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伯宇
團結國民黨愛國將領，反對蔣介石的內戰政策
日本投降后，我黨為了避免內戰，和國民黨簽訂了“雙十協定”，接著舉行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等五項協議。但是蔣介石卻違背全國人民的意願，撕毀政協協議，發動了大規模內戰。在此情況下，我遵照黨的指示，在蔣軍內部醞釀反對蔣介石內戰政策的斗爭。
當時我在陸大聯系的一批進步同學，分配到南京國民黨的軍事機關，從國防部到南京守備部隊均有。這些同學希望和平建國，不願再打內戰。他們是萬建藩、賈亦斌、劉農畯、宋光烈、宋建人、王海嶠、董嘉瑞等。當時萬建藩是國民黨南京衛戍副司令，賈亦斌是蔣經國的副手，國防部預干局代局長，我們時常在他倆的家裡借著聚餐座談、聯誼、敘舊、漫談形勢，各述見聞。三載同窗，異地相逢，倍感親切。聚會時我多半是聽、問或插話，主要是介紹在軍務局看到的一些材料，以事實說明八年抗戰之后又打內戰是多麼不得人心。當時同學們反映很強烈，均不同意八年抗戰后再打內戰。蔣介石的種種倒行逆施，引起陸大同學的深思，同學們憂憤滿懷，紛紛尋找光明，籍以報國。
1947年，我黨發表《雙十宣言》，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當時為了徹底揭露蔣介石的種種欺騙，我在同學中歷數蔣介石背叛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共反人民的真相。經過一個時期的座談、討論，同學們在事實面前不能不引起深思。他們對蔣介石打內戰的目的看得越來越清楚。這為日后組織武裝反蔣奠定了思想基礎。
軍務局內的斗爭
（一）利用職務掩護同志
掩護廣東東江支隊安全轉移 1946年，蔣介石利用軍事調處，企圖把華南我廣東游擊隊（東江支隊）轉移到華北地區，以便鞏固他在兩廣的后方基地。當時國防部規定了廣東東江支隊北上的路線。我看到這份報告時就想不能再發生第二次皖南事變。當我了解到國防部的意圖是害怕東江支隊沿途散播革命種子，所以規定行軍路線便於防范（當然不能排除沿途截擊的可能）時，為了掩護該支隊的安全，我提出將支隊4000余人水運北上，既避免沿途與群眾接觸，又可便於監視。我的主張得到軍務局內穩健派的支持和局長俞濟時的同意，報蔣批准。這樣就確保了我東江支隊北上的安全。東江支隊於1946年6月30日由廣東乘船北上，於7月5日安全到達了煙台我解放區。
掩護王啟明起義后安全到達解放區 1947年3月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張國疆交我一份秘件電報。我接過一看，是報告王啟明於3月中旬在河南汲縣率部起義。這種案件本應立即呈報，因為正好是在星期六下午，張國疆早下班了，我便借機放在抽屜裡。第二天是星期日，這就晚報了兩天。這樣既掩護了王啟明安全到達解放區，我也避免了糾葛。
營救萬建藩之弟 1947年夏，賈亦斌和我談到萬建藩（時任南京警備司令部參謀長）的弟弟在蘇北擔任一個兵站分部的負責人，因涉嫌給解放區供給物資被扣押，案情嚴重。萬建藩隻此一弟，怕被老母知道出事情。賈亦斌同時也轉達了萬建藩的意思，要我設法營救，並告我“萬之弟可能是共產黨”。根據這種情況我決定冒險盡力營救，一則是搭救同志，同時也為團結爭取萬建藩，當時陸大同學聚餐多是由他相約。為此，我特意接近第六科主管軍法的何專員。何是蔣家的親屬，也是俞濟時的親屬，為人較忠厚，講情面，我以個人身份和他接近是有可能的。我們初次交談，泛泛談及歷史上的“人治”與“法治”的問題。經過談論，我給他留下了個好印象。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漸漸談及到國民黨對待共產黨嫌疑一類的案情問題。何說了實情：有些是事實，但很多屬於涉嫌，也有不少屬於虛構，此類案件頗難處理。談到投機處，何竟向我征求處理此類案件的意見。我例舉了歷史上的一些案例請他參考，並乘機問到萬建藩之弟的案件，並說萬建藩是現任的警備司令部參謀長，其弟竟陷入“共嫌”案情，家有老母，萬的心情沉重等等，還談到了萬是我陸大同學的關系。我請何慎重考慮，妥善處理。我們談話之后，何專員對萬之弟簽署處理意見為：“撤職考查，待另任用”。這樣即保全了同志，也團結了萬建藩，為爾后開展工作取得較大的便利。
類似上述情形在我經手的案件中還有一些。每次遇到這種事，我總是在合法條件下設法掩護，為之開脫。如雲南的朱家壁同志我也掩護過。
（二）斥敵
