崢嶸
在思考中走向回歸
1949年春天，解放戰爭的形勢已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包惠僧又一次面臨新的選擇。包惠僧想：我雖然在南京政府做了十幾年的事，蔣介石集團始終認定我是有共產黨嫌疑的一個人，再跟蔣介石走下去，肯定是沒有出路的。於是，向內政部提出辭職。
這時，不少人紛紛逃往台灣，包惠僧也辦好了赴台灣的証件。不過，他沒有到台灣，而是攜家到了澳門。包惠僧在思考，思考下一步該走哪條路。這時，全家的生活就靠那點遣散費。可憐區區薄資，能支撐幾個時日?單從養家糊口考慮，也要另謀一條生路。然而，此地人海茫茫，卻舉目無親，除了家人，連說句話的人也沒有。貧困、孤獨、空虛、彷徨，像4條巨蟒纏繞著他焦灼的心。
開始包惠僧總是把自己關在屋裡。他想寫一本回憶大革命時期的書，提綱都列出來了，但心安不下來。后來，他在家裡煩悶難受，就跑到中央酒店的賭場裡碰運氣，然而手氣不佳，輸多贏少，正可謂借賭消愁愁更愁!
這天又是一輸到底。包惠僧正要離開賭台，卻抬頭看到一張熟悉的臉———許克祥!沒錯，就是他———當年共產黨的死對頭、“馬日事變”的罪魁禍首許克祥!此人還是那般獐頭鼠目。包惠僧聽說他在澳門買了房子，置了產業，又看到他在賭場上一擲千金，心裡像打破了一百隻五味瓶。
包惠僧更加注意來自北平的新聞:國民黨湖南省主席程潛和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等率部起義，長沙和平解放﹔甘肅省會蘭州解放﹔青海省會西寧解放﹔國民黨綏遠省主席董其武和兵團司令孫蘭峰等率部起義，歸綏和平解放﹔國民黨新疆省警備總司令陶峙岳和省主席包爾漢等通電起義，新疆和平解放﹔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平舉行……這一則則新聞，就像一聲聲春雷震撼著包惠僧的心。他感到激動，感到振奮。然而，令他更加激動和振奮的還是接踵而來的另一則特大新聞———10月1日，北京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向全世界庄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
包惠僧終於作出了“靠攏共產黨”的抉擇，他一口氣寫了一封書信、兩份電文。信是寫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的。兩份電文，一份給政務院總理周恩來，一份給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
給周恩來的電報，全文如下:
北京人民政府
周恩來兄鑒:
兄等以廿余年之艱苦奮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勝利爭取和平，以和平與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歸仁也。南天引領，曷勝欽遲，一有使船，當來晤教。
弟 包惠僧叩
包惠僧托一位可靠的朋友在香港把信和電報發了出去。之后就是等待，等待，焦急的等待!短短20來天，竟是那麼漫長。回電終於來了，包惠僧大喜過望，因為電文中分明寫著歡迎他北上的字樣。他領著全家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停當，便趕到香港，籌資北上。
11月29日，包惠僧抵達北京。熟悉的街市，熟悉的京音，過去的情景恍如隔日，可他離開這座古城已經26個春秋了！
包惠僧受到了熱情的接待。第二天，董必武請他吃飯，董必武對他說：“你回來是黨中央的決定。”包惠僧非常感動，也非常興奮。他跟董必武談起了自己沿途的觀感。他從天津和北京良好的秩序看到了社會主義的儉朴氣象和政府的嚴肅作風。他說這種氣象不僅不能與抗戰時期的重慶、成都、昆明相提並論，就是與大革命時期的武漢、長沙、廣州也大不相同。董必武給他介紹了一些平、津解放后的政府建立革命秩序、整理市政、安撫流亡的艱苦工作情況，包惠僧實實在在感到了人民政府是真正為人民做事的政府。
幾天以后，包惠僧接到一份請柬:周恩來邀請他們夫婦到中南海赴宴。12月25日下午，包惠僧帶著妻子來到中南海勤政殿。參加宴會的除他們夫婦外，還有一二十人，都是剛從海外歸來的各方人士。
宴會結束的時候，周恩來對包惠僧說：“你留一下，我還有話要跟你講。”
送走其他客人，周恩來同包惠僧坐了下來。“你跑到哪裡去了?我找了你好久都沒有找到！”周恩來的問話帶有一點埋怨，但更多的是真誠。
包惠僧此時的心情是異乎尋常的復雜———有強烈的震撼，有由衷的感激，更有深深的悔恨和愧疚。他感到無地自容，他恨不得一頭鑽進地底。然而，老朋友的如此真誠和坦蕩，使他陡然生出一種崇高感。他仿佛正仰望著一座直聳雲霄的高山。他感到一種無以名狀的舒暢，那郁積心中22年的苦悶衷曲一下子傾瀉出來……
談話整整進行一個半小時。結束的時候，周恩來對包惠僧說：“你一大家人，也要生活嘛！”這顯然是對包惠僧那一段歷史的諒解。“不過，你過去不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你對黨要有個交代。”
沒有資料記載包惠僧接著說了些什麼話。不過，在不久他寫的一篇自傳裡的一段話，或許能夠表明他此刻的心情：“共產黨的高級干部，從毛主席以下，多半是我少年時代的伙伴。他們從艱苦中創造了新時代，我很欣慰，也很慚愧。我回到了我的老家，我精神上很感覺溫暖，仍然免不了慚愧。我願意貢獻我的勞力給共產黨和人民政府。”
1950年1月27日，包惠僧按照周恩來的安排，來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報到。他被分配在政治研究院四班三組學習。上革大就要過集體生活，包惠僧開始真有點不習慣。但他想：“沖鋒陷陣的事我也干過，這點苦頭把牙關一咬也就過去了。”所以，他一切都按規定去做，什麼事都不敢落后於人。果然，過了兩三個星期，一切都習慣了。
教材發下來了，包惠僧一看，除了毛澤東和劉少奇的著作以外，大多數是他二十幾年前看過的，甚至教過別人的，便以為這是舊戲新唱，沒有什麼困難。可是，一討論發言，他便發現別人比他講得好，自己講得總不圓滿，有時還是錯誤的。這時，他才感到自己離開革命時間久了，理論水平落后了，立場觀點方法的問題還沒解決，才感到學習的不易，學習態度端正了，效果自然就好得多了。
經過半年多學習，包惠僧寫了一份長達3萬言的《思想總結》。這是一篇全面系統的自我剖白。包惠僧對自己前半生的思想進行了梳理，對每一階段的錯誤及其根源進行了檢討，雖然有的地方過於簡單，但他的態度是真誠的。
在新的一年即將來臨的時候，包惠僧領到了一張蓋有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大紅印章的畢業証書。車窗外幾支紅梅，心腑中一片春意，包惠僧戀戀不舍地離開了革大校園。
包惠僧從華北革大畢業以后，就被安排在內務部工作，先當研究員，后任參事。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在北京因病去世，終年8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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