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國共談判與全國性抗日戰爭的准備

以華北事變為轉折，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發生了一些變化，由華北事變前的一再妥協退讓朝著准備抵抗的方向轉變，開始加強全國的戰備，並在中國共產黨的努力下開始了國共合作的談判。

（一）國民政府的抗戰准備

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華北實行軍事擴張和經濟侵略，民族資產階級抗日傾向不斷增長、國民黨內各派系在對日問題上進一步分化的形勢下，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舉行。會上，由孫科、張繼分別代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作黨務報告，蔣介石先后作政治、外交報告，何應欽作軍事報告。蔣介石在關於對外關系的講演中表示：“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犧牲有犧牲之決心”﹔若到了和平絕望的時期與犧牲的最后關頭，則“當聽命黨國，下最后之決心”，並將“抱定最后犧牲之決心，而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達奠定國家民族復興之目的”，作為中國國民黨“救國建國惟一之方針”。

在這次大會上，中國國民黨正式提出了“國防建設”問題。大會通過的20多個提案中，大約1/3著眼於或者涉及加強國防設施、准備抗戰等事項。隨著國民黨內外政策的轉變，國民政府在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面的抗日准備工作，在艱難中起步。在國防建設方面主要的抗日准備工作有：

第一，整編全國陸軍，擴建空軍和海軍。1935年1月，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軍事整理會議，布置整軍工作。3月，在武昌成立陸軍整理處，任命陳誠為處長，負責全國陸軍的整頓和訓練。同時，還對特種兵進行了整建。整軍建軍工作至七七事變時雖未按計劃完成，但也做了不少工作，全國陸軍已整建與未整建之部隊，除各種特殊部隊外，共計步兵182個師又46個獨立旅，騎兵9個師又6個獨立旅，炮兵4個旅又20個獨立團，共約170萬人，居世界各國之首。

隨著國民政府對全國抗戰籌劃的開始，空軍和海軍建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強。至1936年底，空軍從1934年的8個大隊增至31個中隊，編成9個大隊和5個直屬中隊，此外尚有4個運輸機隊，總計共有各類飛機600余架，飛機場262個，飛機修理廠6個。至1937年春，中央航空學校和航空機械學校已培養飛行員、機械師各700余名。1936年，還與意大利合辦了南昌飛機制造廠。1934年海軍部曾把一個5年造艦50艘的計劃，呈送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但未能付諸實施。至1937年上半年，中國海軍雖有3個艦隊，大、中艦艇100余艘，但總計不過6萬噸。且各艦都是舊式的，威力很小，僅能在沿岸或江河一帶協助陸上戰斗擔任警備。

第二，構筑國防工事，整理江防、海防要塞。從1935年年底開始，國民政府投入較多的力量從事國防工事的構筑。國防工事按其堅固程度分三種：永久性工事系用鋼筋水泥構筑而成，半永久性工事系用鐵軌、枕木構筑而成，臨時性工事則由簡易木材臨時構筑。構筑程序是以首都南京為中心，逐次向國境線推進。1936年春季前后，國防工事的構筑全面展開。到七七事變前，浙江、山東、河南、晉綏、察冀各區第一期國防工事基本完成，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淞滬、吳福、錫澄、乍平嘉、乍澉甬、寧鎮、魯南、豫北、豫南、滄保德石、娘子關雁門關內長城等陣地工事。江防、海防要塞的整建，從1933年起即在德國軍事顧問的幫助下全面展開。為增強各要塞火力，南京政府向德國訂購了大批要塞重炮。其中一批平、高射兩用炮於七七事變前夕運到，星夜裝置在江陰、鎮江、南京、武漢各要塞。至1937年上半年，全國共有南京、鎮江、江陰、寧波、虎門、馬尾、廈門、南通、連雲港9個要塞區整建完畢，擁有炮台41座，各種要塞炮273門。

第三，確定戰略大后方，成立國防決策機構。根據敵強我弱這個客觀實際，確定並建設戰略大后方是中國抗日准備的一項重要任務。1935年蔣介石視察西南各省后，指出了川、滇、黔三省在未來戰爭中的重要性，特別是“四川應作復興民族之根據地”。隨著西南各省的漸趨統一，國民政府開始了對四川為中心的西南抗日大后方的建設工作。

