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濤
令斯諾同情的中國在大國關系中的處境
斯諾不僅對中美民間無法順暢交換信息深感憤慨，而且極為關注中國在大國關系中的微妙處境。在與索爾茲伯裡討論此類問題時，斯諾明顯站在了中國一邊，延續著一以貫之的紅色中國情結。冷戰時期的大國關系以美蘇對抗為主線，奉行獨立外交的中國與兩個超級大國都劍拔弩張。斯諾沒有如眾多美國人一樣去指責中國，而是贊賞中國的處變不驚和冷靜應對，無形之中將中國外交困境的責任推給了美蘇兩國。
冷戰期間，很多美國人把中國和蘇聯視為一個共產主義整體，甚至出現了眾多大學生通過學習俄語去了解中國的現象。 另外，2013年11月，美國西佐治亞大學歷史系教授喬納森·戈爾茨坦（Jonathan Goldstein）向筆者証實：他於20世紀60年代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就讀時，學校就鼓勵對中國感興趣的學生從選修俄語入手。他們對於中蘇之間的裂痕將信將疑，或者渾然不知。長期觀察中國的斯諾自然不會產生如此明顯的誤解，但也有著某種程度的信息滯后現象。例如，1961年4月，中蘇已經公開決裂，他仍在建議索爾茲伯裡尋求蘇聯外交部或蘇聯駐華使館幫助，以便前往中國訪問，似乎不知兩國早已劍拔弩張。盡管如此，他在中蘇陣營分化之后不久，就已經在思考兩國矛盾將對中國造成的影響。總體而言，斯諾相信，中國不會因此招致無法承受的損失。
一方面，斯諾的確憂慮中蘇矛盾暫時滯緩中國發展的負面后果。1960年7月，蘇聯開始從中國撤走所有專家，停止一切合作項目，使得中國經濟遭受重創。斯諾於1962年9月12日寫給索爾茲伯裡的信件明顯反映出其擔憂之情。斯諾表示：他從一位自中國返回的瑞士醫生那裡了解到，雖然中國的食品形勢已經大為改善，不再嚴峻，工業生產卻在“不斷退步”。斯諾滿腹憂慮，因為“蘇聯撤走援助人員導致的不良后果遠遠超出我的預期，中國要恢復到1959—1960年的水平也許要等到1963年去了”。另一方面，即便在憂心忡忡的語氣中，斯諾依然對中國充滿信心。在前面提到的信件中，他認為，中國可在三年內克服中蘇矛盾造成的經濟后遺症。在另外一封信中，斯諾的樂觀情緒更加明顯。他直截了當地告訴索爾茲伯裡：“總體來看，我傾向於認為，中蘇對峙對於中國是一件好事”﹔原因是這種“痛苦的經歷”已經恢復了急需的地緣政治平衡，中國及其民眾都從中獲益﹔因為這一平衡，中國不但不會偏離既有的公有制軌跡，反而會發展成為世界共產主義的另一中心。
在斯諾眼裡，中國是中蘇矛盾中堅韌不屈的受害者。充滿感情色彩的判斷與索爾茲伯裡隔岸觀火般的立場對照鮮明，襯托出斯諾無時不有的紅色中國情結。作為《紐約時報》的資深編輯和共產主義觀察家，索爾茲伯裡當然也在關注中蘇關系的演變，但卻無法擺脫美國對華交往中較為常見的看似冷靜、實則居高臨下的思維模式。1961年6月27日，索爾茲伯裡在信中坦承：面對態度“僵硬”的中國，他希望美國通過緩和與蘇聯的關系，迫使中國降低對抗程度。 而在解釋中蘇矛盾的根源時，索爾茲伯裡不願認同斯諾的說法，即蘇聯在1958年的台海危機中沒有支持中國大陸。他似乎無意把兩個共產主義大國之間的分裂歸咎於蘇聯的具體舉措，而是強調：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共“經常不顧斯大林公開或委婉的反對”，自行其是，已經為兩國裂痕埋下伏筆。 如此，中蘇爭執的責任就落到中共身上。
