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國共談判的進行
華北事變不僅造成嚴重的民族危機，也直接威脅到國民黨的統治，迫使蔣介石不得不在對中共的策略上，從以大規模的軍事“圍剿”為主，逐步轉向軍事、政治兩手交互並用。
1935年下半年起，蔣介石在用武力繼續對共產黨及紅軍“清剿”的同時，開始注意用“撫”的一手“消弭赤化”。所謂“撫”主要是“招安”，即利用各種手段，妄圖分化瓦解革命力量，以“溶共”、“防赤”。與此同時，國民黨的一些智囊人物向蔣介石提出同共產黨談判，以實現“溶共防共”、“安內、御侮”的目的。蔣介石迫於形勢的壓力及國民黨內政外交的需要，亦不得不考慮如何對共產黨採取更靈活一些的策略，遂提出所謂用“政治方法”解決“中共問題”的方案。這種情況下，蔣介石在1935年底主動派人秘密“打通與共產黨的聯系”，導致了國共兩黨的重新接觸。這是中國國民黨調整內外政策的一個重要步驟。
這時，中國共產黨也在調整自己的內外政策。1935年7月，共產國際確定了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政策。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於8月1日，以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同胞、各軍隊，不論過去和現在有任何利害沖突和政見分歧，都應本著“兄弟阋於牆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捐棄前嫌，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抗日，共同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宣言》表示：隻要國民黨停止進攻蘇區，實行對日作戰，紅軍立刻停止敵對行動，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並提出抗日救國、收復失地等10點施政方針。《宣言》放棄了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提出要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民族解放戰爭或善意中立的國家和民族。《宣言》的發表深受廣大群眾和各界人士的擁護，宋慶齡、何香凝會同柳亞子、經亨頤、陳樹人以及於右任、孫科等率先響應，產生巨大的影響。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后，12月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會后，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上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系統地闡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會議之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指出在新的形勢下，不僅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廣大知識分子是堅決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民族資產階級也有與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即使地主買辦營壘，也可能發生分化。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策略是“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此，必須反對“左”傾關門主義，同時堅持無產階級在抗日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
瓦窯堡會議后，中國共產黨廣泛開展了統戰工作。這時，中國共產黨的統戰工作採取了下層統戰和上層統戰同時並舉，開展上層統戰工作為主的做法。盡管瓦窯堡會議確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基本方針是抗日反蔣，但為了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不論是中共中央還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都沒有因為既定的抗日反蔣方針而放棄與蔣介石聯合抗日的機會，表現出高度的革命靈活性。