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萬水千山隻等閑”的中央紅軍在“屈指行程二萬”之后抵達陝北，率先為這部氣吞山河的壯麗史詩劃下了一個休止符。
毛澤東曾說：陝北是落腳點，也是出發點。落腳陝北使中國革命重新建起了大本營，隨即吹響了全民族抗戰的嘹亮號角。然而，到陝北落腳並非中共中央和紅軍最初的打算，而是在極端險惡的轉移過程中為了擺脫敵人和保存自己，根據敵我情況變化不斷調整原定計劃的結果。整個長征途中，中共中央對落腳點的選擇先后發生了七次變化。
1黎平會議
川黔邊根據地
湘江一戰，紅軍由8萬多人銳減到3萬余人。更為嚴重的是，蔣介石已經判明了紅軍的戰略意圖，調來五六倍於紅軍的兵力，在湖南武岡、城步、綏寧、靖縣等前往湘西的路上布下了一個“口袋陣”，等著紅軍往裡鑽。危急關頭，毛澤東提出放棄移師湘西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到川黔邊建立根據地，但博古、李德不予採納，依然把希望寄托在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上。
1934年12月11日，紅軍到達湖南西陲的通道縣。12日中午，中共中央在此召開了軍事緊急會議，討論紅軍行動方向問題。毛澤東從敵軍重兵阻攔這一情況出發，力主西進貴州，王稼祥、張聞天和周恩來等多數人贊同毛澤東的主張。晚上19點半，中革軍委下達了“萬分火急”電，命令部隊繼續西進，但同時依然沒有放棄北上計劃。
15日，紅軍穿越湘南進入貴州，先頭部隊佔領了黔東邊城黎平。中央政治局遂於18日在黎平召開會議，繼續討論紅軍行動方針的問題。經過激烈爭論，主持會議的周恩來最后採納了毛澤東的意見。會議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指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隨后，中共中央又在貴州瓮安縣猴場（今草塘）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重申黎平會議的決議，最終確定在川黔邊地區建立根據地作為紅軍新的落腳點。
2遵義會議
川西或川西北根據地
黎平會議后，紅軍進行了縮編，部隊輕裝前進。本著避強打弱不避戰的方針，紅軍一路勢如破竹，連克數縣，搶渡烏江，輕取遵義。
遵義會議前后，由薛岳率領的周渾元、吳奇偉兩個國民黨“中央軍”縱隊，還有川、黔、滇等地方軍閥的部隊共150多個團，對紅軍所在的川黔邊地區形成了新的包圍圈。形勢再度危急，要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根據地已經不大可能。在此情況下，劉伯承、聶榮臻等川籍將領在會上提議“打過長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據地”。
他們的理由有四：一是有紅四方面軍的川北根據地可以接應﹔二是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煙稠密，經濟條件遠比黔北好，便於立足就食﹔三是川北背靠西康，后面沒有敵情﹔四是四川對外交通不便，當地軍閥又排外，蔣介石想往四川調兵不易。會議經過討論採納了這個建議，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立蘇區根據地的決議，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
3扎西會議
雲貴川邊根據地
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積極准備，打算從瀘州上游的宜賓附近北渡長江。蔣介石急令川軍劉湘集中兵力在長江南岸堵擊，又令薛岳和黔軍王家烈率部渡烏江尾追，企圖圍殲紅軍於川江南岸地區。很快，各路敵軍紛紛逼近川南，而川軍又有40多個團扼守長江北岸，形勢的變化使渡江變得十分困難。
1935年2月7日，彭德懷和楊尚昆向軍委建議，暫停渡江計劃，將紅軍集中到雲南扎西地區進行整編，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正在扎西召開會議研究紅軍行動的中央領導採納了他們的意見，當天便作出指示：“根據目前的情況，我原定渡河計劃已不可能實現。現黨中央及軍委決定，我野戰軍應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斗的勝利來開展局面，並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
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發布了《告全體紅色戰士書》，宣布扎西會議關於黨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停止向川北發展，而在雲、貴、川三省地區中創立根據地的決議精神。同日，中革軍委又致電江西中央軍區，紅二、六軍團，紅四方面軍，通告停止執行北渡長江計劃的決定。此外，根據軍委指示，各軍團在扎西進行了整編，並組建了中共川南特委和紅軍川南游擊隊，開始為根據地建設做准備。
4會理會議
川西北根據地
扎西會議后，經過整編的紅軍二渡赤水，回師遵義，取得了婁山關大捷。婁山關一戰共擊潰和殲滅敵軍兩個師加8個團，俘敵3000余人，取得了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這一仗打開了黔北的新局面，也為實施雲貴川邊根據地計劃開了一個好頭。根據形勢變化，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首先在黔北建立新蘇區，赤化全貴州。
此后1個多月，為擺脫敵人的夾擊，毛澤東指揮中央紅軍在雲貴川邊的山嶺間東奔西突，穿插往返，取得了他軍事指揮生涯中的“得意之筆”——四渡赤水的勝利。接著，紅軍南渡烏江，巧妙地跳出了敵人的合圍圈，把幾十萬敵軍甩在烏江北岸。
在雲貴川邊境進行機動作戰，力圖創造新蘇區的同時，中共中央始終沒有放棄渡過長江向北發展、轉入川西北的戰略意圖。南渡烏江后，中央紅軍佯攻息烽，逼近貴陽，同時作出東出湖南的態勢。正在貴陽督戰的蔣介石急令滇軍救駕，紅軍遂利用滇軍東調增援貴陽之機，乘虛向雲南急進。進入雲南境內后，渡江北上的時機已經成熟。