1936年7月10日至14日，中國國民黨在南京召開的五屆二中全會上決定成立國防會議。蔣介石任國防會議議長，議員有閻錫山、馮玉祥等32人。1937年3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委員會決定成立國防委員會，設正、副主席各1人，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正、副主席兼任之。國防會議和國防委員會的設立，表明了國民政府的國防決定機構開始初步調整。

第四，制定國防規劃，劃分國防區域。國民政府在《1935年度防衛計劃大綱》中，明確劃分了國防區域、陣地線、兵力部署，將全國劃為三道防衛區域﹔其中第一線有察冀晉綏區、山東區、江浙區、福建區、粵桂區，並規定各區陸軍應努力偵察本區內之地形，利用演習構筑陣地，建筑交通道路，集積物資，完成作戰之種種准備。《1936年度國防計劃大綱》又將全國劃為四大區：抗戰區：察、綏、冀、晉、魯、豫、江、浙、閩、粵﹔警備區：包括皖、贛、湘、桂四省﹔其余各省為綏靖區及預備區。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為最高統帥機關，設冀察、晉綏、山東、江浙、福建、粵桂六個國防區指揮部，一個預備軍總指揮部。

以上抗戰的准備工作雖然具有積極的意義，但總的來講准備是非常不充分的，有的方面在后來的抗戰中並沒有發揮作用。

為了准備抗戰，國民政府還力圖加強經濟建設，統一全國財政。改變中國財政經濟的落后混亂局面，奠定長期抗戰的物質技術基礎，這是中國抗日御侮，救亡求存的基本工作。抗日戰爭前夕，國民政府在這些方面作出了較大的努力，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這方面的主要工作有：

第一，推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1935年4月，蔣介石在貴陽發起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同年11月，中國國民黨五全大會決議設置國民經濟計劃委員會，從事於建設方案之研討及實際材料之收集。12月4日，中國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通過《確定國民經濟建設實施計劃大綱案》，指出“此實救亡圖存，根本大計”，較為明確地把經濟建設同抗日救亡聯系了起來。這個運動，使經濟和國防建設有了一定的發展。

第二，建設國防工業。1935年4月，將原參謀本部所屬的秘密國防機關國防設計委員會，更名為資源委員會，隸屬軍委會，活動范圍從制訂防衛計劃轉變為從事實際建設，成為領導重工業建設的主要機構。根據前一階段的調查研究結果，資源委員會於1935年制定“重工業五年計劃”，擬投資27120萬元興建冶金、機械制造、燃料、化學等企業。1936年國民政府在財政預算中，撥給資源委員會法幣1000萬元，使其計劃得以正式實施。到全面抗戰爆發，資源委員會以投資、合辦的形式控制的企業已達23個。

第三，加強公路、鐵路建設。為利於戰時大量兵員和軍需物資的調運，國民政府在交通建設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的成績也較為顯著。1934年修筑了西北之西蘭、西漢公路，此后又擴及甘、晉、新、綏、川、滇等省。至全面抗戰爆發，共筑新路11.1萬公裡，其中1/3以上已鋪路面，全國公路網大致完成。鐵路建設也取得了很大成效。1935年9月同蒲路通車，1936年隴海路由西安延到寶雞，1936年7月蘇嘉路完成﹔1937年夏浙贛路全線通車，粵漢路也南北接軌，西南、東南諸省交通彼此貫通。到1937年上半年，全國鐵路由1927年的8000公裡增至13000公裡，其中1935年后完成的約2000公裡。

第四，改革幣制，施行法幣政策。1935年11月4日，國民政府以緊急法令宣布改革幣制，施行法幣政策。規定即日起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以后又增加農民銀行）發行的鈔票為法幣，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所有銀幣、白銀一律交由指定銀行兌換法幣，實行白銀“國有”。幣制改革的施行，標志著國民政府在全國大部分地區確立了對金融機構及其重要業務的統制，有利於推行戰時財政經濟政策，迅速調集人力、物力與財力以敷作戰之需要。

盡管抗戰前夕國民政府在經濟方面的抗日准備有許多弊端，如造成英美帝國主義在華經濟勢力的擴張、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膨脹，等等，但它后來在支持抗日、服務戰爭方面，還是起了積極的作用。

國民政府在進行抗日准備的同時逐步調整外交戰略，積極尋求外國援助。在對日交涉中，也開始由過去的妥協退讓、喪權辱國，變得日趨強硬。特別是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后，1935年底至1936年底，在以調整中日關系為中心所進行的多次談判中，國民政府對日本提出的以“廣田三原則”為核心的一系列無理要求，基本沒有再作重大的讓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