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遵義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之所以這樣講，主要在於遵義會議實現了黨中央領導核心、黨的思想路線、黨的軍事戰略方針的三大改變。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與其前后召開的系列會議密切相關，既包括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等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重要准備的系列會議，也包括“雞鳴三省”會議、扎西會議、苟壩會議等對鞏固遵義會議偉大轉折發揮重要作用的系列會議。沒有系列會議的基礎作用，就不可能有遵義會議的主導作用。反之，如果沒有遵義會議標志作用的凸顯，系列會議的合力作用也很難為歷史所承認。以遵義會議為界，可以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程劃分為兩個 14年，從前后兩個方面來辯証地、歷史地認識我們黨的這段歷史，有助於我們科學地把握遵義會議的歷史轉折作用，也有助於更加理性地全面認識黨領導的 28年民主革命的偉大歷程。
[關鍵詞]遵義會議﹔歷史轉折﹔毛澤東﹔領導核心﹔新民主主義革命
歷史雖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有時往往令人異常驚奇。1935 年1 月的遵義會議，竟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28 年歷史一分為二，成為前后兩個14 年。這個中間點，既是黨的歷史第一次由“左”的錯誤瀕臨絕境走向正確的轉折點，也是黨的領導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分界線。重溫這段歷史，深入分析遵義會議前后的若干重要節點，科學地看待遵義會議前后的兩個14 年，對於全面認識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和民主革命時期的歷史發展不無裨益。
一、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的三個改變
黨的兩個“歷史決議”都高度評價了遵義會議的歷史地位。其中，《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遵義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所謂“生死攸關”，是因為長征出發時中央紅軍有8.6 萬多人，過前三道封鎖線損失了2.2 萬人。湘江戰役異常慘烈，又損失了3 萬多人。這是人民軍隊自創建以后受創最重、犧牲人數最多的一次戰役。廣大指戰員無不對紅軍的前途和命運擔憂。伍修權在《七律•歷史轉折》詩中嘆道：“強渡湘江血如注，三軍今日奔何處？”國民黨軍隊前堵后追，中央紅軍幾乎陷入絕境。然而遵義會議后，紅軍漸漸由被動轉入主動，使國民黨圍堵之軍疲於奔命。同一支軍隊，局面完全兩樣，之所以產生如此巨大的變化，主要在於遵義會議實現了三大改變。
（一）黨中央領導核心改變了。
此前的中央領導核心是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形成的，毛澤東在這次全會上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但沒有進入中央書記處，不參與中央決策。長征的開始階段，盡管毛澤東是“跟著走”的狀態，但他不時地向有關領導人提出建議，以改變長征過程中的被動局面。紅軍在湘江戰役受到重創后，周恩來主持召開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都採納了他的意見，這個時候毛澤東實際上參與了中央決策，可視為他在遵義會議上進入中央常委的前奏。
對改組中央領導核心產生很大影響的，還有兩次重要談話。一次是遵義會議前的“張王橘談”。黎平會議后軍委縱隊到達黃平老城東門內橘林休息時，張聞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說：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耿飚：《張聞天對遵義會議的特殊貢獻》，《人民日報》1994年 12月 18日。）隨后這個信息在高級將領中傳開，大家都贊成毛澤東出來指揮。這為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作了輿論准備。
另一次是遵義會議后的“周博長談”。遵義會議上嚴厲批評博古，推舉毛澤東參與中央核心領導，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對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紅軍一渡赤水到達“雞鳴三省”村子進一步改組中央時，周恩來同他有一次長談。周恩來的談話推心置腹，大意是：我們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統帥。我雖然長期做軍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雖然有才華，但不懂軍事，很難領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務的人，不合適做領袖，當統帥。毛澤東擅長農民運動，經過井岡山斗爭，總結出打游擊戰、運動戰的經驗，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爭，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帥才。寧都會議后，他離開了軍隊，但紅一方面軍不能沒有他。從長征開始，我就在想辦法讓他盡快回到軍事領導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領紅軍走出困境。所以在遵義會議上我力主他進入政治局常委，參與軍事領導。你的講話不檢討軍事路線錯誤，遭致很多人不滿，是因為大家憋了一肚子話要說。對毛澤東，要看大處，希望你能拋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為了打敗蔣介石這個大局。這一席談話，使博古解開了思想疙瘩，服從革命事業的需要，順利實現了史稱的“博洛交權”，張聞天成為一把手。