不僅如此，索爾茲伯裡還從中國的對蘇外交中，看到了中國“喪失”理性的趨勢。他在1963年11月18日回復斯諾時說：因為與蘇聯的爭端，中國對待東西方世界都更加尖刻，而且還在煽動西方內部的種族仇恨，這恰恰印証了蘇聯關於中國正在把種族作為斗爭武器的指責。 到了1965年5月，索爾茲伯裡在發現以美蘇緩和促使中國改弦更張的策略幾無效果之時，更是對中國把美蘇歸為一類極為不滿：“如果我讀懂了《北京周報》的話，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中國人相信華盛頓和莫斯科（的對華政策）幾乎沒有區別——我對此極為驚詫和不解”。顯然，在索爾茲伯裡看來，中國因為與蘇聯劍拔弩張，已經無法理性地看待和審視美國對華政策正在經歷的緩慢變化了。
中美對抗是斯諾和索爾茲伯裡通信中關注的另一政府層面的問題。斯諾雖然照常同情中國，批評美國政府的大國主義政策，要求其改變姿態，與中國和解，但同時也就中國自身的因素表達了看法。這與他在看待中蘇關系時稍有區別，顯示出他對中美改善關系的更大期望。一方面，斯諾希望美國能夠主動採取具體步驟，釋放善意。例如，在1961年4月4日致索爾茲伯裡的信中，斯諾相信，如果美國政府停止針對中國的貿易禁運，將蔣介石從金門、馬祖撤走，發放訪華護照等，北京定會有正面回應。 1961年6月，斯諾從索爾茲伯裡的來信得知，美國政府准備在當年的聯合國大會上，就中國的席位問題，推動“兩個中國”計劃，但多數美國民眾或者並不關心這件事情，或者支持中共取代國民黨的席位。斯諾於8月15日給索爾茲伯裡的回信對此信息深感興趣，同時委婉批評了美國的僵硬態度。據斯諾所知，盡管美國對華政策短期內不會改變，中國外交部長陳毅仍然“急切希望”在日內瓦會晤美國巡回大使威廉·阿夫裡爾·哈裡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但美國政府卻嚴禁哈裡曼開展此類會談。中國在改善關系的前提，即台灣問題上拒絕讓步，的確讓斯諾感覺不快，但他顯然不滿於美國政府奉行的“嚴禁接觸”的僵化意識形態外交，而傾向於認同中國在接觸方式上的靈活性。
到1967年底，斯諾直截了當地批評美國政府，認為其沒有與時俱進，仍在堅持已經過時的對華思維，並將前述隱含觀點明確付諸文字。12月22日，針對索爾茲伯裡有關美國正在改善與中國關系之說，斯諾指出：“真實情況似乎是，美國決策者只是希望與一個貧弱膽怯的中國改善關系，這樣的中國敬畏並願意接受美國在（亞歐）大陸上的‘力量地位’”。但他明確認為：這是“一個早已不存在的中國”，因為中國領導人正在爭取中國的大國地位，並堅信美國的崛起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一瞬，“他們的觀點並非沒有道理”。面對中國的強硬，斯諾依然要求美國邁出緩和第一步。他認為：“如果美國採取‘和解’新步驟，（中國）不一定就會充耳不聞”，而中止與蘇聯改善關系的努力就是美國可以採取的步驟之一。斯諾此言不但把改善關系的責任歸於美國，而且顧及中國在大國三角關系中的微妙地位，其紅色中國情結確非他人能夠比擬。索爾茲伯裡的立場就是映襯。他在回信中聲稱：美國政府已在考慮在某種程度上緩和對華關系，但計劃尚未成形﹔美國國務院乃至中央情報局都有支持這一想法的“頭腦聰明而又講求實際的人才”，只是他們對於決策的影響時斷時續。這實際上等於婉轉地否定了斯諾對美國政府的指責。