處在敵人的機要部門，在工作、環境中總是險境叢生的。1947年夏，張國疆告我第三科來了一位高參，可能是三十二軍的尹國祥，問我是否認識。我一聽有些疑慮，因為我考陸大特七期時，借用了商震先生辦的河北軍事政治學校的証件，當時遭到尹國祥的反對。現在他也到軍務局，引起我的警惕。當時該局副局長毛錦彪與尹國祥氣味相投，沆瀣一氣，更引起我的注意。果然時隔不久，軍務局后樓我的宿舍被檢查了，書桌上抽屜裡均被翻亂了。不久我因事到俞濟時局長辦公室，俞不在，遇到毛錦彪，他突然盛氣凌人地叫住我說：“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不好好干我把你關起來。”我佯裝不知何事，他拍著桌子大吼：“你干的事，你明白。”當時我想在反動派面前絕不能后退，於是反唇相譏，指斥毛錦彪：“你不講理，老子不干了。”我憤懣地說：“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把腳一跺，回到四科辦公室，當即向張國疆提出：“我干不了，不干了，請向局長報告，辭職撤職都可以。”說完想抽身離開軍務局。張國疆處事較穩，冷靜地對我說：“你先回家休息，此事由我妥為辦理。”我借機出總統府回家后，當夜囑家中收藏好家中的馬列書籍，焚毀有關材料等。我閉門不出，做了最壞的准備。過了幾天，接到張國疆電話，約我去軍務局。見面后他告我已向毛錦彪作了疏通解釋，並向俞濟時報告了我工作努力，為人正直的情況，囑我照常上班，安心工作。這樣事態平息了。不久在一個紀念會上，局長俞濟時講話時有意提出：“軍務局同仁應團結一致，努力工作，不要隨意指責，更不要把青年逼上梁山。”俞濟時意有所指，同時也為我開脫。不久毛錦彪調國防部工作了。
（三）結婚與釋疑
經過和毛錦彪的這場斗爭，尹國祥以往那種小人得志的姿態反而收斂起來，不敢再興風作浪了。但這場風波驚動了關心我的同學好友。特別是聯勤部的黃警華及宋光烈、劉經霖等同鄉、同學均很關心我。他們向我提出，應當結婚，以免議論紛紛。並以實情告我：“在重慶陸大讀書時，有人就懷疑你何以不結婚。”1947年冬，經劉經霖（時任南京警備司令部上校參謀）介紹認識了他的表妹敏如。經相互了解，雙方都認為很合適，1948年3月我們在杭州結婚。
婚后我們回到南京，我趁假期約同學便宴，依次訪問諸友。為了報答黃警華的關懷，我偕敏如先行拜訪﹔又承賈亦斌舉辦舞會與同學相見。經過連日周旋，我結婚的消息自然傳遍了軍務局。又經張國疆、楊振興先生的解釋，對我的懷疑明顯地消失了。不久，張國疆調任駐蘇武官，俞濟時讓我接任第四科科長，少將高級參謀。我乘機把楊寶賢同學調到四科協助工作。形勢一變，我便於開展工作了。
和敏如結婚后，有了一個助手，來訪同學大都由她接待，有事她就直接到總統府告訴我。這樣，我開展工作方便多了，也比較保密。
（四）因公赴北平，趁機見傅作義
1948年新年之后，我出差去北平。當時傅作義坐鎮北平，統率華北軍政，我很想和他見面談談。因為我和他有一定的友誼。1927年涿州戰役，傅一戰成名。戰事結束后，他被張作霖父子羈押在保定。1928年北伐軍進到隴海線時，我正在保定河北大學讀書。是年夏季的一天，父親的朋友約我共同幫助傅作義逃出了保定，擺脫了奉軍的看押，經白溝河到達天津，接管了天津警備司令部，肅清了張宗昌、褚玉璞的殘部，開創了北伐軍在天津的勝利局面。我大學畢業后，未再和傅會面。這時華北戰事方酣，我希望見到他，做做工作，推動形勢的轉變。
到北平后，我首先和陸大同學孫伯舉聯系。當時他是北平行營的參謀處長。我告他了來京目的，提出想見見傅作義先生，順便看看陸大的同學。從孫伯舉、羅文浩（時任河北省保安司令，陸大同學）處我了解到了北平形勢，並得知傅作義新任“華北剿總”，家住總布胡同。電話聯系后，傅約我第二天一早到他家去。我到后，他牢牢握著我的手說：“已多年不見了”，不禁慨然，若有所思。接著他說：“我原定今早飛天津、唐山視察，伯宇來訪，暫緩出發，借敘渴念。”他問我過去學醫怎麼進了總統府軍務局當參謀，對此他表示驚異。我了解傅的治軍精神，他初接“重任”，抽空接見機不可再，我決定傾吐真情。
我向他談了抗戰期間我志願從軍報國，以后考入陸軍大學，經蔣召見，調到軍務局（原侍從室）的經過，並告他這次來京、津是想看看華北情況。我話音未落，他轉了口氣，說：“你有使命來京吧？”我誠懇相告，自己是以世交晚輩身份來看先生的。他聽后轉為愉快，叫我坐到近前談心，我乘機談了幾個問題。
首先談了八年抗戰之后蔣介石又發動內戰的形勢。1946年全面進攻失敗，1947年重點進攻又遭失敗，損失慘重，軍無斗志﹔解放軍已插入大別山區，把戰爭引入中原腹地﹔政治上李濟深等國民黨元老又建立了革命委員會，國民黨分裂，蔣家天下岌岌可危。造成這種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蔣獨裁專斷，違背民心，發動內戰，國民黨內部腐敗無能，其失敗只是時間問題。接著，我向他說明危難之中蔣把華北重任委以先生，戰則難操勝券，敗則責任在身。我與先生情屬至交，曾患難與共，所以借來京機會，妄進一言，請先生慎思。我談了之后引起傅的沉默。接著我講了一段歷史，引用楚漢相爭、謀士蒯通說韓信的故事：“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又說“楚漢相爭，非賢者不能息天下之禍。”我記得講到此處，傅先生問我此事出自何處，我答曰《史記?淮陰侯列傳》。他很認真地記在本上。我借此拜別，他送我時頷首示意，表示惜別。
在北平1個月，訪問了當時的軍政首腦及在北平的同學，基本上了解了華北局勢，公事告一段落。1948年春節前回到了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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