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強
二、劉少奇關於黨內生活的主要思想和重要論述
在長期實踐和思考中，劉少奇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闡明了黨內生活的准則、內容、形式和方法。這些思想在革命時期逐步形成，新中國成立以后繼續發展，既保持了一致性、連貫性、系統性，又隨著黨的地位的變化而有所調整。這些論述集中體現在劉少奇的著作中，比如《民主集中制未被正確實施》《黨規黨法的報告》《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黨內團結與黨內民主集中制的執行》《論黨內斗爭》《反對黨內各種不良傾向》《論黨員在組織上和紀律上的修養》《關於建設黨的幾個問題》《論黨》《為更高的共產黨員的條件而斗爭》《為增強黨的團結而斗爭》《關於執政黨建設的幾個問題》，以及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和講話等。
劉少奇關於黨內生活的思想和論述，主要有以下八個方面。
（一）黨章是黨內生活的最高准則和根本法規。
黨章體現了黨的整體意志。劉少奇強調：“黨章，是全黨的法規，是黨的生活的准則。一切黨組織和全體黨員，都必須無條件地、不折不扣地按照黨章辦事。”“在黨內生活中發生了許多不正常現象，這並不是由於我們黨內無章可循、無法可守，也不是由於黨所制訂的章程、制度不正確，而是這些章程、制度在一些黨組織中，沒有被執行，或者被歪曲了，被破壞了。”（《劉少奇選集》（下卷），第 413頁。）所以，嚴格按照黨章健全黨內生活，是一項根本性、全局性的長期任務。
（二）民主集中制是黨內生活的根本制度。
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根本制度。由劉少奇等人負責起草、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首次將民主集中制概括為：“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黨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領導，是黨在組織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 59—60頁。）這四個“服從”，就是建立黨內生活正常秩序的根本原則。
劉少奇對民主集中制的論述，深刻揭示了黨內生活的客觀規律和基本要求。首先，他從客觀規律的高度闡明，我們黨是黨的中央、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依照一定規律結合起來的統一體。“這種規律，就是黨內的民主的集中制。”（《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358頁。）
其次，劉少奇從黨內生活的根本目的出發，指出民主集中制是達到黨的團結統一、加強戰斗力的道路，因而是保証黨內生活的最基本的制度。（參見《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 326—327頁。）“在我們黨裡面有許多問題發生，是由於我們領導同志、領導機關，不能正確地運用民主集中制來建立黨內民主生活。”(《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 386—387頁。)
第三，劉少奇科學地分析了民主和集中的辯証統一關系，概括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內涵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個表述是七大時中央領導層的共識。毛澤東在七大上說：“少奇同志講得好，放手的民主，高度的集中。我跟他交談過，這是我們共同的意見，別的同志也贊成。我想可以叫做高度的民主，高度的集中。 ”《毛澤東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 1996年版，第 398頁。 ）。他強調：“黨的民主集中制，是矛盾的統一體”（《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 303頁。），“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358頁。），“沒有真正的民主，也就沒有真正的集中”（《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 25頁。）。所以，黨內必須在實行高度民主的基礎上，實行高度集中，使二者統一而不是對立起來。（參見《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365—366頁。）
第四，劉少奇把黨的組織原則和工作路線相結合，創造性地提出民主集中制是黨內的群
眾路線。（鄧小平在八大上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吸收了這一理論創造，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的列寧主義的組織原則，是黨的根本的組織原則，也是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在黨的生活中的應用。”《鄧小平文選》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225頁。）他指出：“黨內民主的集中制，即是黨的領導骨干與廣大黨員群眾相結合的制度，即是從黨員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黨員群眾中堅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黨內的群眾路線。”（《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359頁。）在黨內嚴格按照民主集中制辦事，就是一種執行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劉少奇選集》（下卷），第 433頁。）這就深刻闡明了民主集中制和群眾路線的內在聯系，實現了二者的有機統一。
第五，劉少奇從行為主體的角度，闡明了執行民主集中制的對應性和完整性。民主集中制的執行主體一方面是普通黨員、下級、少數人，另一方面是領導干部、上級、多數人。“全黨同志不論黨的領袖或普通黨員，均須絕對的無條件的執行。”（《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 176頁。）在這個前提下，“黨的領導人和上級機關應多注意民主，黨的被領導者和下級機關應當多服從”（《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 350頁。）。“這兩方面一定要配合起來，才能有完整的民主集中制。”（《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 340頁。）