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閉幕后立即開會討論了如何在中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確定了隻要中國國民黨真正停止反對紅軍的戰爭，並調轉槍口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就可以同它聯合的原則。中國共產黨這種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的正義立場，為國共兩黨開始重新接觸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在這種背景下，南京政府駐蘇大使館武官鄧文儀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明，以及潘漢年之間舉行了初步談判。
鄧文儀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深得蔣的賞識與信任，1935年春被南京政府任命為駐蘇大使館武官。同年秋回國述職時向蔣介石匯報，蘇聯政府曾向其表示願支持中國抗擊日本的侵略，同時還向蔣介石提交了一份有關王明在共產國際七大的發言摘要，蔣介石看后意識到共產國際正在改變政策，隨即指派鄧文儀馬上返回莫斯科找王明進行接觸，了解政治解決國共兩黨關系的可能性，並准備改善中蘇關系。
12月，鄧文儀奉命離開中國返回莫斯科，馬上開始進行緊張的活動，直接寫信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秘書處，請其轉交王明，請求見面。隨后，鄧文儀通過原第十九路軍流亡將領設在香港的抗日反蔣組織—中華民族革命同盟駐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再度與王明聯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了解到鄧文儀的基本意圖之后，同意接觸，由潘漢年先出面。1936年1月13日晚，潘漢年按約定時間來到胡秋原的寓所，與鄧文儀就國共兩黨關系問題進行了具體的商談。接著，中共代表團負責人王明又同鄧文儀舉行過多次會談。鄧文儀提出國共兩黨再次合作的條件是：（一）取消中國蘇維埃政府，這個政府的所有領導人和工作人員參加南京政府﹔（二）改編中國紅軍為國民革命軍，因為同日本作戰必須有統一的指揮﹔（三）國共兩黨間恢復1924—1927年間存在過的合作形式，或其他任何形式。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可以繼續獨立存在。鄧文儀還說明：南京國民政府將實行革新並逐步實行中共《八一宣言》中所提出的國防政府的10點綱領﹔在紅軍改編時，雙方可以交換政工人員，以示互相信任和尊重﹔南京政府還將供給紅軍一定的武器和糧食等。此外，鄧文儀還闡述了蔣介石規定的原則，其核心是政權與軍隊指揮權問題。至於抗日區域，改編后的紅軍可開到內蒙前線抗戰，由南京政府軍隊保衛長江流域。對此，王明提出不同意見。他指出，內蒙目前實際上並非在南京政府控制之下，這種建議是不能接受的。接著，鄧文儀提出，也可以劃給西北部分地區作為紅軍的基地﹔並暗示這有可能使中共建立“國際聯系”﹔南京政府正在同蘇聯談判，以獲得蘇聯的武器供應，准備對日作戰。王明認為這些問題事關重大，最好由國民黨派人在國內同中共中央及紅軍領導人商討兩黨共同抗日的具體協議。此后，鄧文儀將他同中共代表團王明、潘漢年等人的談話記錄，整理成詳細報告，派其副官專程送回南京，供蔣介石閱示定奪。中共代表團則決定派潘漢年回國，以便在國內同中國國民黨代表繼續接觸、談判，並趁機恢復已到達陝北的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絡。
1936年2月，潘漢年再次與鄧文儀會面，鄧文儀將南京政府簽發的護照交給潘漢年，兩人商定了潘回國后與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陳果夫聯絡的辦法。至此，國共兩黨代表在莫斯科的接觸便告一段落。
從1935年底起，中國國民黨主要通過以下三條渠道同中共秘密接觸。
第一條，是南京方面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渠道。聯結這條渠道的國民黨方面的代表是曾養甫和諶小岑，中共方面的代表是周小舟和呂振羽。當鄧文儀奉命在莫斯科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建立聯系的時候，蔣介石在國內也設法同中國共產黨建立聯系，並指派陳立夫主持這項工作，陳立夫指派曾養甫出面在南京設法與中國共產黨建立聯系。曾養甫
