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諾私人通信中的紅色中國情結【2】

激怒斯諾的個人遭遇

斯諾畢生都在為宣傳紅色中國而奔走。他撰寫的著作和採訪在西方世界廣受關注，是歐美了解中國共產主義最為重要的渠道之一，在“鐵幕”和“竹幕”隔斷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冷戰時期尤其如此。然而，雖然斯諾在歐洲擁有眾多讀者，卻因為美國的對華敵視政策，而在祖國橫遭批判，以至於無法完整向美國社會描述中國見聞。倍感受挫之余，斯諾甚至極為憤怒，更顯示了其對中美加強相互了解的強烈期盼。

一方面，斯諾的中國著作無法引起美國媒體的正面回應，令作者如鯁在喉。1962年，斯諾根據1960年的訪華經歷，在美國蘭登書屋（Random House）出版《大河彼岸》。因為擁有當時大多數西方作者無法獲取的第一手資料，斯諾相信，該書必能引起美國讀者的極大興趣，有助於他們認識新中國的建設成就和精神風貌。然而，事與願違，《紐約時報》把書評任務交給了林邁可（Michael Lindsay）。林邁可生於英國，1938年1月到燕京大學任教，同年接觸中共。自此以后到1945年，林邁可為共產黨游擊隊提供了巨大的技術支持和物資援助，有力支援了中國抗戰，並與中共領導人結下友誼。但在離開中共時，林邁可已經開始批判共產黨的政策方針了。 李新：《八路軍的洋顧問——林邁可》，《文史月刊》2005年第12期。也許正是看中其既熟悉中國的共產主義，又與中共保持距離的個人經歷，《紐約時報》才選擇讓當時在華盛頓美利堅大學任教的林邁可評論斯諾的新著。

1962年12月9日，《紐約時報》刊登林邁可的長篇書評《登峰造極的〈紅星照耀中國〉》。當月15日，書評再次在《時報》露面，篇幅略有縮減。林邁可指責該書“令人失望”，認為斯諾徒有如此有利的“背景和（與中共的）接觸渠道”，著作卻了無新意。評論聲稱，在《大河彼岸》中，斯諾故意回避了幾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或者引用了難以經得起推敲的証據。這些問題和証據包括：第一，斯諾未能利用自己的影響，調查中國學校的課程設置，真實展現存在於“政治集會和體力勞動”夾縫之間的教育質量﹔第二，斯諾忽略1957年“大鳴大放”時期中國社會的批評意見，從而誤判中共的現狀﹔第三，斯諾避而不談台灣高速發展的“事實”，未能解釋台灣為何必須接受中共統治﹔第四，斯諾會誤導讀者相信，到達香港的大陸難民是懷戀舊體制、抵觸新體制的保守分子，以及集體農業代表著進步的方向。總之，在林邁可看來，斯諾的思維依然停留於20世紀30年代的理想主義時期，得出的結論“含糊其辭、弄虛作假或者缺乏邏輯”。 

斯諾無法接受林邁可充滿挑舋意味的評論，遂通過私人和公開途徑予以嚴厲反駁。1963年1月15日，斯諾從瑞士致信索爾茲伯裡說：《大河彼岸》一書“幾乎在世界各地，都贏得了極其正面的評價”，《紐約時報》等少數媒體是僅有的例外。他隨即話鋒一轉，指責林邁可只是自詡為中國問題和其他領域的開路先鋒。斯諾表示：林邁可的書評純屬“幼稚胡謅”（childish prattle），是“對我的人身攻擊”和“刺向我的一把尖刀”。斯諾感謝那些抗議林邁可評論的人，特別引用“一位令人尊敬的老者”之言，抨擊林邁可“顯然意在阻止人們閱讀我的著作並從中獲取信息”。對於斯諾這樣一位經歷風雨的記者而言，使用如此尖刻的措辭足以顯示，他已憤怒到了極點。

同年4月，言猶未盡的斯諾在《紐約時報》上用讀者來信的方式，與林邁可公開交鋒。斯諾開門見山地寫道，“我從來尊重貴報誠實守信的原則，你們卻就我的著作發表了極其卑劣的評論，我感到震驚”。斯諾認為，長久以來，林邁可都是“為蔣介石兩肋插刀的虔誠信徒”，其評論的依據均屬捕風捉影之類。林邁可聲稱斯諾著作提供的新信息極少，卻沒有道出這極少的新信息到底為何物。所以，斯諾憤怒地重申了私人信件中的觀點，即林邁可只是在進行人身攻擊，目的在於阻止人們從其著作中獲取中國信息。在接下來的回復中，林邁可毫不示弱，抨擊斯諾偏信中共領導人之言，不願就包括台灣在內的眾多問題展開詰問，未能得出令其信服的結論，而是把任何批評意見都視作偏見。兩位資深中共問題專家在公開場合劍拔弩張，實不多見。他們隔空對罵，全然不顧自己的文雅身份，可見憤怒程度之烈。就斯諾而言，因為林邁可的差評，傾注巨大精力寫就的著作無法取得宣傳紅色中國的預期效果，實乃無法容忍之事。他更在上引的1963年11月12日致索爾茲伯裡的信中，將難以為后者疏通中國實現訪華的局面，歸咎於林邁可的書評，其焦灼心態呈現無遺。

