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是與其前后召開的系列會議密切相關的
長期以來，講遵義會議實現黨的歷史偉大轉折，往往只是孤零零地講在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而對此前和此后的其他會議則很少提及。2002年 7月和 2003年 3月以后，筆者在做現場考察的“長征行”時，了解到黨中央在隨中央紅軍的長征途中，召開了許多重要會議。據不完全統計，屬於由中央政治局主持的會議，包括它的全會、常委會、緊急會和擴大會等，從 1934年底至 1935年底的一年間，比較重要的就達 20多個，除遵義會議外，還包括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雞鳴三省”會議、扎西會議、苟壩會議等。這就有一個如何認識遵義會議與這些會議的關系問題。
（一）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重要准備的系列會議。
1.通道會議。這是血戰湘江后的第一次重要會議。那時，國民黨政府在湘西集結近 20萬軍隊。面臨強敵，中央紅軍如按原定計劃北上湘西，勢必陷入敵人布下的口袋陣，可能遭致全軍覆沒的滅頂之災。中央領導對於紅軍的進軍方向發生了爭論。不是領導核心的毛澤東應邀參加了中共中央負責人的緊急會議，反對北上湘西並陳述了改道去貴州的意見，得到主持會議的周恩來，還有張聞天、王稼祥的明確支持。博古同意可先到貴州，但沒放棄再去湘西的主張。隻有李德頑固地堅持北上湘西，反對進軍貴州。會議為了爭取博古，隻決定立即西進黔東。這樣，通道會議雖未解決戰略方針的分歧，但實現了戰術“轉兵”。這是中央高層第一次否定李德的主張，為遵義會議改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礎。2.黎平會議。在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博古講了由黔東北上湘西，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主張。毛澤東根據敵人已在湘西布重兵，並正向黔東北集結的嚴重情況，進一步建議中央放棄北上計劃，向黔北遵義地區進軍，在那裡建立新根據地。會議經過激烈爭辯，最后接受毛澤東的建議，通過決定指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439—440頁。） 這就改變了原來的戰略方針，實現了戰略“轉兵”。會議還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另外開會，討論五次反“圍剿”斗爭以來的問題。這就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直接准備。
3.猴場會議。1934年 12月底，中央到達瓮安縣猴場鎮。部隊正忙著准備搶渡烏江，挺進黔北。李德仍頑固地堅持錯誤方針，博古的思想發生反復。他們提出不要過烏江去，可以在烏江南岸建立臨時根據地，再徐圖東進，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在 1935年 1月 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與會者都反對他們的主張。毛澤東再次發言，駁斥博古、李德，重申紅軍應在川黔邊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會議通過決定，堅持黎平會議決議，並且限制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限，從而為遵義會議進行中央領導改組作了一定的組織准備。
（二）對鞏固遵義會議偉大轉折發揮重要作用的系列會議。
1.“雞鳴三省”會議。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原定經赤水從瀘州、宜賓之間北渡長江。后來敵情不斷發生變化，就進行四渡赤水的穿插轉戰。在土城戰斗失利后，紅軍一渡赤水向川南前進。1935年 2月 5日，軍委縱隊到達前述提到的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雞鳴三省”村子。中央政治局開會，常委作了新的分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在黨中央負總責﹔博古改任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紅軍長征出發時，主任名為王稼祥，實由李富春代理）。同時，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2.扎西會議。1935年 2月上旬，中央紅軍到達雲南東北邊陲的威信縣扎西。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通過遵義會議決議，決定由中央領導人分別向中央紅軍各部傳達，並將“決議大綱”電告在中央蘇區堅持斗爭的中央分局和紅二、紅六軍團及紅四方面軍，令其傳達貫徹。會議還鑒於川滇追敵有向紅軍形成夾擊之勢，而黔北敵軍兵力空虛，決定回師東進，在川滇黔邊先作發展﹔為便於機動連續作戰，還對中央紅軍各軍團實行整編，充實紅軍作戰力量。會后，紅軍迅速轉兵東進，二渡赤水。
