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諾私人通信中的紅色中國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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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埃德加·斯諾的數次中國之行及其以紅色中國為主題的著作影響巨大，是學術界競相研究的話題，但他為促成兩國關系解凍而經歷的心路歷程無人問津。在尼克鬆1972年訪華之前的十年間，他內心的焦慮和挫折感表現得特別明顯。面對好友的訪華請求，他感到無力斡旋﹔目睹自己關於紅色中國的報道在美國橫遭扭曲和刪改，他沮喪和憤怒至極﹔而美國政府又不願主動和解，更令他同情和認同中國。所有這些挫折並未減弱他促成中美緩和關系的努力，反而轉化為更大的內心動力，推動著他以更加堅定的決心向美國和西方宣傳紅色中國。

〔關鍵詞〕埃德加·斯諾﹔私人通信﹔冷戰﹔紅色中國

從1960年至1970年，因寫作《紅星照耀中國》聞名於世的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三次訪華。而1970年10月斯諾與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合影的照片成為中美關系的經典瞬間。關於斯諾的三次訪華，各類研究和記述層出不窮，但對於這一時期斯諾內心的焦慮乃至挫折感，學界和媒體沒有任何隻言片語。這種狀況無疑不利於人們完整了解斯諾致力於宣傳紅色中國、搭建中美交流平台的堅定信念。有鑒於此，筆者試圖利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手稿文獻，並以斯諾與《紐約時報》助理執行編輯哈裡森·索爾茲伯裡（Harrison Salisbury）索爾茲伯裡（1908—1993），美國著名記者和作家。1944年，在蘇聯與斯諾相識並受其影響，開始關注中國及長征。1984年，偕妻子走完長征路。1985年，出版《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風靡全球。之間的來往信件為基礎，對他在中美關系解凍之前十年內心靈上的中國情結和為中美關系復蘇所作的不懈努力進行梳理，以求對相關問題的研究有所豐富。

斯諾與索爾茲伯裡的信件總共33封，始於1961年4月4日，止於1969年8月3日，國內外目前未見公開和系統引用。其中，斯諾致索爾茲伯裡的信件15封，斯諾寫給全國廣播公司的信件1封，索爾茲伯裡致斯諾的信件17封。就發信地址而言，斯諾發自北京、倫敦、紐約和奧地利的信件各1封，其余12封均發自瑞士，也反映出在此期間，他由於不滿美國國內反華氛圍而在國外長居的情況。索爾茲伯裡的信件都發自紐約。在來往信件的字裡行間，斯諾難以掩飾面對中美關系暗淡現狀和前景的沮喪心情，並表露了期待兩國關系轉暖和美國正確理解中國的急切心態。這也從微觀層面揭示出他在1970年再次訪華、為兩國高層傳遞緩和信號的心理動機。

令斯諾頗感失望的中美交流障礙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美從1955年到1970年，總共舉行了136次大使級會談。會談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兩國之間的人員交流問題。1956年8月6日，中國率先宣布允許美國記者入境，但遭到美國政府拒絕。1959年4月23日和1965年12月29日，美國國務院兩次發表聲明，改變之前的政策，允許記者和其他專業人士訪問中國。但此時中國政府的態度卻趨於強硬，要求美國必須首先解決台灣問題，方可涉及雙邊關系中的其他事項。 參見陶文釗、何興強：《中美關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205—206、208頁。斯諾本人雖在1970年之前，兩次應邀訪問中國，但因為兩國在人員交流問題上展開的拉鋸戰，他無法推動更多人員的互訪，倍感無奈。