當時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南京鐵道部政務次長，又是CC的重要骨干，深受蔣介石器重。1935年11月底，曾養甫委托諶小岑尋找共產黨關系。諶小岑早年參加過“覺悟社”，和周恩來、鄧穎超相識。大革命失敗后，在國民黨方面從事勞工工作，並辦過多種刊物，和進步文化人有來往。諶小岑在接受任務的當晚，即找翦伯贊（時任國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長覃振的秘書）商量，翦提議從監獄裡放出一二個共產黨員為此事奔走，曾養甫未採納這個建議。翦又提出寫信到北平邀呂振羽（北平中國大學教授，中共北平市委領導下的“自由職業大同盟”書記，因工作需要經組織同意曾被聘為國民政府鐵道部專員）來南京。呂振羽接到諶小岑信后，即交周小舟（時任中共北平市委宣傳部長，分工聯系北平自由職業大同盟）。數天后，周小舟通知呂去南京，探明此事系何人發動和主持。11月底，呂振羽到達南京，當晚就由諶小岑陪同到曾養甫家。曾表示自己是秉承宋子文的主意辦事，希望呂振羽找一個共產黨方面談判的線索，呂振羽回答可以從學生或教授中找到線索。
1936年1月，周小舟到達南京，向呂振羽傳達中共中央北方局有關國共談判的條件是：（1）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2）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停止進攻蘇區，承認蘇區的合法地位等﹔周小舟要呂振羽辭去北平教職留南京，與國民黨代表繼續接觸。曾養甫得知這兩個條件后，代表國民黨方面提出四點要求﹔（1）停止土地革命﹔（2）停止階級斗爭﹔（3）停止蘇維埃運動﹔（4）放棄推翻國民政府的武裝暴動等活動。呂振羽立即向周小舟作了局面報告。
3月，周小舟第二次到南京，帶來了中國共產黨方面向國民黨提出的六項要求：（1）開放抗日群眾運動，給抗日愛國人民以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等抗日民主權利﹔（2）由各黨各派各階層各軍代表聯合組成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3）釋放一切抗日愛國政治犯﹔（4）改善工農群眾的生活﹔（5）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停止進攻蘇區，承認蘇區的合法地位﹔（6）劃定地區給南方各省游擊隊集中訓練，待機出發抗日。針對國民黨方面的4點要求，周小舟還向呂振羽傳達了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1）在合作抗日的形勢下，隻要國民黨實施適合工農要求的適當政策，改善工農群眾的生活，調整階級間的關系，我們為著戰勝日寇，加強國內團結，實行戰時階級休戰﹔（2）國民黨必須實行孫中山的“二五減租”政策，為了團結抗日，我們暫不沒收地主土地﹔（3）國民黨必須承認蘇區的合法地位﹔（4）在組成國防政府的情況下，武裝推翻國民政府問題將不復存在。與此同時，周小舟還帶來由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中共中央方面領導人簽名蓋章、用墨筆寫在白綢子上的給宋子文、孫科、馮玉祥、程潛、覃振、曾養甫等人的信，每封信均附有《八一宣言》。
鑒於周小舟帶來由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等親筆簽名的信件，國民黨方面開始高度重視與周小舟等人的商談，並決定正式向中共代表提出四項條件作為進一步談判的基礎。該四項條件是：（一）停戰自屬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陝北紅軍經寧夏趨察綏外蒙之邊境。其他游擊隊，則交由國民革命軍改編。（二）國防政府應就現國民政府改組，加入抗日分子，肅清漢奸。（三）對日實行宣戰時，全國武裝抗日隊伍自當統一編制。（四）希望黨的領袖來京共負政治之責任，並促進聯俄。六七月間，周小舟第三次去南京，以正式代表身份與曾養甫會談，系統地講述了共產黨抗日的願望和六項要求及條件，並對國民黨的四條要求作了回答，然后雙方就國民政府作為國防政府的組織形式問題，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問題，南方游擊隊集中問題，釋放政治犯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在紅軍的領導權問題上，雙方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后來，呂振羽又和曾養甫面談了五六次，並要諶小岑寫成書面材料。7月，曾養甫對呂振羽說，希望兩黨主要干部會談或者周恩來來南京，或者由他和張沖去陝北。月底，曾養甫被任命為廣州市長，他的陝北之行無法實現。為此他托諶小岑轉一份密電碼給呂振羽，告知今后可用武漢電台與陝北直接聯系。此時南京方面已直接和中共中央聯系，對中共北方局的關系已不重視了。8月，周小舟第四次去南京，取走所有材料和密電碼。10月，中共中央通知北方局，以后同南京方面的談判統一於中央，以免步調參差不齊。
中共北方局同南京的談判雖然未達成具體協議，但這次談判溝通了國共兩黨的思想，使南京方面對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第二條渠道的開拓者是宋慶齡，秘密使者是董健吾。
