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的起伏人生【3】

初試鋒芒領導開展工人運動

包惠僧出獄不久，便從上海回到了武漢。

包惠僧找到了中共武漢地方委員會負責人陳潭秋，隨后中共武漢地方委員會改組為中共武漢區執行委員會，由他任書記，陳潭秋任組織委員，黃負生任宣傳委員。

在中共武漢區委成立的時候，還成立了一個公開的機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這兩個機構，實際上是一套人馬。包惠僧與陳潭秋、黃負生商定，區委的工作除發展黨的組織以外，重點放在組織發動工人運動上。

陳潭秋告訴包惠僧，10月中旬，地委領導了粵漢鐵路徐家棚機車處工人的一次罷工，那裡工作有基礎。於是，大家把主攻方向定在徐家棚，並決定從辦工人夜校入手。不久徐家棚工人補習學校開學了，夜晚開工人補習班，白天開工人子弟班。仿佛沙漠上出現了一片綠洲，補習學校吸引了這裡的大部分鐵路員工。不久，黨組織就在這裡發起成立了粵漢鐵路工人俱樂部。包惠僧一般隔天去一趟，至少也是一個星期去兩次。后來，包惠僧又著手開辟京漢鐵路工人工作。就在這時，漢口租界人力車工人同盟罷工爆發了。

得到罷工的消息后，包惠僧立即召集區委和分部會議，決定全力以赴，領導這次罷工。

在紛繁復雜的政治和軍事斗爭海洋裡不能自主沉浮

“中山艦事件”后不久，周恩來在大佛寺辦起一個高級政治訓練班，專門訓練從第一軍撤出的共產黨人和其他政工人員，包惠僧在那裡任政治教官。這個訓練班結束后，他又在國民政府訓練部主辦的一個戰時政治訓練班擔任班主任。這兩個訓練班都是為北伐培養干部的，學員畢業后都分派到各軍。

辦完這兩個訓練班，包惠僧便閑在廣州沒事干，中共中央決定他到莫斯科學習。7月底，包惠僧離開廣州，准備先到上海再赴莫斯科。然而，包惠僧到上海沒有幾天，中央又通知他回廣州工作，據說周恩來給中央來了信，說第二軍在后方招募新兵要成立政治部，而軍副黨代表、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又要隨軍北伐，要包惠僧回廣州擔任這個后方政治部的主任，這樣中央就決定包惠僧不到莫斯科了。

包惠僧到了廣州，去找陳延年和周恩來接洽工作，方知蔣介石沒有批准第二軍在后方招募新兵的計劃，當然也就不用成立后方政治部了。包惠僧的工作須另作安排。不久，包惠僧收到一份委任他為國民政府特派員的委任狀，令他陪同西北軍代表劉驥等人到北伐前方工作。他們9月上旬從廣州乘海船先到上海，然后乘太古公司輪船抵達漢口。這時，北伐軍還在進行攻打武昌城的戰斗。

按照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武漢行營主任鄧演達的安排，包惠僧擔任武漢新聞檢查委員會主席，西北軍的幾位代表也暫時安置在武漢，由包惠僧代表行營同他們聯系。包惠僧一身而二任，上午到行營辦公，下午到新聞檢查委員會上班。

武漢三鎮被北伐軍相繼攻克以后，逐漸成為國民革命的中心。為了培養更多的軍事政治人才，以適應革命戰爭的需要，國民黨中央決定在武漢籌建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分校。籌建武漢分校的重任落在鄧演達身上。他要物色一名得力的助手，負責籌建武漢分校的具體工作。隨著新聞檢查委員會的裁撤而空職的包惠僧，成了鄧演達圈定的人選。

籌建工作的第一件事是選定校址。包惠僧跑了好多地方，才找到兩湖書院舊址，也就是他的母校———湖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校舍。在征得鄧演達的同意以后，包惠僧與湖北省政務委員會教育科聯系，把這裡的全部房屋接收過來，開始改修擴建。校舍修建工程進展很快，僅一個多月就竣工。校舍剛剛建成，黃埔軍校第五期一個總隊就開到這裡。

籌建工作的第二件事是擬訂教育綱領。鄧演達要包惠僧同共產黨方面搞理論工作的同志商量一下，多吸收進步人士的意見，起草一個教育綱領。包惠僧以鄧演達的講話記錄為基礎進行修改補充，完成了這個任務。

