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的中組部長陳雲【3】

倡導干部學習

陳雲本人酷愛學習。他最初的學歷並不高。他小學畢業后，14歲便去上海商務印書館當學徒了。他到商務印書館后，由於愛學習，悟性高，很快就熟悉了業務。他在業余時間，每天利用早晚時間讀書、習字、念英語。他看遍了書店中的童話、章回小說、少年叢書。下班后，還到商務印書館辦的上海圖書學校學習中文和英文，這樣堅持了三年。他還閱讀了一些政治書籍。因此，陳雲在十五六歲時，就已經是商務印書館中學識最淵博的一個了。此后，陳雲在長期緊張而又艱苦的革命斗爭中，從未放棄過學習。長期堅持學習，使陳雲成為共產黨內學識廣博，理論水平和政策水平極高的中央高級領導干部。

陳雲擔任中組部部長后，從革命實際需要，特別是從自己成長的經驗中體會到，共產黨要培養合格的干部，必須倡導學習。在《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一文中，他把學習列為共產黨標准之一，並且闡述了共產黨員應該學習的內容。他強調，“一個共產黨員是難得機會長期在課堂上學習的。因此，必須善於在繁忙的實際工作中，自己爭取時間去學習。這一點必須有堅持的精神才能做到。”陳雲在1939年12月寫的《學習是共產黨員的責任》一文中，把學習提到是共產黨員的一種任務、一種責任的高度。

陳雲經常向中組部的干部們講一個詞———“進長期大學”，就是堅持自學。他說：你現在二十幾歲，活到六十幾歲，還有四十年，學成之后，是頭號“博士”，隻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他還說，學習隨時可以進行，隻要身邊帶上兩本書。

陳雲不僅本人率先垂范，刻苦閱讀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書籍和其他政治經濟書籍，還在中央組織部組織了一個學習小組。當時參加學習小組的有王鶴壽、王德、陶鑄、陳正人等10多人，旁聽的有30多人。他們平時自學，每周集中討論一次。大家一起交流學習體會，一起研究難點，一起理論聯系實際。通過學習，中組部干部的水平提高了。當時中組部干部的理論水平、政策水平之高，是有名的。陳雲為了學習哲學，還專門請艾思奇講課。陳雲在聽講時，像小學生一樣正襟危坐，認真地聽，認真地記筆記，有不懂的地方就向艾思奇請教。他請經濟學家王學文講授經濟學課程，還請和培元、吳亮平、柯柏年、王恩華等學識淵博的人講授其他各方面知識。每次，他都甘當小學生，以老師之禮對待這些講課者，虛心向他們請教。陳雲在學習過程中還總結出幾條經驗。他在《學習是共產黨員的責任》一文中介紹這些經驗時寫道：各人程度不同，環境不同，讀書應該採取不同的辦法﹔讀書要一本書一本書地讀懂﹔理論聯系實際﹔讀書要有筆記﹔學習最好有一個小組﹔學習要與懶惰做斗爭。陳雲一生都是這樣做的。

關心愛護干部

陳雲十分愛護干部。他對那些帶著極左的眼鏡看干部，專門整干部的人極為反感，也用實際行動予以抵制。延安時期，整干部很多也整得特別狠的，要數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軼歐了。當時，康生兼任中央黨校的校長，曹軼歐則在中央黨校負責干部工作。吸收誰來黨校學習，學習后派往何處，都要通過曹軼歐。當時，中央組織部是經常介紹干部去中央黨校學習。這是中央組織部培養、安排干部的重要內容。然而，中央組織部向中央黨校介紹干部去學習、培養，每次總是要被曹軼歐退回來一些。退回來的理由，沒有別的，就是說他們家庭出身不好，社會關系復雜。被退回來的干部思想壓力很大，但又不好申辯。身為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雲很快就知道了這一情況，心裡很是生氣。他一邊做這些被退回來的干部的工作，重新安置這些干部，一邊派人同曹軼歐交涉。但曹軼歐自恃有康生支持，根本不買中央組織部的賬，每次仍然把家庭出身不好、社會關系復雜的干部退回來。

有一次，中央組織部推薦到中央黨校學習的干部，又被曹軼歐退回來一些。陳雲火了。他讓工作人員去找曹軼歐，讓他們告訴曹軼歐，就說是陳雲說的：是不是好黨員、好干部，決定於干部本身，不是家庭出身。我們黨內許多高級領導干部的家庭出身也是復雜的，能因此就否定他們的黨性品德嗎？在白區工作的黨員，在復雜的環境裡工作，必然接觸社會上各種人，能否定他們的黨性品德嗎？你曹軼歐的家庭關系也不簡單，你在上海大學讀書時，社會關系也復雜，你能否定自己嗎？經過中央組織部慎重研究決定，介紹到中央黨校學習的干部，你們不接收，是不正常的現象。