宋子文在1935年底和宋慶齡商量，要派一名使者進入陝北蘇區送信，直接和中共中央取得聯系。他們選中了董健吾。董是中共地下黨員，和宋子文是上海聖約翰大學同學，素有來往。1936年1月，宋慶齡邀請董健吾到自己的寓所，當面交給董一封信和其他物品，要他送到陝北瓦窯堡面交毛澤東、周恩來。董健吾到西安后，與同樣負有溝通國共兩黨聯系使命的中共黨員張子華（真名王緒祥，黨內名張子華，時任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組織部秘書和豫鄂陝邊區特派員）不期而遇。由於遍地冰雪，無法進蘇區，於是他們找張學良要求協助，張學良表示詫異，並去電南京核實此事，幾天以后派飛機送董健吾等至膚施（延安）。2月27日，董健吾安全到達瓦窯堡。
林伯渠、張雲逸、袁國平等領導人熱情地接待他們。董健吾進蘇區后化名周繼吾。第二天，董由林伯渠陪同將宋氏密信呈遞博古，傳遞了南京政府要同中國共產黨談判的意向。此時，中央紅軍已渡過黃河東征，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等在山西前線石樓，周恩來則和劉志丹部隊在折家坪附近。3月2日，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要博古和董健吾等人一起去石樓，討論和國民黨聯絡問題，也要周恩來參加。但是董健吾急欲回上海復命。3月4日，張、毛、彭致電博古，同意董先回上海。同日，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集中各方意見，提出“與南京談判之意見”，表示“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並向南京方面提出五項條件：“（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邁進﹔（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董健吾於3月5日帶了上述條件離開瓦窯堡回上海。
董健吾的陝北之行，很快被西北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郭正凱知道，郭立即向閻錫山報告，閻又馬上打電報給蔣介石，宋子文等人感到難堪，就收回了財政部給董健吾的委任狀。董健吾的使命就此結束。
第三條渠道是諶小岑在打通第一條渠道的同時，又通過翦伯贊和左恭（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征集部主任）建立了同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的聯系。
1935年11月底，諶小岑和左恭商議如何尋找共產黨的關系。左恭是中共地下黨員，得訊后立即去上海向黨組織報告，介紹了一位假稱中共中央長江局系統的姓黃的同志給諶小岑。這個假稱姓黃的同志，就是張子華。張子華和諶小岑交談幾次以后，建議國民黨派人直接去陝北。通過諶小岑征得曾養甫的同意后，中共上海黨組織決定派張子華赴陝北蘇區。張子華到瓦窯堡后，博古單獨接見了他，張子華口頭匯報了國民黨內部各派對抗日的態度，馮玉祥、胡漢民、陳立夫等有聯俄聯共一致抗日的表示，並介紹了陳立夫等正在尋找同共產黨中央舉行談判的動向。
1936年3月8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山西前線交口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張子華向中共中央匯報了情況，中共中央就和南京政府聯絡、談判的問題專門作了研究。4月中旬，張子華和馮雪峰一起從陝北返回上海。月底，張子華到南京，向曾養甫提出要了解南京方面聯共抗日的具體辦法。5月下旬，諶小岑將陳立夫在曾養甫家口授的四條，抄了一份給張子華，但沒有說明是南京方面的條件，隻說是諶小岑自己的看法，給中共參考。曾養甫向張子華傳達口信，約中共主要負責人見面。張子華於5月底再次到瓦窯堡。
6月初，張子華帶了幾封周恩來的親筆信返回南京。7月，曾養甫請張子華再往陝北，送一封信給周恩來，信中表示“盼兩方面能派負責代表切實商談，如兄能屏除政務來寧一敘至所盼禱”，並口頭表示，鄧穎超來也可以。
8月27日，張子華攜信第三次返抵保安。8月31日，周恩來給曾養甫復信，表示“亟願與貴方負責代表進行具體談判”，“兄及立夫先生能惠臨敝土，則弟等願負全責保兄等安全。萬一有不便之處，則華陰之麓亦作為把晤之所”。9月1日，周恩來又給陳果夫、陳立夫修書，表示“現養甫先生函邀面敘，極所歡迎。但甚望兩先生能直接與會”。張子華攜信於9月20日到達廣州，陳立夫交待此問題由曾養甫解決。
9月27日，曾養甫與張子華見面，曾養甫提出請周恩來到香港或廣州見面。28日，張子華發電向中共中央報告曾的意見。中共中央在10月9日才收到此電文，復電稱：雙方停戰后，才可考慮周恩來去談判。