籌建工作的第三件事是招生。鄧演達親自擔任招考委員會主席，日常工作由包惠僧代理。包惠僧在招生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難題是計劃名額有限，要求上學的考生太多。他不得不天天接見這些考生。但接見也隻能說說道理，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學校不得不採取嚴密的警衛措施，保証考試順利進行。通過考試，共錄取男生986名，女生195名。

新生入伍不久，鄧演達到廣州參加國民黨中央討論國民政府遷都的會議，行前將校務交包惠僧代理。不久，根據包惠僧的要求，鄧演達電請蔣介石委任包惠僧為第一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蔣介石很快復電照准。第一師師長夏斗寅為了整軍擴編，迫不及待地要包惠僧就職視事，便在荊門防地代替包惠僧發表了就職通電。

包惠僧准備到荊門一師防地視事。行前，他來到行營向鄧演達辭行。從行營回來以后，包惠僧給陳獨秀寫了一封信報告自己的行期，陳獨秀復信要包惠僧同當時正在武漢的張國燾接洽，包惠僧因對張國燾有成見沒有去，不料因此鑄成大錯。

包惠僧到達荊門的時候，已近1927年春節，他受到全師官兵的熱烈歡迎。正月初一，包惠僧和夏斗寅率部從荊門出發，移防宜昌。部隊到達宜昌后，即開始整訓。

包惠僧完全按黨軍時代的辦法訓練部隊:在師、團、營、連各級成立國民黨組織﹔改善行政管理，廢除對士兵的體罰﹔進行政治軍事教育，開展文化娛樂活動。同時，還設法將全師的給養由原來每月的12萬元增加到15萬元，保証給士兵按月發餉。經過兩個月的整訓，部隊士氣為之一振，面貌大變。這時，總司令部已頒發新番號，將第一師改為獨立第十四師。不久，包惠僧因赴夏斗寅部之前沒有按陳獨秀的指示與張國燾接洽，受到中共中央的嚴厲批評。他一氣之下，辭去了在這個師的職務。

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5月上旬，川軍楊森部進駐宜昌，夏斗寅未經請示，擅自移防沙市，欲進攻武漢。鄧演達要包惠僧前去說服夏斗寅退兵。當包惠僧趕到嘉魚見到夏斗寅的時候，進至紙坊的夏部叛軍已被葉挺所部擊潰。包惠僧沒有說服夏斗寅。

中共中央認為夏斗寅叛變是因為包惠僧沒有把工作做好，違反了黨的政治紀律，決定給他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對於這個處分，包惠僧的內心是不服的，但他又不得不接受。

7月15日，汪精衛公開分共，叛變革命，隨后到處搜捕共產黨人。周恩來通知包惠僧到中共江西省委軍事部工作，要他先到南昌待命。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幾天后，部隊南下，向廣東挺進。恰在這時，包惠僧病了，他向周恩來請求暫留南昌治病，待適當時候再去找組織。周恩來同意了包惠僧的請求，並給他寫了一封介紹信，要他病愈后到武昌去找組織。

起義部隊南進以后，包惠僧在南昌住了50天，后輾轉湖北、江蘇，於1928年春到達上海。到上海以后，包惠僧遇上了李達、施存統、馬哲民、丁默村等人。這時他才知道南昌起義的部隊已在南進途中失敗了。於是，他便“由悲觀而失望，由失望而消沉”，“和這些人一起走上了失敗主義的道路，消極脫黨”。

不久，包惠僧開始擔任《現代中國》雜志撰述。這是一個站在國民黨的左派(一邊)，站在共產黨的右派(一邊)，對兩邊都取批評的態度的雜志。出了11期，就停辦了。

1930年5月，鄧演達秘密回國抵達上海，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通稱“第三黨”。8月9日，包惠僧出席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第一次全國干部會議，被推選為該黨的中央委員、財務委員會主席兼農工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

在此期間，包惠僧接到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武漢行營主任兼湖北省主席何成浚的邀請，要他到武漢供職。包惠僧權衡再三，決定離滬赴漢。他請求鄧演達暫時停止他在該黨內的工作，然后，從上海跑到了漢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