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給中華民族提出了迅速建立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迫切要求。中國共產黨為實現這一目標進行了不懈的努力。
盧溝橋事變后，中共中央派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到廬山，與國民黨代表繼續談判。7月15日，中共代表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交給國民黨，指出“在民族生命危急萬狀的現在，隻有我們民族內部的團結，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表示：“為求得與國民黨的精誠團結，鞏固全國的和平統一，實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中國共產黨願為徹底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而奮斗﹔停止推翻國民黨政權和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蘇維埃政府，改稱特區政府﹔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這個宣言，再次顯示出共產黨以民族利益為重，促成全民族抗戰的誠意。《宣言》中還提出了發動全民族抗戰、實行民權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三項政治主張，作為國共合作的總綱領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奮斗目標。
為了促使中國共產黨出兵抗日，以減輕國民政府軍隊的壓力，蔣介石也同意重新與共產黨代表談判。7月17日，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再次在廬山同蔣介石、張沖、邵力子繼續談判。在這次談判中，蔣介石雖然承認了陝甘寧邊區，但在紅軍改編后的指揮問題上，堅持3個師以上設政訓處，直屬行營領導，不設某路軍總司令部或總指揮部﹔3個師的參謀長由南京指派。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在紅軍統帥機關的名義上暫時作了讓步，在人事任命問題上則堅持了“國民黨不准插入一個人”的原則，拒絕國民黨派人參與軍事指揮。中共代表提議以《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作為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蔣介石這時雖已決心抗戰，但仍對和平存在幻想，因此對中共的提議反應冷淡，談判未獲結果。
7月21日，周恩來等離開廬山到上海。27日，周恩來抵西安，同蔣鼎文會談，蔣鼎文轉達蔣介石催促紅軍出動到前線抗日的意見。周恩來說：紅軍出動抗日這是沒有問題的，但南京必須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7月28日，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返回延安，與中共中央書記處商議紅軍改編出動抗日事宜，決定主力紅軍集中在三原迅速改編。
7月30日，日軍相繼佔領北平、天津，接著分兵四路擴大對中國的侵略：一路沿平綏線、同蒲線攻山西﹔一路由平漢線南下，進犯中原﹔一路沿膠濟線取青島﹔一路沿津浦線南下，直扑徐州。在此等嚴重形勢面前，蔣介石不敢再拖延，開始認真對待國共合作這一有關民族存亡的大事。
8月1日，張沖急電周恩來，說蔣介石密邀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3人速去商討國防大計。中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朱德、葉劍英赴南京，參加蔣介石於8月7日召開的國防會議，同時與國民黨談判。
8月9日，周恩來、朱德、葉劍英抵達南京。12日，國民政府又召開最高國防會議及黨政聯席會議，決定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為抗戰最高統帥部，並設立國防參議會。為加強軍事指揮，將全國劃分為五個戰區：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介石兼任，作戰區域為河北和山東北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作戰區域為山西、察哈爾和綏遠﹔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初為馮玉祥，后蔣介石兼任，作戰區域為蘇南和浙江﹔第四戰區，司令長官何應欽，作戰地區為福建和廣東﹔第五戰區，司令長官由蔣介石兼任（后李宗仁繼任），作戰地區為魯南和蘇北地區。
8月13日上海事變爆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決定，以軍隊一部堅持華北持久戰，特別要確保山西之天然堡壘﹔主力則集中華東，攻擊上海之敵，力保淞滬要地，鞏固首都。由於蔣介石急於調動紅軍開赴抗日前線，牽制日寇，求得上海會戰的勝利，又派代表與中共代表進行談判。
8月29日，周恩來、秦邦憲、彭德懷離開延安前往南京與國民黨談判，翌日抵達西安，並與蔣鼎文會談兩黨關系問題。蔣鼎文答應從即日起通知各方，今后不再稱共產黨為“偽黨”，不再稱紅軍為“匪軍”，以后有關行政、民運、黨務問題均與林伯渠協商解決。
因周恩來等前往太原，中共方面參加南京談判的代表改為博古、葉劍英。談判於9月中、下旬舉行。這次談判所涉及的問題較多，有邊區政府問題，紅軍改編遺留問題，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問題，八路軍出征抗日問題，辦報問題，釋放政治犯問題，發表國共合作宣言，等等。