也許是吸取了《大河彼岸》的教訓，當《紅星照耀中國》修訂版面世之時，《紐約時報》的評論則顯得更加理性和冷靜。但與此有關的書信仍然表達了斯諾希望推銷此書，讓更多的美國民眾認識紅色中國的急切心理。1968年3月20日，斯諾告訴索爾茲伯裡，修訂版的校樣已出，並托責任編輯給他寄去一本。郵寄的目的，顯然不是僅僅在於傳遞友情，而是期盼后者能在《紐約時報》刊登書評，引起美國社會的關注。斯諾表示，修訂版成功地“將親身經歷或親眼所見的歷史與事后獲知的事實和知識協調統一起來”，耗費的時間和精力超出撰寫一本全新的著作。為了說服索氏同意推介該書，斯諾進一步強調，修訂版“可能成為中國研究者爭論的主題﹔有人咒罵，有人理解。甚至有人可能從中找到新聞線索”。

當然，斯諾的真正目的還是讓民眾閱讀《紅星照耀中國》，以增進他們對於中國共產主義的認識。此書修訂版出版以后，斯諾如願以償地在《紐約時報》上看到了書評。但《紐約時報》明顯更加謹慎，書評既無署名，篇幅也極短，評論的感情色彩較為平淡，只是稱呼斯諾為“不知疲倦的記者和作家”，認為他“發自內心地，總體上充滿激情地”記錄了中共黨人的自我認識，塑造了一個“存在於歷史之中、更加簡單的延安世界”。書評還建議，讀者應把《大河彼岸》和新版《紅星照耀中國》結合起來閱讀，以便獲得全面豐富的中國信息。 書評的這種界定符合斯諾向美國宣傳紅色中國的期望，他因此沒有在信中向索爾茲伯裡作出任何抱怨。

另一方面，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美國主流媒體不願完整刊登斯諾採寫的實時中國報道，同樣讓斯諾憤怒不已。斯諾雖然不斷強調自己訪華時的私人作家身份，卻十分關注自己的觀感能否被美國民眾所知曉。所以，在與索爾茲伯裡的往來信件中，斯諾在不斷地試探《紐約時報》刊登中國報道的可能性。但最終因為《紐約時報》無意支付斯諾所期望的版權費用，計劃無果而終，令其無比沮喪。1964年12月，斯諾還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二次訪華期間，就致信索爾茲伯裡，暗示《紐約時報》考慮購買中國報道的版權。他表示，准備撰寫6篇文章，歐洲版權已被買斷，但英文版權仍可競標：“如果《紐約時報》感興趣，你們的巴黎辦公室可以咨詢《新直言》（Le Nouveau Candide）周刊的雅克·加雷（Jacques Garai）”。為增加中國報道的分量，他宣稱：中國正在發生著“令人矚目的事情”，他將盡量捕捉新奇事物，以饗讀者。

隨后的討論持續了近兩年之久，可見斯諾對於《紐約時報》寄予的厚望，以及《時報》涉及中國問題時的謹慎態度。在收悉斯諾的建議后，索爾茲伯裡立即聯系《新直言》和另一家第三方，但都被告知他們並不受理有關斯諾中國通訊的英文版權事宜。 Harrison E.Salisbury to Edgar P.Snow, Jan.13, 1965.幾經周折，索爾茲伯裡終於弄清，斯諾期望的版權費是15000美元。隨后，索爾茲伯裡明確告訴斯諾，這一價位已經超出《紐約時報》的承受范圍，因此“不得不拒絕”他的發表要求，及早退出版權競標程序，以便不耽誤他與其他媒體的討價還價。 如此一來，斯諾與毛澤東的長篇訪談以及其他中國報道，都被擋在了《紐約時報》的大門外。

在回信中，斯諾盡管表示理解《時報》的決定，卻難掩失望和憤怒之情。他聲稱，毛澤東訪談是單獨讓《紐約時報》出價的，依然連同其他中國報道一起，與這一在美國最具盛名的報紙無緣。斯諾略帶嘲諷地寫道，“當然，《紐約時報》沒有義務給我任何解釋”，“但我好奇的是，在你們到過北京的特派記者眼裡，貴報的欄目到底有何存在價值”。針對斯諾溢於言表的憤怒，索爾茲伯裡重申：“從我們的角度而言，你的中國報道面臨的基本困難的確就是價格問題”﹔既然斯諾沒有承諾《紐約時報》可以用任何價位購買版權，它就不想就此事“爭論不休”。索爾茲伯裡還安撫性地對斯諾說：毛澤東訪談“極具新聞價值”，已經引起“轟動效應”，《時報》也已在頭版摘登其他媒體的報道，以作彌補。 

