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正才 吳楚嬰
“共產黨是殺不完的，我們這裡不是又加了一股嗎”
就在此時，共產黨與國民黨實現第一次合作后，開始了北伐。彭德懷所在的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他脫下湘軍營長的官服，換上國民革命軍的灰色軍裝，參加了北伐戰爭。他看到一路上貼著“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掃除封建勢力！”的標語，感到一片新氣象，非常振奮。在攻打武昌的戰斗中，彭德懷代理團長指揮一團作戰，有機會結識了一師政治部秘書長、共產黨員段德昌。
段德昌在深入各團活動時，發現彭德懷帶領的部隊戰斗力強，軍紀嚴明。他倆多次交談，並在玉泉山上的關帝廟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交談。彭德懷向段德昌傾吐心曲，向他講述了自己的經歷和救國救民的願望。段德昌針對彭德懷的“耕者有其田”，告訴他：“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也不應當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應當變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公有制，由按勞分配發展為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制。共產黨是按照這樣的理想而斗爭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領導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已實行按勞分配，消滅階級剝削。共產黨的任務，就是要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共產黨員就是要為這樣的理想社會奮斗終身。”
這讓彭德懷在彷徨失望中看到了希望，很快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產生了熱切的向往。他如飢似渴地閱讀段德昌送給他的《向導》《新青年》《共產主義ABC》《通俗資本論》等進步書刊，開始從深層次來思考自己的人生歷程，對自己作了嚴肅的剖析。
之后，他庄重地向段德昌表達加入共產黨的願望，並要求段德昌派人來一營發展共產黨組織，對部隊進行改造。只是由於考慮國共合作的關系，上級決定暫不在第八軍中發展黨員，他的願望才沒有馬上實現。1927年10月，彭德懷升任獨立第五師第一團團長。
大革命失敗后，全國處在白色恐怖之中。彭德懷從大革命的失敗中真正認識了共產黨，拋棄高官厚祿，冒著生命危險，毅然決然地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段德昌作為介紹人與他促膝長談。段德昌說：“這一年中，你多次要求加入共產黨，雖然未能如願，但仍獨立地堅持革命的立場，這對你來說，是經受了考驗和有益的鍛煉。現在你很久的願望己經實現，特委通過你加入中國共產黨，正報省委批准。待批准后要舉行入黨儀式。”
在入黨儀式上，彭德懷庄嚴宣誓：願為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犧牲一切，必要時獻出自己的生命。他還懷著堅定的信念對支部的黨員說：“共產黨是殺不完的，我們這裡不是又加了一股嗎？”
在以后的46年中，他為實踐庄嚴的誓詞，赴湯蹈火，嘔心瀝血，不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無論肩負重任、身處順境還是罷官謫居、身陷囹圄，升沉榮辱，他都同樣保持赤子之心，信念始終如一。“要像掃帚一樣供人民使用，不要像泥菩薩一樣讓人民恭敬我們”
