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秀龍
南漢宸持毛澤東親筆信至榆林處理“摩擦”糾紛
1939年冬,蔣介石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一時間在各抗日戰場相繼發生“圍剿”、攻擊和殺害共產黨人事件。黨內外一些人擔心統一戰線會破裂。南漢宸將此向中央反映后,毛澤東為中央起草黨內指示,指出:“應使全黨同志認識的,就是不要把各地發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嚴重現象孤立起來看。對於這些現象,應認識其嚴重性,應堅決反抗之,不應被這些現象的威力所壓倒。如果沒有這種精神,如果沒有堅決反抗這些現象的正確方針,如果聽任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限共’和‘政治限共’發展下去,如果隻從懼怕破裂統一戰線一點設想,那麼,抗戰的前途就是危險的,投降和反共就將全國化,統一戰線就有破裂的危險。”還指出:“黨的任務在於:一方面,堅決反抗投降派頑固派的軍事進攻和政治進攻﹔又一方面,積極發展全國黨政軍民學各方面的統一戰線,力爭國民黨中的大多數,力爭中間階層,力爭抗戰軍隊中的同情者,力爭民眾運動的深入,力爭知識分子,力爭抗日根據地的鞏固和抗日武裝、抗日政權的發展,力爭黨的鞏固和進步。如此雙管齊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投降危險並爭取時局的好轉前途。所以,力爭時局好轉,同時防止可能發生突然事變(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變),這就是黨的目前政策的總方針。”
為了支持和配合全國范圍的反投降、反摩擦斗爭,延安民眾召開了討汪(精衛) 大會。毛澤東到會發表演講,號召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的頑固派。他說:“我們今天開會要向全國人民表明一種態度,這就是為了抗日,全國人民的團結和進步是必要的。”大會一致通過毛澤東為大會起草的討汪通電,向國民黨政府提出為挽救時局危機爭取抗戰勝利的十點要求。
此后不久,在陝西榆林,反共摩擦分子在國民黨特務頭子賀衷寒授意下,大肆宣揚“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並煽動鄧寶珊部的新十一旅與邊區部隊發生沖突。該部的一個連趁我不備偷襲我們的崗哨,結果被我全部包圍繳械。
事件發生后,毛澤東把南漢宸找去,交給他一封信說:“你帶著這封信,到榆林跑一趟,幫助鄧寶珊先生調處這些糾紛,扭轉這個被動局面。”南漢宸和鄧寶珊一起共事多年。他們相互了解,毛澤東派他去完成這一任務是最恰當的人選。
毛澤東在信中對鄧寶珊鎮守榆林抗御北來的日軍給予高度評價,又稱贊他在國民黨一片反共叫囂中能夠始終堅持國共合作、外御其侮的初衷。鄧寶珊看后很高興。南漢宸說:“我來時,毛主席有明確交待:那一連兄弟是受了壞人挑撥離間,一時糊涂才干出這樣的傻事,責任不在鄧先生。到時,我們可以連人帶槍完璧歸趙,一個不留,全部送回來。希望仁兄以后從嚴戒備,免得壞人在意想不到的時候再鑽出來無端生事,影響我們的友鄰關系。”
鄧寶珊說:“這都是愚兄治軍不嚴所致!以后,是萬萬不准再發生這種敗壞軍紀的事了。我決定把他們從三邊調出來,讓他們去駐守河防前線。”
不久,新十一旅那一連人被全部放回。以后,在抗日戰爭最艱苦時期和錯綜復雜的斗爭中,鄧寶珊堅持“統一則存,分裂則亡”的原則,以團結為重,拒不參與反共摩擦,表現出一個愛國軍人的高貴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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