3.苟壩會議。紅軍二渡赤水后，向敵軍兵力空虛的貴州桐梓地區急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重佔桐梓、二取婁山關、再克遵義城，在五天內，殲滅和擊潰敵軍兩個師又八個團，俘敵約 3000人，取得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於是，蔣介石飛抵重慶“督剿”。為了粉碎敵軍圍攻，也為了加強作戰指揮，中革軍委成立前敵司令部，以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經過遵義大捷，紅軍求戰情緒高漲。當時，國民黨軍隊有兩個師擺在遵義以西的打鼓新場一帶。中央縱隊到達距離打鼓新場百余裡的苟壩后，紅一軍團領導提出攻打打鼓新場守敵的建議。在 3月 1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會議上，除毛澤東外，與會的 20多人都贊同進攻打鼓新場。毛澤東反復強調不能打固守之敵，應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甚至以不當政治委員之職進行抗爭，但沒能說服大家。結果以“少數服從多數”表決，將剛就職 7天的毛澤東前敵司令部政委的職務表決掉了。會議決定由周恩來起草進攻打鼓新場命令。深夜，毛澤東提著馬燈到周恩來處，兩人去找朱德，三人認真分析打此仗的利弊得失，毛澤東說服了周恩來、朱德。第二天開會，重新討論這一問題。經過激烈爭論，毛、周、朱三人說服了求戰心切的紅軍高級將領。會后，毛澤東向周恩來提出，成立小組，全權指揮軍事，對中央政治局負責。隨后，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權指揮紅軍軍事行動。這次會議可以說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因為遵義會議隻解決了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沒有明確具體領導職務。“雞鳴三省”會議和扎西會議主要解決“博洛交權”，決定了張聞天在黨內“負總責”，常委分工再次肯定了“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這次苟壩會議是毛澤東唱主角。新成立的全權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揮軍事的“三人團”，毛澤東雖不是“團長”，但由於周恩來非常尊重毛澤東的意見，所以他實際上起到了決策人的作用。此后的軍事行動，他就是“總設計師”。對於毛澤東而言，苟壩會議顯然是遵義會議最重要的續篇。
（三）辯証地認識遵義會議與前后系列會議的關系。
為了把握好遵義會議與前后一系列會議的關系，通過對上述會議的考察，筆者形成了對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認識的三個方法論原則。
（1）要把歷史前進的最終結果同歷史發展的漸進過程的分析結合起來，將歷史事件的發生放在歷史過程之中來認識，不應將復雜的歷史過程簡單化、直線化。（2）要把對歷史環節的認識同對歷史鏈條的認識結合起來，既要充分肯定具體歷史環節的作用，又要將其放在整個歷史鏈條中加以平衡。（3）要把對歷史主力作用的認識同歷史合力作用的認識結合起來，既充分肯定歷史事件發生的主要因素，又不抹殺其他因素的作用。據此，對遵義會議與前后系列會議的關系，可以講兩句話：一是從通道會議到苟壩會議等，可視為黨的歷史發生第一次偉大轉折的系列會議。既要講“過程論”，即把遵義會議發生的偉大轉折，看作是一個歷史過程，也要講“合力論”，即從通道會議到苟壩會議等諸多會議都為推進這次偉大轉折發揮了作用，同時還要講“鏈條論”，即從通道會議到苟壩會議等都是實現黨的偉大轉折這段歷史鏈條的一個環節。這些會議是一個接一個開的，其歷史作用是一環扣一環的，或者說，沒有上環就難有下環。這樣，每個歷史環節都有其不可抹殺的作用。從這幾個方面說，黨的歷史發生第一次偉大轉折，不應當隻孤零零地看作是遵義會議的結果，而應看到歷史鏈條共同推動歷史前進的綜合作用。就此而言，說上述會議是黨的歷史發生偉大轉折的系列會議，可以避免因孤立講某個會議的作用所引起的這樣那樣的負面影響。
二是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發生第一次偉大轉折的系列會議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標志。講從通道會議到苟壩會議等是推進歷史轉折的系列會議，並不是說所有這些會議的作用是完全一樣的﹔強調系列會議的合力作用，絲毫不是要貶低其中主要會議的突出作用。一方面，合力與分力相輔相成，紅花與綠葉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合力以分力為基礎，綠葉乃為托出紅花。因此，對這段歷史，既要講系列會議的作用，又不能模糊主要會議的突出作用。
說遵義會議是這一系列會議中的卓越代表，它起的歷史作用可以充任這一系列會議中的重要標志。具體來說是因為：第一，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沒有從根本上撥正路線之亂（軍事領導方面）。第二，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沒有解決組織領導問題，隻有遵義會議才開始改組中央領導，逐漸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第三，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是小范圍的，隻有遵義會議才擴大到主要的軍事指揮人員，這既有利於發揚黨內民主，更有利於統一全軍的思想，堅決保証會議決議的貫徹執行。第四，此后的幾次會議，歸根結底是鞏固遵義會議取得的成果，完善其組織領導，更加凸顯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進入中央核心領導的正確決策，並堅持其正確的指導思想和戰略方針。
這兩句話是什麼關系呢？簡單說來，前一句話是基礎，后一句話為主導。沒有系列會議的基礎作用，就不可能有遵義會議的主導作用。反之，如果沒有遵義會議標志作用的凸顯，系列會議的合力作用很難為歷史所承認。因此，講遵義會議所產生的黨的歷史第一次偉大轉折作用，既要講前一句話，還要突出后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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