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遵義會議為界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兩個14年
對遵義會議歷史意義的認識，既要放在那段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來考察，還要放到整個新民主主義歷史進程中進行分析。歷史的發展往往會出現驚人的相似之處。新中國成立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將改革開放前后的歷史分為兩個階段。習近平在談到改革開放前后兩個 30年的關系時說：既不要以前 30年否定后 30年，也不要以后 30年否定前 30年。遵義會議前后的兩個 14年，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的兩個 30年的歷史進程有許多相似之處。
——首先，作為兩個歷史時期的轉折點而言，如果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后對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轉折點的話，那麼遵義會議是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認識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轉折點。
——其次，就兩個歷史時期的曲折發展而言，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 30年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后的頭八年的順利發展，接著是 10年曲折和“文革”10年大挫折一樣，遵義會議前的 14年，建黨之后參與領導的頭 6年的大革命運動是黨的歷史首度輝煌，接著又遭受到大革命的失敗和接二連三的“左”傾錯誤的曲折，特別是第五次反“圍剿”斗爭的失敗和湘江戰役的嚴重挫折。這兩個轉折點，都處於黨的歷史發展面臨著向何處去的危急關頭。
——再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改革開放的 30多年，黨在總結歷史經驗和新鮮經驗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麼樣的執政黨和怎樣建設執政黨等一系列根本問題，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同此一樣，遵義會議后的 14年，黨在總結歷史經驗和抗日戰爭新鮮經驗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回答了什麼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怎樣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系列根本問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創立了毛澤東思想。
那麼，怎樣認識遵義會議前后兩個 14年的關系呢？筆者在比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的兩個“30年”關系時，曾經作了一個總的判斷，即前“30年”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后“30年”是前“30年”的歷史延續、方向校正和創新性發展。毫無疑問，不能簡單地將這個說法機械地硬套上去看待遵義會議前后兩個 14年的關系，但是就辯証地、歷史地進行比較研究而言（既要從前往后看，又要從后回頭往前看），這個思路還是可以借鑒的。
（一）先看遵義會議的前14年對其后14年的影響。
一是遵義會議的前 14年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已有初步認識，為后 14年進一步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和特點奠定了思想基礎。二是遵義會議的前 14年對中國革命道路進行了艱辛開拓，為后 14年概括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奠定了實踐基礎。三是遵義會議的前 14年建立廣大蘇區的革命實踐和在蘇區開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方面的草創建設，為后 14年在抗日民主根據地和解放區的新民主主義建設提供了初步經驗。四是遵義會議的前 14年對黨的建設和人民軍隊建設的可貴探索所積累的豐富經驗，為后 14年總結中國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和決定黨的性質的三大優良作風奠定了認識基礎。五是遵義會議的前 14年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優秀領導干部，為后 14年形成黨的第一代成熟的領導核心和骨干力量，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奪取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作了干部准備。
與此同時，要正確地把握以下幾個問題：
——講遵義會議的歷史功績不是要否定遵義會議前 14年黨的歷史。在那 14年，正確的指導思想還是主流，犯錯誤是第二位的。右的錯誤是在大革命后期犯的，不過半年左右﹔“左”的錯誤主要在土地革命戰爭前期，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佔主導地位隻有 4年。
——講從遵義會議開始形成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只是就其成熟性、穩定性而言，並不是說黨的歷史隻從遵義會議才開始，此前的領導都不算數。如果這樣理解，那是對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的誤讀。
——就是在黨犯錯誤時期，廣大黨員和黨領導的廣大群眾，還有從基層干部到高級領導干部，為革命仍然做了許多工作和巨大貢獻。自土地革命戰爭起，開辟和建設的一個又一個革命根據地，形成的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和長征精神，都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艱苦卓絕斗爭中鑄就的。這些革命精神永遠感天動地，熠熠生輝。
——對犯錯誤的領導人也要具體分析，不能再固守“一錯全錯”的形而上學思維定勢。陳獨秀作為黨的創始人之一，在前期的功績是有目共睹的。就是王明主持起草主張建立統一戰線的“八一宣言”，也是應當肯定的。
（二）再回過頭來看，遵義會議的后14年與此前14年的關系。
這后 14年也有撥亂反正、歷史延續和創新性發展三個層面，即在撥亂反正、糾正錯誤之后，繼承前 14年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實踐經驗和思想理論成果，總結新的歷史經驗，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性飛躍，指引中國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具體地說：
一是實現了中央高層領導的改組，在確立以毛澤東為實際核心的正確領導后，逐漸形成了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從此，黨領導的革命戰爭從勝利走向勝利。
二是實現了軍事路線和政治路線的轉變，經過四渡赤水，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在飛越金沙江、大渡河，過雪山草地，到達陝北后，抓住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有利時機，倡導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辟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的戰略戰術，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有了新的發展，人民軍隊越戰越強，最后消滅 800萬國民黨軍隊，建立了新中國。
三是在總結井岡山時期和蘇區時期開辟的中國革命道路豐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中國革命道路理論﹔在抗日戰爭時期進一步深化了對中國革命規律和特點的認識和把握，又創立了新民主主義理論。
四是在遵義會議時，由於與共產國際聯系中斷，中國共產黨根據面對的實際情況，獨立自主地決定了自己的組織領導和方針政策等重大問題。如果說當時是不得已而為之，那麼在恢復與共產國際聯系后，中國共產黨開始改變過去唯共產國際之命是從的盲目性，逐漸確立了中國革命的獨立自主原則，並成為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
五是通過延安整風，在總結遵義會議前黨領導革命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批判“左”、右傾錯誤，確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一定要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指導原則，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從而，開啟了黨的指導思想有屬於自己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先河。
筆者以為，以遵義會議為界把民主革命的歷程劃分為前后兩個 14年，並且從前后兩個方面來辯証地、歷史地認識我們黨的這段歷史，有助於科學地把握遵義會議的歷史轉折作用，也有助於更加理性地全面認識黨領導的 28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歷程。
〔作者石仲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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