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進 陳麗紅
劉仁靜（1902—1987），作為最年輕的中共一大代表、中國共產黨北京早期組織的最初成員，是中共北京組織乃至中國共產黨創建的親歷者。其早年在北京的革命經歷，是其從進步學生成長為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過程，也是其參與黨的創建，並為之發揮了積極作用的過程。本文將黨早期組織的創建與劉仁靜個人成長轉變這兩種過程緊密結合，梳理、闡釋劉仁靜在這個時代大勢中的收獲與作用。
一、致力追求進步，成為北京早期活躍的學生運動骨干
（一）追隨惲代英，加入互助社，為其追求進步創造思想條件
劉仁靜中學時代在湖北武昌求學期間，刻苦學習，努力上進，開始接觸社會、接觸各種思潮，閱讀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章士釗主編的《甲寅》、楊賢江主編的《學生雜志》等著名報刊。1917年10月，惲代英在武昌創辦“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①為宗旨的互助社，劉仁靜慕名加入，並成為惲代英的知音朋友。惲代英勉勵他，“當以重大之責任自任，不當徒以望人”，在原則上教導他“作事必求切實進行，計日成功”②，而且在具體做法上予以示范。
劉仁靜切實習得了一些自強自勵及待人接物的具體經驗，並努力到社會實踐中去學習互助，給人留下“有志用功”的深刻印象，為以后大學學習期間因時利勢，追求進步，接受馬克思主義奠定了思想基礎。惲代英贊揚說：“養初亦勇猛精進，可以為師”，“養初之向上、力學、忍讓、助人，余所見唯一能預備將來者”。③正因為如此，惲代英喜歡和他討論問題，還時常通過寫信進行筆談。為了他成長的益處，對他性格中好犯主觀偏執的錯誤，惲代英也時常提醒：“氣不重，未能極意委曲以事天下，多正色斥呵他人之時，非與人為善之道”④。
（二）求學北大，投身五四，為其接受馬克思主義奠定實踐基礎
1918年7月，16歲的劉仁靜離開家鄉，考入北京大學學習。當時，新文化運動正在蓬勃興起，北京大學正是新文化運動的主陣地，各種新思想在這裡交匯碰撞。劉仁靜被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國家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等各種新思潮包圍，自覺“見識倍增，茅塞頓開”。⑤北大仁人志士和國內外名家的匯聚，及其豐富的圖書資源，更是讓求知若渴的劉仁靜如魚得水。他大部分時間都泡在了圖書館裡，“讀得津津有味，常常一連好幾個小時都不知疲倦”⑥。
隨著政局的變化和政治思想領域新舊勢力斗爭的日益激化，時代喚醒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肩負起歷史使命，走出書齋。劉仁靜在這種時勢中，逐漸改變了過去不關心政治的思想狀況，越來越主動地參與政治斗爭。
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劉仁靜和愛國學生一起參加游行示威活動，並參與了火燒趙家樓行動。6月3日，北京各校為反對當局保護賣國賊、鎮壓愛國學生的命令，發動數百名學生上街講演，當日有170多名學生被拘⑦。劉仁靜不顧軍警橫行，無視被捕受傷的危險，堅持演說，終亦昂然入獄。張國燾在其回憶中說：“那位書呆子劉仁靜在六三被捕時，曾因愛國狂熱與軍警大鬧。”⑧在各地人民群眾的聲援下，北京政府不得不於6月7日釋放被捕學生，10日免除三位親日派官員的職務。劉仁靜出獄后，拿起筆寫文章來宣傳，為保証中國政府不在巴黎和約上簽字而投入新的斗爭。6月24日，惲代英在日記中寫道：“夜接養初信，論不簽字，快極透極，益長進矣”⑨。6月28日，在巴黎的中國政府代表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之下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取得又一個勝利。
但是，五四運動的余波並未平息。北京政府向北大施壓，逼蔡元培挂冠出走。7月，北大學生發動挽蔡斗爭。北京政府當局以“充當‘敢死隊’”、“私設刑堂罪”等罪名擬逮捕包括劉仁靜在內的11名北大學生。7月29日，劉仁靜等由同學護送自行投案，並留下告別書：“弟等今隨魯、王、朱諸君往法院受質矣。為維持本校計，領略次犴狴況味，殊有余甘。同學幸勿為念。所望振作精神，以與彼惡魔奮斗，各盡所能，以維護團體，勿令我神聖之大學神聖之教育界陷入黑暗勢力圈內，則弟等雖糜驅以殉，亦所不惜。”⑩8月21日，開庭公開審理此案，“五六百人因座位已滿不能全入，皆冒雨立於門外靜候消息”11。在法庭上，劉仁靜雖年齡較小，但態度堅定，引起外界不小的關注。《晨報》記者特別寫了這樣報道：“更有學生劉仁靜，今年隻十余齡，亦與魯士毅等同被羈押，昨日出庭時，審判長令其答辯，彼竟莫名其妙，不自知所犯何罪。而辯護人則時時請堂上出注意，謂彼十數齡之小子，實在極可同情雲雲。此一事亦為記者出席旁聽席后所惻惻不忘者也。”12因各界壓力，法庭於8月26日宣判：孟壽椿、劉仁靜等5人無罪，魯士毅、汪文彬等6人因私擅監禁罪及傷害罪拘役14日到徒刑4個月不等。
在這場斗爭中，劉仁靜以熱血赤誠，毫無畏懼，迎戰囹圄生活。那時他和一道遭監禁的10名學生大多是學生運動中的骨干，他們結成患難戰斗之友，為他擴大視野，在更大的斗爭中鍛煉自己，進入先進分子的行列奠定了寶貴的實踐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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