曹軼歐聽中央組織部工作人員轉達了陳雲說的上面這些話后，自知理虧，再也不敢找借口退干部了。

在延安時期，陳雲的愛護干部，還包括愛護那些被整錯的干部。每當發現這方面的問題，陳雲不管花費多少功夫，都要幫助他們搞清問題，為他們平反，重新安排重要工作。

王明到延安后，從他的極左思維出發，又搞大抓“托派分子”。在他的煽動下，延安一些部門也跟著跑，在抓所謂“托派分子”方面特別起勁，甚至對干部搞非組織的偵訊。干部隻要說一句不那麼“革命”的話，就會被人打小報告，打成“托派分子”。有一個干部，就因為有人舉報說他是“托派分子”而被開除了黨籍。這個干部到中央組織部去申訴。中央組織部經過調查后，認為原來定的開除他的黨籍是不妥當的，幫助他解決了黨籍問題。但是，他仍然被懷疑是“托派分子”。他的黨籍，也是從解決之日算起的，他此前的革命歷史就像被風吹了一樣。這個干部不服氣，再次找到中央組織部，要求幫助進一步查清問題，並且舉出了幾個証人。可是，這個干部舉出的三個証人，分散在三個地方，一個在延安，一個在國民黨統治區西安，一個在抗日前線的太行山。要想查清問題，很不容易。

陳雲對此非常重視，表示：我一定要管這個事，我要幫助這個干部搞清問題，就是再難也要搞清楚。陳雲親自給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寫信，給129師首長寫信，請他們協助調查。在戰爭年代，信件往返和取証調查很不容易。盡管是由陳雲親自寫信，仍然花費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才調查清楚。經過調查才明白：過去把這個干部打成“托派分子”，是完全弄錯了。陳雲親自動筆寫了一個建議，建議給這個干部平反，承認他過去的光榮歷史，黨籍也從他入黨之日算起。

作為中組部部長的陳雲，是管全黨干部工作的領導人，日理萬機，可是他為了一個干部的清白，就花費了兩個多月的時間。陳雲認為，這樣做是值得的。他當著中央組織部的干部多次談到這件事，告訴大家，一定要愛護干部。他還算了一個賬：我們花兩個月時間，絕對培養不出來一個干部，可我們花兩個月時間卻挽救了一個干部，這再值得沒有了。

陳雲正確對待和處理丁玲的事，是他在延安擔任中組部部長時愛護干部的又一典型。

丁玲很早就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工作。她的丈夫被國民黨殺害，是革命烈士。她本人也被國民黨抓進監獄，長期關押，精神和身體倍受摧殘。后來，她到了延安，工作一直非常好。但是，康生卻誣陷丁玲有變節行為。他還當著許多人的面公開講：“丁玲自首過。”康生當時在延安的地位是比較高的。他當眾說這個話，足以置人於死地。這個話很快就傳到了丁玲的耳朵裡。她的思想壓力非常大，就找到陳雲，請中央組織部幫助她調查清楚。她在與陳雲談話時，還流了淚。陳雲一邊安慰丁玲，一邊表示：組織會出面調查的。

但是，這件事情有一點復雜。因為康生當時在中央有領導職務，還是中央社會部部長。陳雲要把康生明確下結論的事情扳過來，很不容易。但陳雲出於實事求是、愛護干部、對一個干部的政治前途負責的態度，下決心管到底。考慮到康生的地位，陳雲找了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請任弼時找丁玲談話。任弼時很痛快就答應了。任弼時找丁玲談話后，丁玲的情緒穩定了下來。接著，在任弼時、陳雲的共同安排下，中央組織部對丁玲的問題進行了反復調查，查清丁玲並無變節行為。最后，中央組織部於1940年10月4日，鄭重為丁玲做了組織結論。

陳雲考慮到丁玲問題的復雜性，也考慮到康生親口講話誣陷丁玲，更考慮到康生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特點，決定由他和李富春親自在丁玲的審查結論上簽名。不僅如此，陳雲還在組織結論中說明：這份材料，由丁玲同志自己留存一份。做好這些工作后，陳雲親自找丁玲談話。陳雲對丁玲說：你的問題，組織已經搞清楚了，自首的傳說無証據，這種傳說不能成立。陳雲把抄清楚的丁玲結論交給丁玲一份，關照她自己妥為保存。陳雲還對丁玲同志說：毛澤東同志很關心這件事，還親筆在你的結論材料中加寫了一句話：應該認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陳雲的話和陳雲傳達的毛澤東的話，讓丁玲感激涕零。

丁玲拿到這份材料，十分感動。在此后的政治運動中，有人再次誣陷丁玲時，丁玲手裡有了陳雲等親筆簽字的中央組織部的結論材料，才得以度過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