年劉仁靜積極參加政治活動，引起了少年中國學會的注意。據他回憶：“我出獄后，有一天，在我的宿舍裡，我見著一個人走進來，他年近三十，面龐清秀。他見著我和我熱情握手，慰問我，並對我在五四運動中的行動表示稱贊。我們談了許多，最后他介紹我加入少年中國學會。”13

少年中國學會是由王光祈、李大釗等發起，以奮斗、實踐、堅忍、儉朴為信條的一個全國性進步團體，而且是五四時期存在時間最久、會員最多、分布最廣的一個社團，總部設在北京。

劉仁靜自1919年9月14經王光祈介紹參加少年中國學會后，視野更為開闊，並且結識了兩位對他一生有重大影響的良師益友李大釗和鄧中夏。當時劉仁靜年僅17歲，正值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時期。學會兼容並蓄，容許各種思潮存在其間，在給他提供思想自由發展機會的同時，又培養了他海納百川的情懷。少年中國學會的風格和優秀會員給予他許多好的熏陶和及時的幫助。正如沈澤民所說:“少年中國學會的特色便是在同時包容一切沖突的觀念，而在這紛亂中找出一條向上的道路。”15劉仁靜正是在這紛亂中找到了一條向上的出路。

他積極參與學會的會務工作，多次參加少年中國學會在北京中央公園來今雨軒舉辦的茶話會，大家一起商談會務、討論問題、交流思想。他還積極介紹其他志同道合的青年入會，他中學時代的學長和摯友惲代英以及朱自清等就是經他介紹成為學會一員的。

同五四前后其他社會團體一樣，少年中國學會內部在思想傾向上各不相同。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前，李大釗等在幫助北京地區的一些社團端正方向上做了許多工作。在北京共產黨支部的促成下，北京的少年中國學會成員聚集在來今雨軒，為1921年7月召開的南京年會開了幾次准備會，討論學會的“主義”問題。在明確學會的社會主義方向上，劉仁靜和鄧中夏、黃日葵等多數人達成一致意見，認為“學會有採用一種主義的必要，而且不可不為社會主義。”16 1921年7月，劉仁靜同鄧中夏一起前去參會。17在南京大會上，劉仁靜也響應鄧中夏，積極發言，表明學會應標明主義的立場。后來，在1923年少年中國學會蘇州大會后，劉仁靜還寫了《對學會的一個建議》，表達他對學會著眼當下中國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政治要求，改造組織，加強聯合等建議。18

（二）參加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為早期馬克思主義者

那時，北京以李大釗等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從一開始就同情和支持蘇俄的十月革命，以學習和宣傳馬克思學說為基礎，探求解放中國的道路。

1920年3月，在李大釗的指導下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劉仁靜與鄧中夏、高君宇、黃日葵等都是學會的發起人，蔡元培從北大借了兩間屋子給研究會做活動場所。以此為依托，劉仁靜在這裡和大家一起努力搜集、學習馬克思主義文獻。而當時的北大圖書館亦有許多馬克思主義著作方面的藏書，都是時任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從各地選購而來的，但中譯本不多。劉仁靜利用中學就讀教會學校積累下的扎實英文基礎，閱讀了一些英文版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如《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哥達綱領批判》《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法國1848年-1850年的階級斗爭》《法蘭西內戰》《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國家與革命》等。19他的這些對馬克思著作的閱讀、學習，自認為還“談不到什麼鑽研，更談不到如何聯系實際，基本上是隻克服了文字障礙，明白了大意”20。此外，考慮到研究的需要和成員的興趣，研究會也分組分專題進行深入研究，涉及到階級斗爭、無產階級革命及共產黨等專題，並把《資本論》也作為單獨的一項研究內容。21劉仁靜也積極參與此項研究，“埋頭讀馬克思的《資本論》”，並提出“籠統的學生運動已不濟事了，現在要根據馬克思的學說來組織一個共產黨”。22

綜合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研究活動和張國燾的回憶，可以看出劉仁靜此時專注於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並且在思想認識上有了進一步的飛躍。同時，這些活動也有力地擴大了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