在談判中，國民黨放棄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表現出較多的團結合作的願望。雙方通過談判，終於就國共合作抗日的一些具體問題達成了協議。（1）同意中國共產黨送交的國共合作宣言由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在紅軍改編開赴山西前線后發表，並由蔣介石發表談話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2）同意紅軍改編后設總指揮部，由朱德、彭德懷任正副總指揮（后不久改為正副總司令）。（3）關於紅軍出兵抗日問題，同意紅軍充任戰略游擊支隊，隻作側面作戰，不作正面作戰，協助友軍擾亂與鉗制敵人大部，並消滅敵人一部的作戰方針。此外，同意由中共派人到其他邊區傳達改編方針﹔同意中共在南京、上海等地設立辦事處﹔同意立即分批釋放在獄中共黨員﹔同意紅軍3個師主力於8月下旬陸續開赴前線等。共產黨在堅持對紅軍的領導和實行獨立自主的原則下，也作了某些讓步，如取消政治委員制，師政治部改為政訓處等。
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將中國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9月11日八路軍番號改為第十八集團軍，習慣仍稱八路軍）﹔葉劍英任參謀長，左權任副參謀長﹔任弼時任政治部主任，鄧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轄3個師：第一一五師以原紅軍第一方面軍為主編成，師長林彪，副師長聶榮臻，政訓處主任羅榮桓，下轄第三四三旅（旅長陳光）、第三四四旅（旅長徐海東）﹔第一二〇師以原紅軍第二方面軍為主編成，師長賀龍，副師長蕭克，政訓處主任關向應，下轄第三五八旅（旅長張宗遜）、第三五九旅（旅長陳伯鈞）﹔第一二九師以原紅軍第四方面軍為主編成，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政訓處主任張浩，下轄第三八五旅（旅長王宏坤）、第三八六旅（旅長陳賡）。全軍編制共4.5萬余人。
中國工農紅軍的改編，是中國共產黨真誠與國民黨合作，團結御侮、共同對敵的表現﹔也是國民黨最終以民族利益為重，放棄“剿共”政策，徹底轉向抗日的體現。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同國民黨軍隊合作，共赴國難，這是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合作的主要內容和主要形式。國共兩黨首先在軍事上達成聯合行動的協議，無疑大大促進了國共兩黨進一步的合作。
9月22日，國民黨通過中央通訊社公開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次日，蔣介石在廬山公開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雖然對中共仍有所指責，但亦表示願“接納”全國各黨派，“咸使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共同御侮，表示在國家“存亡危急之秋”，願與共產黨“徹底更始，力謀團結，以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事實上承認了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共產黨的宣言和蔣介石談話的發表，標志著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對於國共合作的形成，中國共產黨是非常歡迎的。毛澤東在《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一文中預言：這次合作“在中國革命歷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對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的作用”。毛澤東的這一科學預言，已被中國全民族抗日戰爭的光輝歷史所証明。第二次國共合作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核心和基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為全中國團結抗戰的光輝旗幟。
正因為如此，國共合作的實現，受到全國人民、各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的熱烈歡迎，鼓舞了四億五千萬炎黃子孫同仇敵愾奔赴抗戰前線的信心和斗志。著名的國民黨左派領袖宋慶齡異常興奮地表示：“中共宣言和蔣委員長談話都鄭重指出兩黨精誠團結的必要。我聽到這消息，感動得幾乎要下淚。”“……國難當頭，應該盡棄前嫌。必須舉國上下團結一致，抵抗日本，爭取最后勝利。”救國會領袖沈鈞儒、鄒韜奮等“七君子”被釋放出獄后，熱情贊揚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堅決擁護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全國的抗戰團結。由於國民黨重新回到聯共立場，國民黨內的李濟深、陳銘樞等領導的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也從原來的反蔣抗日轉為擁蔣抗日。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派等都竭誠擁護國共兩黨攜手抗戰，並對此寄予厚望。
渡盡劫波兄弟在，相約抗倭泯恩仇。歷史的車輪將經過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把中國革命帶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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