第六，民主集中制是黨委會的根本工作制度。劉少奇指出：“在黨委內部，應該實行集體領導、分工負責”（《劉少奇選集》（下卷），第 408頁。），同時採用民主集中制與個人負責制，“重要問題應該民主決定，但工作的執行則應個人負責”（《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67頁。）。他多次強調：要“集體領導”，不要搞“一言堂”、“個人專斷”、“大權獨攬”﹔要“分工負責”，不要搞“分片包干”、“各自為政”、“分散主義”。
（三）黨性修養是黨內生活的首要內容和前提條件。
劉少奇認為，黨的建設中最首要、最主要的問題，是思想建設問題。“僅僅是黨員的社會出身，還不能決定一切，決定的東西，是我們黨的政治斗爭與政治生活，是我們黨的思想教育、思想領導與政治領導。”（《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325頁。）所以，黨性修養既是開展黨內生活的前提條件，又是黨內生活的首要內容。“共產黨員的黨性，就是無產者階級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現，就是無產者本質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產階級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現。共產黨員的黨性鍛煉和修養，是黨員本質的改造。”（《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 225頁。）
每個黨員必須時刻從各方面加強黨性修養，這“在取得政權以后更為重要”。（《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103頁。）新中國成立后，劉少奇強調要“為更高的共產黨員的條件而斗爭”，並且制定了共產黨員標准的八項條件。這是黨執政后第一個關於黨員行為的具體規范。它的基本內容寫進了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通過的《關於整頓黨的基層組織的決議》和八大通過的黨章，成為黨員加強黨性鍛煉、開展黨內生活的重要准則。
（四）黨內生活應以擴大黨內民主為重點內容。
為什麼確定這個重點？劉少奇認為，因為中國缺少民主傳統，加上很多黨員不了解民主，所以，在黨內生活中長期缺乏民主精神，沒有養成民主習慣。（參見《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198、316頁。）因此，為了使黨內生活正常起來，“一切黨的組織，都必須採取切實有效的方法，發揚黨內民主”（《劉少奇選集》（下卷），第 410頁。），“適當地建立黨內民主生活，實行民主的領導方法，相當地實行黨內民主，這是完全必要的”（《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 387頁。）。劉少奇指出：“黨內民主的實質，就是要發揚黨員的自動性與積極性，提高黨員對黨的事業的責任心，發動黨員或黨員的代表在黨章規定的范圍內盡量發表意見，以積極參加黨對於人民事業的領導工作，並以此來鞏固黨的紀律和統一。”（《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365頁。）
劉少奇認為，“加強和擴大黨內民主，也就是黨內的群眾路線，領導骨干與廣大群眾相
結合”（《劉少奇傳》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8年版，第 466頁。）。實現和擴大黨內民主有兩個基本保証，一是黨員權利完全平等和被尊重，二是領導者和領導機關沒有特權。“我們的一切領導者，組織上法律上是賦予了一種對於問題最后決定的權利”，“除此以外，領導者與一般同志的權利是平等的，領導者沒有特權。”（《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 25頁。）為了擴大黨內民主，劉少奇強調要注意兩個關鍵。第一，中心一環在於認真負責地、充分地開展黨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363頁﹔《劉少奇選集》（下卷），第 411頁。）第二，關鍵在於領導干部。“隻有黨員與下級的絕對服從，而沒有領導機關與上級負責人的正確領導與民主，那還是不能使黨內生活走到正常的健全的境地，鞏固黨內的團結和統一”（《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 196頁。），所以，“首先就要我們的干部有民主修養，在行動上做模范，然后才能在同志中群眾中進行民主的訓練”（《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68頁。）。
（五）黨內監督監察是黨內生活的重要內容和保障機制。
為了健全黨內生活，必須加強黨內監督監察。劉少奇強調，“每一個黨的領袖、黨的領導者都要受黨員的監督，同時任何黨員都有權監督別人”，“下級對上級要服從，但同時又要監督他”。（《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 327頁。）劉少奇尤其重視兩個合法的“越級”行為：一是“任何黨員、黨的下級組織，對於黨的領導機關、黨的負責人、黨的上級，如果有政治上、工作上原則的不同意見，要向高級黨部報告、提議或控告時，即越級報告、提議與控告時，均是合組織手續的，可以的”（《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 303頁。）。二是“各級黨的監察委員會，有權不經過同級黨委，向上級黨委和上級監察委員會，直到黨的中央，直接反映情況和檢舉違法亂紀行為”（《劉少奇選集》（下卷），第 414頁。）。
（六）批評和自我批評是黨內生活的基本方法。
劉少奇認為，在黨內生活中，以整風精神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是黨和干部進步的原動力。他指出，“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我們黨的生活的基本方法之一，是我們不斷進步的動力。我們應當努力提倡這種方法，並且糾正有些同志的那種害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情緒”（《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 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 303頁。），“特別重要的是，必須鼓勵、支持和保護自下而上的批評”（《劉少奇選集》（下卷），第 412頁。）。為了造成暢所欲言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空氣，領導干部要以身作則，“不但要造成條件，使黨員群眾敢於進行批評，而且還要做出榜樣，對於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誠懇地而不是敷衍地進行自我批評”（《劉少奇選集》（下卷），第 412頁。）。