斯諾把自己的訪華經歷定義為個案，認為其他美國記者難以效仿。此舉並非意在阻撓他人訪華，而是旨在說明中國的對美政策還沒有鬆動到允許記者自由訪問的程度。從1960年6月起，斯諾在中國逗留5個月之久，直到11月方才返回暫住地瑞士。斯諾能夠成行，這在很多渴望進入中國的美國記者看來，意味著中國已經放鬆限制。索爾茲伯裡就是如此認為的。然而，在1961年4月4日發自瑞士的信件中，斯諾明確表示：“至於你想親自訪問中國的願望，我的個人經歷難以提供多少有益的啟示”。他還解釋說：中國政府之所以願意對自己網開一面，主要因為他與中共“昔日的友誼”（Auld Lang Syne Auld Lang Syne是一首非常出名的詩歌，原文是古蘇格蘭方言，直譯做英文是“old long ago”或“times gone by”，大意為“逝去已久的日子”。），這種友誼可以追溯到國共內戰時期。與此相應，斯諾本人的身份也作了變通，他不再是擁有官方背景的記者，而是私自前往中國的作家。 索爾茲伯裡與中共之間沒有經久不衰的友誼，當時還肩負著《紐約時報》助理執行編輯的官方頭銜，想效仿斯諾顯然是不切實際的。1964年10月，斯諾再次訪問中國，索爾茲伯裡也再次表現出想前往中國的濃厚興趣。斯諾不得不重復前述觀點。1964年12月13日，斯諾在北京的新朝飯店（音譯，Hsin Chao Hotel）用中國郵政的電報紙，回復索爾茲伯裡說，他在中國的身份是作家而非記者，其言語之間再度給索爾茲伯裡以記者身份訪華的願望澆了冷水。

不僅如此，因為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拒不讓步，中國在人員交流方面的立場日趨強硬，斯諾為索爾茲伯裡傳話斡旋的可能性幾近消失。就在上文所引的1961年4月4日的信中，斯諾還轉述了周恩來關於中美人員交流的態度。周恩來曾告訴斯諾和英國攝影記者費利克斯·格林（Felix Greene）：在美國明確從台灣撤軍的時間表之前，中國不會接納美國記者。中國外交部官員向斯諾証實，已經收到索爾茲伯裡的訪華申請，但無法允諾成行。斯諾指出，索爾茲伯裡身不由己地成為了中美“重大政策爭論”的一部分，而雙方都無意就具體事宜進行個案處理。 到了1966年，斯諾發現，隨著中美談判陷入僵局，中國的態度更加強硬。他告訴索爾茲伯裡：如果說中國在允許美國記者訪華問題上的立場有何變化的話，那隻能是北京“更為固執地”堅持周恩來已經闡明的原則。 

雖然知曉斯諾特殊的個人身份和中國的政策禁令，索爾茲伯裡依然希望突破障礙，親眼目睹籠罩著神秘面紗的紅色中國。這種願望極其強烈，以至於貫穿了索爾茲伯裡在整個60年代寫給斯諾的各封信件。在確信自己的官方身份在中美敵對現狀下於事無補之后，索爾茲伯裡試圖另辟蹊徑。但斯諾的回應都非常消極，反映出他對當時中美關系的悲觀心態。例如，1963年10月25日，索爾茲伯裡致信遠在瑞士的斯諾，坦承自己“仍在彈奏中國琴弦，仍在尋找通向中國之門，仍在尋覓能夠打開門鎖的鑰匙”，但毫無效果。他始終相信，如果他能前往中國，撰寫第一手報道，必將推動中美關系的發展。他告訴斯諾：《紐約時報》針對中國的立場已經發生根本性轉變，不再充滿敵意。他還詢問道：“如果讓中國人注意到這一變化，是否會有任何幫助？” 對此，斯諾在11月12日的回信中不以為然。他表示已經閱讀索爾茲伯裡隨信寄來的《紐約時報》剪報，認為即便這些報道寄往中國，也無助於索爾茲伯裡獲得訪華許可，其原因在於，中國方面應該早已注意到這些報道，但其政策沒有任何改變，特別是在英、法已經迫於中國壓力而改變對台政策的背景下，更不會輕易讓步。 英國於1950年1月與中國台灣“斷交”，承認新中國，並於1954年6月和新中國建立代辦級外交關系。法國則於1964年1月同新中國建交。英法兩國與中國建交的前提，就是承認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部事務。1963年，法國與中國在此問題上顯然已經達成一致，所以斯諾才會向索爾茲伯裡發布相關言論。

1968年12月，索爾茲伯裡再度做出非同尋常之舉：直接向周恩來拍發電報。電報是否發出，我們尚無法斷定。但就索氏寄給斯諾的電報稿來看，希望周恩來網開一面的目的極其明顯。電報旨在促使中國緩和對美關系並融入國際社會，總共提出6個問題。其中，第三個問題詢問道，“是否有可能在中美全面解決重大問題之前，開展文化或經濟交流？”電報末尾更是直截了當地提請周恩來考慮，允許其本人訪華，代為“闡述中國觀點，幫助美國公眾了解（中國）”。然而，鑒於中國的相關政策，斯諾的反應照樣十分消極。他在12月16日的回信中寫道：自己跟索爾茲伯裡一樣，並不清楚這封電報是否能說服中國政府，放鬆美國記者來華的限制﹔隻能安慰地說，假設北京決定邀請美國知名記者，“我敢肯定，你的名字將首當其沖”。 

