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強
三、劉少奇對黨內生活“偏向”的批評
90多年來，我們黨的黨內生活總體上是健康正常的，但也經歷過曲折，有時還存在嚴重不正常的情況，出現過多種偏向。劉少奇重點批評了五種偏向。
一是家長制。這是黨組織的負責人容易發生的偏向。其主要表現是把自己置於組織之上，自視為黨組織的支配者，要求別人服從他、遵守他的紀律，而他不服從一切、不遵守一切紀律。“他就這樣把黨的民主集中制，改為家長制，而他作的，是家長。”“這種組織上的家長制作風，是由他的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支配欲、特權階級的特權思想而來的。這種人如果不給以糾正、斗爭和打擊，讓他發展下去，他就可能干出各種罪惡與不法行為來。”（《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 305頁。）
二是極端民主化。極端民主化思想的主要表現是否認組織性，否認黨內有領導者與被領導者﹔脫離黨的集中領導和整體，不顧大局，不顧整體的長遠的利益，按照自己的興趣和見解在黨內任意地、自由地行動﹔不嚴格遵守黨紀，不執行領導機關的決議﹔在黨內傳播各種非組織的、非政治的、非原則的言論，或者在黨內播弄是非，或者展開無限制的空談與爭論，甚至利用“多數”的名義來實現自己的企圖。（參見《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360頁。）
在黨內生活中，上述偏向是兩種密切相關的極端現象。“極端民主化的現象，又常常當作專制主義傾向的一種懲罰而出現，凡是專制主義傾向較嚴重的地方，那裡就可能出現極端民主化的現象。這兩種傾向都是錯誤的，都極大地妨害與破壞黨內的真正統一與團結，全黨必須警惕，嚴防這些現象的發生。”（《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361頁。）
三是黨內無原則糾紛。劉少奇認為：“在黨內存在的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本位主義以及其他各種不正確的思想意識，是黨內各種無原則斗爭的來源。”（《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 309頁。）其主要表現是站在個人利益或派別利益的立場上，懷著不純或不正確的目的，憑感情在黨內鬧糾紛﹔或者在一些個別的零碎的實際問題上，和他人作絕不妥協的爭論﹔或者不擇手段地進行黨內斗爭，拉攏或打擊同志，在同志間挑撥離間，陷害同志，當面不說、背后亂說，以及對黨不負責任地亂批評、亂廣播及造謠、撒謊、誣蔑同志等。（《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200—203頁。）無原則糾紛是沒有思想和原則分歧的相互傾軋，對黨、對工作、對同志間的相互關系，有極大的破壞與妨害作用。
四是機械過火的黨內斗爭方式。劉少奇認為，“黨內斗爭是黨外階級斗爭的反映”（《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179頁。），“但是它的實質，它的內容，基本上還是一種思想斗爭”（《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180頁。）。然而，機械過火的黨內斗爭方式卻“把黨內斗爭簡單化、機械化、庸俗化”（《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195頁。），“機械地、主觀地、橫暴地、不顧一切地來‘斗爭’”（《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156頁。）。劉少奇尖銳地批評說：“這些似乎瘋癲的人”，“在黨內並沒有原則分歧的時候也硬要去‘搜索’斗爭對象”（《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162—163頁。），“故意制造黨內斗爭，並且濫用組織手段甚至黨外斗爭的手段來懲罰同志，企圖依靠這種所謂斗爭和組織手段來推動工作”（《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156頁。）。在黨的歷史上，這種黨內斗爭方式曾在一個時期佔著統治地位，“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曾經造成黨內生活不正常的現象”（《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198—200頁。），“在黨內生活上也完全破壞了黨內的民主制度”（《劉少奇選集》（下卷），第 267頁。），“造成了黨內是非不明、死氣沉沉的狀況，使黨內的有生力量受到了摧殘，使黨的事業受到了重大的損失”（《劉少奇選集》（下卷），第 271頁。）。
五是組織處理上的“懲辦主義”。它與機械過火的黨內斗爭方式密切相關，是后者的集中表現。劉少奇認為，懲辦主義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於“不是從政治上來觀察那些犯錯誤的同志，耐心地從思想上和政治上來糾正那些同志的錯誤”（《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 43頁。），而是“用簡單的對同志的組織上的處分去代替黨內教育，代替黨內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代替黨內對於問題的正常的討論與辯論”（《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 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 583頁。）。它的突出表現是主要依靠黨內的法律、組織手段去解決一切問題，並濫用組織手段。（《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 205頁。）所以，懲辦主義“是一種極不民主的習慣”（《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66頁。）。它助長了黨內的家長制、極端民主化及自由主義、宗派主義和無原則糾紛，“在黨內實行命令主義，遇事武斷，實行家長式的統治，實行‘愚民政策’，提倡黨員的盲目服從，實行無情打擊的黨內斗爭與懲辦主義，大批處罰、開除與清洗黨員，造成黨內機械的紀律與封建的秩序，使黨內生活死氣沉沉”（《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328頁。）。
劉少奇關於黨內生活的思想理論和實踐經驗，對於當前嚴肅黨內生活具有重要啟示。他對黨內生活的來源、目的、主體、內容以及制度、方法等的深刻論述，是黨的寶貴財富，需要我們繼承、發揚並堅持下去，決不能因為社會環境的變化而丟掉。而劉少奇對黨內生活“偏向”的批評，同樣是黨的財富。它警示我們，既要在實踐中切實避免、認真克服這些“偏向”，更要防止和克服新的“偏向”，比如黨內生活庸俗化、隨意化、平淡化傾向，搞自由主義、好人主義等等。
總之，嚴肅黨內生活隻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我們不但要堅持既有的原則、制度、方法和傳統，而且要根據形勢變化而豐富內容、創新形式、健全制度，通過總結歷史經驗、梳理現實問題、制定相應對策，從而增強黨內生活的政治性、原則性、戰斗性，使黨內生活具有實質內容，能夠解決突出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就有針對性地採取了一系列重要舉措，例如制定八項規定、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等，在反對“四風”、加強作風建設的同時，嚴肅了黨內生活。當然，從長遠來看，嚴肅黨內生活最根本的還是要靠有關具體制度的逐步完善。
〔作者王玉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 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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