怎樣正確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劉少奇認為，批評和自我批評必須採取團結——批評——團結、“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真正從團結的願望出發，以同志式的愛護的態度，提出意見，互相批評，弄清是非，達到團結”（《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 674—675頁。）。所以，批評應當實事求是，反對“過”與“不及”，對事不對人，正面提出意見，隻准明槍、不許暗箭，“方式應該誠懇、坦白、光明磊落，分別具體對象，採用具體辦法﹔應是客觀的，就事論事的，而不是憑空猜想的”（《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 328頁。）。他強調，在批評中要注意兩點：一方面，要給被批評者以一切可能的申訴機會，“不能強迫人家承認錯誤，不能傷害同志的自尊心，不能使人家沒有發言權”（《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 674頁。）。另一方面，被批評者也要採取正確態度，“虛心接受一切正確的批評，同時也應該受得起誤會、打擊，以至委屈冤枉，尤其不要為別人的一些不負責任的、不正確的批評和流言所刺激而沖動起來”（《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165—166頁。）。
在批評和自我批評問題上，正確開展自我批評尤為重要。怎樣自我批評呢？劉少奇認為，自我批評也應當實事求是、態度誠懇，既不縮小、也不擴大缺點錯誤。“發揚自我批評精神，實事求是，不夸張，不抹煞，有功不驕，有過不隱，好就是好，壞就是壞。這樣的精神和態度是好的。”（《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384頁。）劉少奇本人曾在黨內會議甚至中央全會上多次自我批評，例如七屆四中全會、七千人大會等。安子文回憶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我在列席或參加中央的一些會議時，多次聽到少奇同志在會上公開地進行自我批評。他總是直截了當地向同志們表示，自己在哪一點或哪幾點上犯了錯誤，並且負責地提出，為了改正這些錯誤，需要立即採取哪些措施，使黨少受損失。有一次，他在主持起草文件時，還把自己曾經犯過的錯誤寫上去，要求全黨‘切不可重復’。少奇同志是以嚴肅的自我批評精神來教育干部的。”（《人民日報》1980年 5月 8日。）
（七）在黨內生活中要尊重少數、保護少數。
如何對待少數，是黨內生活中的重要問題，也是黨內生活正常化、民主化的重要表現。劉少奇認為：“在思想原則問題上，經過爭論之后，如果還未在黨內最后取得一致，是可以通過多數決定的。在多數決定之后，少數同志如果還有不同的意見，在組織上行動上絕對服從多數的條件之下，是有權利保留自己意見的。”（《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213頁。）
尊重和保護少數人的基本權利，不但因為這是黨內民主所要求和不可缺少的，而且因為在某些情形下，真理可能為少數人掌握。（毛澤東也常常強調這個觀點。他在七千人大會上說：“隻要服從決議，服從多數人決定的東西，少數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見。在黨內黨外，容許少數人保留意見，是有好處的。”“許多時候，少數人的意見，倒是正確的。歷史上常常有這樣的事實，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數人手裡，而是在少數人手裡。”《毛澤東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307—308頁。）那是什麼情形呢？劉少奇說：“由於客觀事物的發展，歷史的進化往往由少數聰明、有天才、有遠見的人才看得到。在這種情形下，真理在少數人方面，而大多數人所主張的卻是非真理。”（《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 331—332頁。）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劉少奇還特別指出，那些能力強的黨員也應當絕對服從組織，“如果能力強的同志對組織不採取這種態度，而採取不服從、獨干、甚至與組織為難的態度，那他的能力愈強，可能對於黨的工作妨害愈大。這是特別值得警惕的”（《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 183頁。）。
（八）對犯錯誤的黨員應採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
正確處理犯錯誤的黨員，“是黨的正確領導的必要條件之一”（《劉少奇選集》（下卷），第 271頁。），應以真正教育、幫助他糾正錯誤，教育和鞏固黨為最高目的。所以，既要用一切方法糾正黨員中的一切錯誤，又要對犯錯誤的黨員“著重思想的教育，而不輕易採取紀律處分”（《劉少奇選集》（下卷），第 272頁。）。怎樣教育呢？劉少奇認為，“應該對那些犯錯誤的同志（尤其是新同志）採用同志的、誠懇的、甚至是溫和與委婉的態度，愛護他，尊重他，細心的從原則上去分析他的錯誤，使他從原則上去了解錯誤與改正錯誤”，“隻要他的錯誤能糾正，不處罰最好”。（《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 44頁。）否則，處罰離開了教育，就要犯懲辦主義的錯誤。
在這個問題上，劉少奇強調要特別注意兩點。首先，切實保障黨員申訴與爭辯的權利和一切可能的申訴機會，“任何黨的組織，不能禁止任何同志在被處罰后向上級申訴。黨員的上訴權不能剝奪”（《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213頁。）。其次，開除黨籍是黨內的最高處分，對此應高度慎重。“在黨內對於黨員的處分，隻能以開除黨籍為最后手段。除此以外，不得再採用其他手段。”（《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 493—4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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