面對索爾茲伯裡堅持不懈的訪華咨詢，時刻觀察中美政策動向的斯諾深感力不從心。心情沮喪的斯諾隻得建議索爾茲伯裡另想辦法，以繞開橫亙在直接訪華道路上的政策障礙。鑒於中蘇之間的傳統關系，斯諾首先想到，索爾茲伯裡可以向蘇聯求助。他在1961年4月4日致索爾茲伯裡的信件中建議：“如果你認識蘇聯外交部或北京大使館的某位人士，而此人能夠為你（向中國政府）捎話，情形也許會有轉機”。斯諾有此建議，應是基於兩點考慮。其一，索爾茲伯裡是美國著名的蘇聯和東歐問題專家，在蘇聯應該擁有一定的人脈﹔其二，鑒於中蘇雙方在表面上一直保持著較為密切的接觸，他並不清楚兩國關系已經惡化到何種程度。因此，斯諾認為，找蘇聯人傳話，應該比較有效。從索爾茲伯裡后來的情況來看，他沒有採納此條建議。

同時，索爾茲伯裡也在嘗試通過訪問中國周邊的國家和地區，達到了解甚至進入中國的目的。斯諾雖然並不看好此種策略，卻仍然表示贊賞乃至鼓勵。1965年，經過多年申請和努力，索爾茲伯裡終於如願以償地抵達越南，發回大量第一手調查報道，揭露美國政府關於精確轟炸不會傷及平民的說法與事實嚴重不符。斯諾對其稱贊有加，並且鼓勵說：索爾茲伯裡應該如同申請進入越南一樣，堅持不懈地嘗試訪問中國，真實地刻畫中國將“極有意義”。 索爾茲伯裡為此頗受鼓舞。1966年4月14日，他致信斯諾說，准備偕同妻子，開始長途旅行，訪問香港和北越等地，盡量接近中國，希望自己的“堅持、耐心和寬容能夠早晚收到成效”，以便進入中國。1967年1月19日，索爾茲伯裡自越南返美后，在信中繪聲繪色地向斯諾描述了越南之行的豐富成果，並期望“能夠找到某條途徑，將這一經驗應用於中國”。

但受制於中美兩國的敵對政策，與中國高層友誼深厚的斯諾，也無法促成索爾茲伯裡的中國之行。而且，因與中國過從甚密，斯諾還頻遭美國主流社會的大肆指責。他在探究個人所處困境的根源時，自然站在中國的立場上。早在1961年4月4日致索爾茲伯裡的信件中，斯諾就明確指出：如果美國主動結束對華貿易禁運，迫使蔣介石從金門和馬祖撤軍，並開始簽發訪華護照，北京的政策有可能出現鬆動，記者訪華之事便可迎刃而解。斯諾還對美國媒體的不友好舉動耿耿於懷，視其為索爾茲伯裡無緣中國的另一因素。以1960年的訪華經歷為基礎，斯諾出版了《大河彼岸：今日紅色中國》（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Red China Today,1962）一書，暢談新中國取得的偉大成就。但《紐約時報》的評論卻大肆批判了此書的觀點。斯諾相信，北京方面自然對此已有了解，並將其等同於《紐約時報》在中國和台灣問題上的官方立場。斯諾認為，他為索爾茲伯裡傳話的效果會因此大為削弱，“我現在幾乎無法証明，任何《時報》人員能夠公平對待中國”。更何況，斯諾對中國人對自己新著的看法茫然不知。 1964年訪華時，斯諾曾與毛澤東和周恩來長談，美國主要報紙卻拒絕刊登斯諾的訪談報告，或者“無恥而不講道德地”隨意刪改。斯諾寫道：正因為如此，自己居中斡旋的努力毀於一旦，“我已沒有任何臉面繼續傳達訴求”，對於美國記者訪問北京的願望“已經無能為力”。 斯諾當然知曉中美互設障礙的現狀實乃多種因素交叉作用而成，但他尤其厭惡美國的台灣政策和美國報紙的反華立場。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他內心的無奈和焦慮以及重視中國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