5月9日，中央紅軍全部渡過金沙江，徹底跳出了敵人的包圍圈。12日，中央在會理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立即北上，同紅四方面軍會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創建根據地。
5兩河口會議
川陝甘根據地
會理會議后，中央紅軍以氣吞山河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搶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勝利實現會師。
會師后的工農紅軍共有10萬多人，下步戰略方針需要迅速決定。對此，紅四方面軍領導張國燾和中共中央意見分歧。毛澤東綜合分析日本入侵華北后國內形勢的變化，以及川西北地區的實際情況，決定放棄遵義會議關於在川西北建立根據地的計劃，認為紅軍應該北上至川陝甘建立根據地，這既便於進一步發展壯大，也便於東出晉冀抗日救國。張國燾卻認為革命處於低潮，想躲開敵人，到川西和西康地區保存實力，休養生息。
為統一思想認識，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縣兩河口的一座喇嘛廟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著重討論紅軍會師后的戰略方針問題。周恩來在會上作報告，從便利作戰、群眾條件、經濟條件等三個方面詳細分析了在川康一帶建立根據地的不利之處，認為如陷在川康就沒有前途，要求紅軍迅速向前，在川陝甘建立革命根據地。經過討論，會議最終通過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戰略方針的決定》，決定“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使中國蘇維埃運動放在更鞏固、更廣大的基礎上，以爭取中國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國的勝利。”
6俄界會議
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建根據地
為實現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兩河口會議同時做出了集中主力打擊胡宗南守軍、奪取控制鬆潘地區的決定。中革軍委迅速制定了鬆潘戰役計劃，決定以鬆潘為突破口打開北進甘南的通道。對中央決議陽奉陰違的張國燾這時節外生枝，他借口“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沒有解決，延宕紅四方面軍主力北上。為團結張國燾，中共中央於7月中下旬在黑水、蘆花連續召開了兩次政治局會議，直至周恩來把紅軍總政委職務讓給了張國燾，張的態度才有所鬆動。經過這一番折騰，紅軍已喪失攻佔鬆潘的有利時機，陷入胡宗南和川軍南北夾擊的危險境地。不得已，中革軍委撤銷鬆潘戰役計劃，改行夏洮戰役計劃，要紅軍穿草地北上甘南，在夏河至洮河流域建立蘇區根據地。8月底，中央機關和徐向前指揮的右路紅軍歷經千辛萬苦終於走出茫茫草地，攻佔了四川北部小城包座，打開了前往甘南的通道。張國燾此時卻又變了卦，他明確表示反對北上，拒絕橫穿草地同黨中央會合，率領左路軍掉頭南下。
9月9日，張國燾密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並有分裂和危害黨中央的明顯意圖。右路軍前敵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看到電令，趕忙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隨即同張聞天、博古等緊急磋商，一致認為再繼續說服等待張國燾率部北上，不僅沒有可能，而且會招致嚴重后果。當晚，毛澤東在紅三軍駐地召開緊急會議，決定連夜迅速脫離險區，率領紅三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並通知已進到在俄界的紅一軍團行動方針有變，原地待命。
9月11日，毛澤東率紅三軍到達甘南迭部縣俄界境內。次日，中央政治局在當地高吉村藏民居住的一個簡陋棚屋內召開擴大會議。鑒於一、四方面軍已經分開，隻有紅一、三軍的8000多人隨中央北上，革命力量元氣大傷，會議決定改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計劃，“當前的基本方針，是要經過游擊戰爭，打通同國際的聯系，整頓和休養兵力，擴大紅軍隊伍，首先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將來向東發展”。
7榜羅鎮會議
陝甘根據地
根據俄界會議決定，將紅一方面 軍第一、第三軍團和軍委縱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中共中央一邊繼續爭取南下部隊，一邊率領紅軍堅持北上。
9月17日，陝甘支隊突破天險臘子口，打贏了進入甘南的關鍵一仗。臘子口打開后，紅軍順利抵達哈達鋪。哈達鋪是甘肅南部的一個小城鎮，在紅軍官兵烹羊宰牛進行休整時，毛澤東從報紙上獲知：劉志丹領導的紅二十六軍在陝北控制著五六個縣大小的蘇區根據地，徐海東的紅二十五軍也有精兵三千，他們已經會合組成了紅十五軍團。22日下午，毛澤東在陝甘支隊團以上干部會議上宣布，首先要前往陝北，同劉志丹領導的紅軍會合。
9月27日，紅軍到達通渭縣榜羅鎮，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改變俄界會議關於首先打到甘東北或陝北，以游擊戰爭與蘇聯聯系，取得國際幫助，創建根據地原定戰略方針，作出了把長征落腳點放在陝北，在陝北保衛和擴大蘇區的戰略決策。隨后，紅軍日夜兼程向陝北進發。途徑甘陝兩省分水嶺時，毛澤東對身邊工作人員說：從江西算起到現在，我們已經走過了十個省。走下山去，就進入第十一個省——陝西省了，那裡就是我們的根據地、我們的家了。10月19日，紅軍到達陝北保安縣（今志丹縣）吳起鎮。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吳起鎮召開政治局會議，批准了榜羅鎮會議的戰略決策，正式宣告中央紅軍長征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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