彭德懷一生心裡時刻裝著人民的憂和樂。無論戰爭年代，還是和平環境，他都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常說：“我這個人沒有什麼，要說有一點長處的話，那就是不忘本。”彭德懷多次說過，“我們都打過仗，哪有靠一個人能打勝仗？要靠集體領導、民主作風、群眾路線。”“我們勝利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有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的支持。”“離開了人民，我們就會一事無成。”他待士兵親如兄弟，時刻把戰士的飢餓冷暖挂在心上，對部屬生活關懷備至，體貼入微。長征過夾金山時，他發現孫毅沒有干糧吃，馬上把自己僅有的一點干糧，分給孫毅一半。孫毅再三推辭，彭德懷笑著說：“俗話講，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見面分一半嘛！”這讓孫毅感動不已。
抗日戰爭時期，彭德懷提出在根據地實行精兵簡政，以減輕人民的負擔。就連在最艱苦的時候捋樹葉、挖野菜，也規定部隊不得在村庄附近與民爭採。他親自帶領干部攀岩越嶺到遠處山中去尋，把近處、平坦處的野菜、樹葉留給群眾。革命勝利后，他在任國防部長期間又一次對部隊實行了精兵簡政，並且從自己做起，將警衛局給他配備的3個警衛人員精簡兩個。
彭德懷牢記自己是農民的兒子，始終保持勞動人民的本色，克勤克儉，艱苦朴素。行軍打仗時，他常常身著一套舊布軍裝，腳穿一雙草鞋或布鞋，有時布鞋破爛得穿不住，還用麻繩綁著，與普通戰士沒有什麼兩樣。不同的是，他還背著一個地圖包，像長長的漁鼓。戰士們遠遠地看到，都笑他：“打漁鼓的來了！”
彭德懷主持制定八路軍的供給標准時，堅持和朱德總司令、左權副參謀長隻拿與師旅長一樣的5元錢的津貼費。辛亥革命元老、抗日英雄續范亭在延安見了彭德懷，感動不已，寫了這樣一首詩相贊：“爽直將軍貴姓彭，志如鐵石氣如鯨﹔三軍一致稱模范，粗布征衣半老兵。”
革命勝利了，可他仍然過著十分簡朴的生活。他從西北前線進京匯報工作時，看到從西柏坡進駐北京暫住香山的一些機關辦公室裡，不僅擺著沙發、茶幾，鋪著地毯，而且還放著花瓶、盆景、魚缸，極其敏銳地感覺到干部進城后思想、作風的微小變化，便直截了當地對周恩來說：“前方干部的生活情況與工作情況還極其艱苦，我想說的不只是他們可能看不慣這裡的這些情況，而主要的是恐怕進了城的同志會忘記鄉下和邊遠地區的勞動人民，同他們的感情淡薄起來，我察覺到你們住在城裡的人對農村開始有點生疏，可是時間如此短暫，就出現了這種苗頭，日子長了，會怎麼樣呢？”周恩來稱贊他意見提得及時。
抗美援朝回國后，他住進中南海“永福堂”。這是一座古老建筑，年久失修，門窗油漆剝落，屋頂漏雨。管理部門給他在什剎海附近找了一個有兩層樓房的小院。可他看后對秘書和侄女說：“住在中南海，門口有個站崗的就夠了，搬到這裡，又要搞個警衛班，那不是增加國家負擔嗎？”有關部門見他不肯搬，想把舊房翻修和粉刷，也被拒絕了。他說：“哪裡漏就補哪裡，能住就行了。”
1955年，國家進口了一批吉斯牌轎車，管理部門想把他那輛舊吉姆車更換,他說什麼也不肯。有人向他講述新車寬敞、平穩、舒適等好處，他嚴肅地說：“世界上好東西多的是，總不能見到什麼好就搞過來嘛!配車是工作需要，不是為了圖舒服，有個車坐就行了。”
彭德懷說到做到，從不搞“下不為例”。1958年回鄉時，鄉親們送了一瓷壇蜂蜜和兩隻鴨子給他。本是家鄉人民一片情意，蜂蜜和鴨子又是本地土產，可他回京后發覺了，堅持要折價匯款給隊上，並給支委們寫了一封信：“回到北京居地，數星期以后才發現你們送我一瓷壇蜂蜜，這是烏石生產大隊全體人民的勞動果實。我對於中國人民和鄰友們，無多貢獻，吾之心情不安，深感慚愧，擬將原物奉還，又不便投寄，故折價30元，請予查收，交大隊投入副業生產。”
1966年，他任三線建設副總指揮時，在螺髻山畜牧場吃了一頓飯。回到西昌一打聽才知道隻收了兩元飯錢。他說，那是人家用血汗生產的，付這麼少的錢不好。即給一位姓田的干部寫了一封信：“我們今天在你場吃過飯，每人隻算兩角錢，實在太少。以六斤肉計，每斤七角，即四元二角，還有其他飯菜，至少十元才公道。除每人已給兩角外，另補八元，請查收。任何企業必須嚴格執行核算制度。”
彭德懷常常告誡干部：“我們革命干部在人民群眾中，時時刻刻要像掃帚一樣供人民使用，為人民謀利益……不要像泥菩薩一樣讓人民恭敬我們，抬高我們，贊頌我們，害怕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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