張、王、周，特別是周，對於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毛澤東這時不是一把手，為什麼說他成了領導核心呢？還是如周恩來對博古所說的：誰做“書記”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誰掌軍權，誰來領導打好仗，隻有在戰爭中不斷得到軍隊擁護的人，才能真正成為黨的領袖。遵義會議后，毛澤東起到了這個作用。正是基於此，我們可以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二）黨的思想路線改變了。
從 20世紀 20年代后期始，黨內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思想傾向大量出現。在博古負總責的臨時中央到中央蘇區后，黨的思想路線的這個錯誤更加突出。1934年 1月通過的黨的六屆五中全會決議等文件就是一個典型。那時，由於錯誤的指導思想和對福建事變的錯誤處理，中央紅軍的反“圍剿”斗爭陷入非常困難的境地。五中全會上的報告和總結全然不顧這個困難形勢，仍照搬共產國際對於形勢的分析，不承認中國革命遭到嚴重挫折，硬說“蔣介石第五次‘圍剿’的原有計劃是失敗了”。今后要“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盡可能地在短時間內，實現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的任務，保証“黨與共產國際路線的徹底實現”。（參見《目前的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4—1935）第 10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32、48頁。)別的不說，中央蘇區在 1933年第四次反“圍剿”斗爭勝利后進入鼎盛時期的總人口才 400多萬，紅軍隻有 13萬。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召開時，中央蘇區已丟失一些區域，還要擴紅 100萬，這顯然是不可能的。最后參加長征時隻有 8.6萬多人。這樣主觀主義的指導思想，注定是要失敗的。
遵義會議后改變了這個狀況。例如，黎平會議在否定李德堅持去湘西的計劃后，決定到川黔邊建立新的蘇區。所以，遵義會議的第一個議題不是討論第五次反“圍剿”的路線問題，而是審查黎平會議到川黔邊的決定。從黎平會議到遵義會議召開，時間雖不到一個月，但敵情有變化，到川黔邊建立蘇區已不可能，所以才決定紅軍北渡長江，到川西建立新的根據地。隨后，北渡長江也不行了，這才有四渡赤水出奇兵。這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指導思想。遵義會議后，戰爭局面完全改觀，蔣介石的幾十萬大軍被紅軍牽著鼻子走，紅軍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因此，遵義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
（三）黨的軍事戰略方針改變了。
在李德到達中央蘇區后，博古完全聽從李德的指揮，不僅讓他參與戰略戰術的制定，而且還讓他發號施令，直接指揮前方軍事，廣昌決戰就是這樣遭致失敗的。遵義會議決議指出：敵人在五次“圍剿”中，採用堡壘主義戰略戰術，企圖逐漸消耗我們的有生力量與物質資財，尋求我主力決戰，以達到消滅我們的目的。“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戰略路線應該是決戰防御（攻勢防御），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戰中，有把握的去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徹底粉碎敵人的‘圍剿’。然而在反對五次‘圍剿’戰爭中，卻以單純防御路線（或專守防御）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並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防御的戰略路線。”這就使敵人的堡壘戰術達到了目的，“使我們的主力紅軍受到部分損失，並離開了中央蘇區根據地”。這條路線是完全錯誤的，“同我們紅軍取得勝利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是完全相反的”。（參見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5—6頁。)遵義會議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取消長征前成立的博古、李德有最高軍事領導權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后來，中央常委分工，由張聞天替代博古負總責﹔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 355頁。)周恩來很注意聽取和尊重毛澤東的意見，這樣黨的軍事路線就完全改變了。中央紅軍在周恩來、朱德和毛澤東的正確指揮下，不僅二渡赤水后搶佔婁山關、重進遵義城，取得長征以來的第一個大勝利，而且南渡烏江、佯攻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改變了國民黨軍隊前堵后追局面，實現了中央紅軍由被動到主動的轉變。
上述三大改變，最重要的是黨中央領導核心的改變。有了這個改變，才有思想路線和軍事戰略方針的改變，從而使遵義會議成為黨的歷史的第一次偉大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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