10月15日，張子華向中共中央作了詳細書面匯報。這次，張子華還從廣州帶回國民黨方面答應的四個條件：（1）蘇維埃區域可以存在﹔（2）紅軍名義不要，改聯軍，待遇與國軍同﹔（3）共產黨代表公開參加國民大會﹔（4）即派人具體談判。曾養甫聲明這是國民黨當局的基本條件。10月17日，中共中央正式看到這四個條件，認為南京方面有談判誠意。同時獲悉蔣介石10月16日到西安，即要正在西安的張子華向蔣方交涉，由周恩來到西安與蔣直接談判，后因交涉沒有成功，未能成行。
9月1日，中共中央發電給正在西安的潘漢年，任潘漢年為中央談判代表，與陳立夫直接面談，其他幾條途徑逐漸停止活動。
10月初，潘漢年攜帶中共中央起草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草案》到上海。11月10日，在上海滄州飯店與陳立夫會談，張沖也在坐。潘漢年將周恩來致陳氏兄弟、蔣介石的信交給陳立夫，還根據中國共產黨起草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的基本內容，闡述了中共中央的意見。該協定提出：（一）雙方派遣全權代表舉行談判，訂立此抗日救國協定。
（二）雙方共同努力為實行對日武裝抗戰，保衛與恢復全中國之領土主權，實現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之抗日救國聯合戰線，依據民主綱領建立中華民主共和國。（三）必要步驟：雙方立即停止軍事敵對行動﹔劃定紅軍必須的與適宜的屯駐區，供給軍費、糧食和一切軍需品，不得變更共產黨和紅軍中的組織與領導﹔改革現行政治制度，釋放政治犯，不再破壞共產黨之組織與不再逮捕共產黨的人員，共產黨停止以武力推翻現政府﹔召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建立統一的全國軍事指揮機關，紅軍也派人參加，中國共產黨承認國民黨在此機關中佔主要領導地位﹔與蘇聯訂立互助協定。（四）國共派出同數的代表組織混合委員會作為經常接洽與討論的機關。（五）雙方均保持其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
對於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合作方案，陳立夫不置一詞。隻轉達蔣介石的意見：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中共軍隊目前可保留3000人，師長以上領袖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后回國，量材錄用﹔如果軍隊能如此解決，其他都好辦。潘漢年嚴肅指出：這是站在“剿共”立場的收編條件，不能說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陳立夫再次強調蔣介石的中心意旨：必須先解決軍事，其他一切都好辦，可否請周恩來出來一次。潘漢年明確指出：停戰問題不解決，周恩來是不會出來的。
潘漢年與陳立夫的晤談，由於蔣介石堅持收編立場，且不允停戰而毫無進展。不僅如此，蔣介石還調動260個團的兵力大舉進攻，紅軍被迫奮起自衛，國共兩軍在甘肅境內黃河以東展開了激烈的戰斗，一時間內戰烽火再起，國共關系又陷入緊張狀態。
11月16日，陳立夫第二次邀潘漢年去南京會談。19日開始談判，陳立夫說：蔣介石堅持原提各點，無讓步可言，並要潘漢年把上次會談時蔣介石的意圖電告中共中央。潘漢年將預先抄好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草案》交給陳，並說這是中共對民族、國家最負責、最盡職的意見，供國共兩黨合作之參考。當談到曾養甫提出的國共合作的四個條件時，陳立夫抵賴說：純屬子虛，蔣先生並未對第二人講過。雙方相持不下，會談陷入僵局。21日，潘漢年將此次會談情況報告中共中央。
為了迫使蔣介石從根本上放棄武力解決的幻想，11月18日毛澤東、彭德懷等發出《粉碎蔣介石進攻的決戰動員令》。同日，紅軍於萌城以西擊潰胡宗南部第一師之第二旅。21日，又在山城堡全殲胡宗南部一個整旅又兩個整團。在這種情況下，12月初，陳立夫又派張沖到上海，向潘漢年表示：國共談判不宜中止。
12月1日，毛澤東等紅軍將領並全體紅軍將士發表《致蔣介石書》，要求其“化敵為友，共同抗日”。12月8日，中共中央又電示潘漢年，繼續爭取停戰談判。中共中央於12月10日嚴肅指出：紅軍僅在抗日救亡前提下，承認改換抗日番號，劃定抗日防地，服從抗日指揮，紅軍不能減少一兵一卒，並須在抗日戰爭中擴充，國民黨方面，如有誠意必須立即停戰，我們絕對不做無原則讓步。由於國民黨沒有合作抗日的誠意，會談已無法進行。
1936年國共兩黨的秘密談判，最后雖陷於僵局，未達成任何協議，但由於雙方多渠道、多層次的秘密接觸和談判，加深了國共雙方之間的了解，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和兩黨代表的正式談判創造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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