雖然劉仁靜早期對馬克思主義著作還不是系統完整地研究，但結合當時環境和時勢的影響，從中加深了其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認識到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重要性，開始關注和思考改造中國的道路，探索中國革命的前途和手段。1920年，劉仁靜曾與來到北大探望他的中學時代的良師益友惲代英就此進行過激烈的爭論。他反對惲代英當時的“平和經濟革命論”和辦工讀互助團的主張，認為“中國一定要經過革命，用俄國式的暴力手段才能把當前的武人政權推翻，實行無產階級革命，才能夠建設新生活”。23同年暑假，劉仁靜在與惲代英關於如何改造中國的通信中，仍堅持馬克思主義觀點，以共產主義為社會發展的目標，以流血的革命為實現這一目標的必然手段。24可以看出，這時的劉仁靜在認識上已轉變成為早期馬克思主義者。

（三）參與創建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被戲稱為“小馬克思”

在劉仁靜加入少年中國學會、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同時，正值蘇俄發表對華宣言，宣布廢除帝俄時代的對華特權，贏得了各派人物的歡迎和好感。中國的先進分子們，此時不僅關注馬克思的學說，更在研究、探索俄國革命成功的道路。劉仁靜也認同陳獨秀、李大釗等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想法。1920年10月，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3人在北大紅樓發起成立了共產黨在北京的早期組織北京共產黨小組，因“羅章龍和劉仁靜兩位對馬克思主義較有研究”，經張國燾介紹羅、劉二人“欣然參加”了北京黨組織。25張國燾、鄧中夏、劉仁靜就被稱為黨內的“北大三杰”，劉仁靜還是有名的“舌戰理論家”，言必稱馬克思，動輒要無產階級專政，被戲稱為“小馬克思”26。另外，經李大釗接洽，黃凌霜等主張無政府主義的5人也加入進來。

無政府主義者一開始就存在與共產主義者在無產階級專政認識上的分歧。1920年11月，一次解決爭端的小組會議上，劉仁靜特別強調，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如果不承認這一點，就無法一致進行宣傳工作。27訛經過激烈爭論，小組內的無政府主義分子除陳德榮以外都立刻退出了黨組織。同月，張申府去了法國裡昂大學教書。同月，北京共產黨小組開會決定正式將黨組織命名為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在會上討論工作分配時，決定由羅章龍、劉仁靜、張國燾負責發起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隨后，在北京大學學生會辦公室召開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基於擔任少年中國學會會計主任的工作經歷，劉仁靜被選為會計。1921年3月30日，召開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第四次大會。劉仁靜在會上發言提出成立團的機關“必添設計物，經濟上應請各位同志設法特別捐助”，並被選為團執行委員會的會計委員。第五次大會上“報告了團的經費收支情況，收支數目尚余17.2元”。28可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建立之初活動是相當頻繁的，劉仁靜在其間也積極發揮個人的作用，致力於團的建設發展。

（四） 成為中共一大北京代表，擔任翻譯，參與起草會議文件

作為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骨干分子，劉仁靜最為史界關注的，還是他作為北京代表參加中共一大一事。對於被推舉為參加一大代表，劉仁靜回憶說，在接到上海的通知時，他和鄧中夏、張國燾等正在西城的補習學校，“為報考大學的青年學生補課”，隨即召開了一個推舉代表的會。“鄧中夏說他不能去，羅章龍也說不能去，於是就決定由我和張國燾兩個人去出席‘一大’”。29這種種偶然與必然性，造就了劉仁靜“最年輕的一大代表”這個身份。

在“一大”會議上，19歲的劉仁靜擔任兩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的翻譯，並參與起草大會文件的工作。劉仁靜在一大上最引人注目的還是他與當時黨內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李漢俊所開展的辯論。李漢俊主張，世界上有俄國的十月革命，還有德國社會黨的革命﹔中國應先派人到俄、德去考察，在國內成立一個類似馬克思主義大學的研究機構，從事精深的研究后，才能最后決定中國共產主義採取哪種黨綱和政綱﹔具體而言，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時機尚未成熟，目前應注重研究和宣傳工作，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待孫中山革命成功后，共產黨人可以參加議會。這在當時某種程度上說是比較符合中國國情的。與之針鋒相對的是，劉仁靜則主張中國共產黨應信仰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以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原則﹔並認為中國共產黨不應該只是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團體，也不應對國民黨和議會活動有過多幻想，應積極從事工人運動，以為共產革命做准備。30經過大會討論，多數代表贊成劉仁靜的主張，即中共應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原則，並將其寫入了大會通過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