另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中美關系的演變，斯諾意識到，中國並非完全處於兩國關系的劣勢一方，其行為同樣可以主動改變關系現狀。在60年代末之前，斯諾一直認為，中國毫不妥協是有道理的。然而，隨著主張緩和的尼克鬆在1968年底當選總統，斯諾開始相信，到了中國該採取具體步驟的時候了。1968年12月4日，索爾茲伯裡詢問斯諾：“你真的認為中國人在認真考慮與尼克鬆政府開展談判嗎？”斯諾的回答是：“我們有一定理由相信，在中共九大召開后，中國會改變其外交政策，包括與美國談判的政策”。索爾茲伯裡在12月20日的回信中表示贊同，並確信中美關系即將發生轉折。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但似乎沒有在改善中美關系方面達到兩人的期望。就在1969年上半年，索爾茲伯裡再次試圖從蘇聯遠東地區和蒙古接近中國，依然未能如願。他隻好解釋說：部分原因可能是中國人都在忙著參加黨代會及其后續工作，無暇顧及遠道而來的美國記者。 無論如何，中共九大未能促成中國放鬆對美強硬立場。斯諾倒是注意到：蘇聯的大兵壓境給中國形成了轉向美國的巨大推力。他在1969年8月3日的信中描述說：中國非常嚴肅地看待與蘇聯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對內儲備稀有金屬和合金，增加糧食產量，確保社會團結，對外則重歸傳統的中國外交思路——“用夷打夷（yung yi, ta yi）”﹔這一策略的具體體現就是，尋求與美國開展實際談判，並且“其進展無疑已經足以讓俄國人坐立不安了”。
即便是在闡述中國可以採取的主動步驟時，斯諾依然沒有絲毫責備之意，僅僅平鋪直敘了與此相關的可能效果。與之相比，隻要論及美蘇兩國的對華態度，他的憤懣之情卻流露無疑。然而，他評判美蘇兩國的語氣又有顯著區別。對待蘇聯，他重點強調中國承受的影響和採取的應對措施，並同情中國的處境。對待美國，他的言辭更加激烈，指責也更多。這並非因為他站在了美國的對立面，而是體現出一種希望中美關系取得突破的焦灼心態。
結束語
綜上所述，從斯諾與索爾茲伯裡的這些信件可以看出：在中美兩國關系解凍前矛盾最為集中、解決最為棘手的膠著時期，斯諾作為中共和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無時無刻不在關注著中美兩國的一舉一動。相比公開的言行，這些未曾發表的私人信件，更能呈現他在中美關系解凍前夕的內心活動。從這些信件中，可以發現，他不僅對中美交流面臨的政策障礙感到焦急萬分而又無能為力，而且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向美國社會宣傳他所看到、了解的中國和中共。當觀點遭到歪曲和刪改，他情緒幾乎失控，表現出作為凡人的一面和對中美改善關系無以復加的期望。盡管如此，他始終把關系僵化的責任歸咎於美國政府，並因此希望其能夠更加靈活，並主動釋放善意信號。當然，他也關注了中國自身和蘇聯因素所起的作用，但其根本目的依然在於說明，美國理應抓住機會，促成中美關系的緩和及兩國人民的自由交流。因此，尼克鬆能夠在1972年初最終決定踏上中美關系的“破冰之旅”，雖說是全面考慮各種利益的結果，但斯諾的奔走呼吁，特別是與《紐約時報》等美國主流媒體的互動，無疑對其產生了一定的輿論影響。總之，斯諾與索爾茲伯裡的這些信件，向我們敞開了他在60年代致力於打破兩國關系堅冰的心路歷程，是對學界現有研究成果的有益補充，也有利於加深對他個人歷史及其貢獻的認識。
（作者系四川外國語大學美國研究所所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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