提及毛澤東訪談的遭遇，斯諾更為憤怒。他毫不隱諱地指出，索爾茲伯裡的有關解釋難以立足。他甚至質疑對方的誠信品質，可見此事對他的打擊之大。根據斯諾的說法，《紐約時報》拒絕刊登毛澤東訪談，不僅是其讀者的一大憾事，也因為討論時間較長，致使斯諾無法與其他媒體更好地討價還價，最終隻得將版權賣給《華盛頓郵報》。但《華盛頓郵報》並不領情，而是改寫訪談內容，並通過稿件辛迪加在多家媒體同時發表。斯諾表示：這是平生第一次陷入如此糟糕的境地，“對於與美國媒體就這一問題（發表中國報道）的合作，我已決定不抱任何希望”，尚未見報的周恩來訪談將僅僅以著作的形式在美國出版。索爾茲伯裡對斯諾極力安慰，將其遭遇歸咎於“文字表述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 in literary representation）現象，即大量的中間環節會導致支離破碎的言辭轉述，難以表達有關各方的真實意圖。況且，在索爾茲伯裡看來，《華盛頓郵報》已經呈現毛澤東訪談的要點，讀者反映亦非常熱烈，斯諾大可不必如此悲觀。但斯諾所受傷害極深，難以認可索爾茲伯裡的解釋。他在1965年5月6日致后者的信件中寫道：因為《華盛頓郵報》“異想天開的改寫”，自己雖然有意向美國民眾提供有用的中國信息，但已“極度灰心喪氣”﹔不僅如此，《華盛頓郵報》“無恥而不講道德”，讓自己在中共面前顏面盡失，無法繼續為美國記者盡早訪華而奔走呼吁。 

由此可見，令斯諾大發雷霆的，既有《紐約時報》拒絕刊登其中國報道的原因，亦有其他媒體在刊登過程中斷章取義，甚至故意歪曲，導致他無法准確傳遞紅色中國信息的原因。《華盛頓郵報》刊登的毛澤東訪談就屬第二類。完整的訪談報告應該首先見於歐洲媒體。爾后，斯諾試圖在《紐約時報》發表，遭拒，最后不得已向《華盛頓郵報》出讓版權。但《華盛頓郵報》沒有如實刊登，而是由記者根據訪談原文刪減改寫而成。其刪節版內容僅涉及毛澤東就越南戰爭發表的看法，既把中國刻畫為決意聯合蘇聯、朝鮮和東南亞將美國圍堵於越南的好戰分子，又宣稱中國敬畏美國的海空軍力量，願意與美國談判。事實上，根據其他媒體刊登的情況來看，毛澤東訪談原文極長，論及中國在越南問題上的立場、第三世界、核武器、赫魯曉夫、中國海外駐軍和他的人生觀等，內容全面而深入。其貫穿始終的線索，乃是毛澤東和中國的自信與和平願望。斯諾發表訪談內容的本意顯然被《華盛頓郵報》所曲解，塑造“紅色中國”正面形象的效果未能實現，其悲憤交加便在情理之中。

斯諾不但對美國媒體扭曲乃至拒絕刊載自己的中國報道深感憤怒，即便目睹與己無關的歪曲報道，也會作出同等反應。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就因此成為斯諾的譴責對象。1962年2月25日22點，NBC在第四頻道播出專題片“紅色中國白皮書”（White Paper: Red China），借用瑞士記者費爾南德·吉貢（Fernand Gigon）之口，講述中國狀況。片中充斥著歪曲和臆想。對此，斯諾不禁憤而提筆，致信該片制片人弗雷德·弗裡德（Fred Freed），表示抗議和斥責。斯諾認為，片中有四方面內容屬於捏造：吉貢是過去一年內到訪中國的唯一西方人﹔西方記者不能進入華東4座城市以外的地區﹔記者如要拍攝街道，必須躲在牆壁后面﹔記者不能拍攝中國士兵。斯諾反駁道：路透社、法新社和南斯拉夫記者都曾在中國逗留，甚至在吉貢訪華期間，他也不是當時唯一在華的瑞士記者﹔中國政府限制西方記者行動自由之事，可以拿自己和一名英國攝影記者的親身經歷証實，純屬子虛烏有﹔外國記者在拍攝時，也不需要躲在暗處，自己甚至用電影膠片拍攝了“紅色中國的坦克手、炮兵和步兵”﹔NBC為抹黑中共，不惜張冠李戴，把國民黨憲兵從后腦槍殺犯人的鏡頭，解釋為中共軍隊射殺民眾，讓人深感不齒。在信件末尾，斯諾還抨擊NBC專題片“幼稚、欺騙、過時”，認為其“誤導、歪曲和捏造”行為辜負了公眾給予的信任和賦予的責任。信中沒有說明4座城市的具體所指。

弗裡德如何回應乃至是否有過回應，我們不得而知。但此事與上述其他事例一起，反映出斯諾渴望美國民眾正確了解紅色中國的焦灼心情。他避走瑞士，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美國國內的反共親蔣氛圍。但他依然積極尋求通過私人關系，促使美國主流媒體准確刊登和評價其中國報道和著作。屢次碰壁之后，他憤怒至極。這非但沒有削弱他的正面形象，反而更加突出了他作為記者和中國“老朋友”的正義和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