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漢宸與毛澤東【3】

毛澤東：“革命勝利后，要為南漢宸立碑。”

南漢宸從榆林回到延安已是4月初。由於日軍的瘋狂進攻和殘酷“掃蕩”，加上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使本來就處於貧瘠之地的各抗日根據地，在1941年以后即抗日進入相持階段之時，財政和經濟遇到了極為嚴重的困難。

延安，作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中共中央機關所在地，財政和經濟困難更甚於其他各抗日根據地。1939 年毛澤東發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邊區軍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都動手開荒、種菜、紡羊毛，收到了很好成效。

一天，南漢宸忽接通知，要他立刻趕到楊家嶺，說毛澤東有要事與他商談。

見面后，毛澤東嚴肅地說：“國民黨的兩次反共摩擦，弄得我們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子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今天找你來，就是為了這件事。這是一件大事！你想想看，世界上有什麼比吃飯的事還大呢？可偏偏我們現在就要開不了飯了。”毛澤東又風趣地說：“我們不能跳崖，不能解散，我們要自己動手。中央研究決定，讓你來管這個家務，由你來當陝甘寧邊區政府的財政廳長，想辦法解決大家的穿衣吃飯問題。”

南漢宸說：“主席，我怕是沒有那麼大的本事，沒有米怎麼能夠做出飯來！”毛澤東對他充滿信任，說：“是啊，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就是要你當一個會做無米之炊的巧媳婦。你的閱歷豐富，辦事能力強，同各方面都有深厚的關系，所以中央才把這個任務交給你嘛！”毛澤東鼓勵說：“漢宸呀，你這是受命於危難之際，革命碰到了艱難危厄，我們相信你能擔起這個重任，能使革命把這道難關闖過去！”還說：“解決目前困難，不能隻看重財政，單純在財政上打圈子，那樣打來打去還是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決定財政的是經濟，沒有經濟基礎不能解決財政問題，也未有經濟不發展而可以使財政充裕的。”談話進行了4 個小時。毛澤東把他送到窯洞門外，臨別時又叮囑道：“以后，每個星期到我這裡來匯報一次情況！”

就這樣，南漢宸在邊區政府財政最困難的時候，從1941年2月起擔任了邊區政府的財政廳長兼邊區參議會秘書長。陝甘寧邊區本來就土地貧瘠，加上十年內戰更大傷實力，財政經濟發生了嚴重困難。

南漢宸一到財政廳上任，就來了“三板斧”：

“一板斧”：面對迫在眉睫的“錢”的問題，他果斷地提出了禁止法幣流通，由邊區銀行發行邊幣的建議。這一建議一經提出就遭到黨內一些同志反對，理由是邊區本來就物資奇缺，一發行貨幣豈不造成物價上漲、通貨膨脹？南漢宸耐心地解釋說：“我們發行邊幣的任務是幫助邊區的經濟建設，不是為了財政的支出，在數量上也是按著地域的需要而發行的，決不會讓它引起恐慌和膨脹，這是我們邊區今天的金融政策。”南漢宸這一建議得到中央支持，邊幣得以順利發行。后來事實表明：這一舉措對克服邊區的嚴重困難、促進邊區生產發展起了很大作用。

“二板斧”：建立和健全邊區的稅收政策。他經過調查研究，主持起草了各項稅收政策和糧食征收章程，把原來商人採取的以厘股攤派負擔的辦法加以改進，吸收大、中、小商人參加的商會領導。這一辦法實施以后，方法簡便，稅收增加，並使糧食征收的具體措施也逐漸完善了。

“三板斧”：向農民征收公糧，解決邊區糧食問題。黨中央為使多年受戰爭蹂躪的農民得以休養生息，1937 年至1939 年間，隻征收8 萬石公糧，不足部分是從武漢、西安、洛陽等地購買進來的。隨著根據地擴大，非生產人員增加，加之國民黨對邊區實施經濟封鎖，糧食成為突出的大問題。怎麼辦？南漢宸與財政廳副廳長霍維德、糧食局長楊玉亭一同走訪了延安、安塞、吳堡、清澗等幾個縣城，與縣裡同志一起座談，對農民手中有多少余糧，還可以拿出多少來支援政府，大體上做到心中有數，從而提出了向群眾征收20 萬石公糧的建議，很快得到了中央和毛澤東的批准。

南漢宸立刻組成了一支幾百人的征糧工作團，並作了動員報告，把下去的工作方法和注意事項都詳細交待一番。他說：最關鍵的是兩句話，一定要反復地講給群眾聽：“要有軍隊，才有邊區﹔要有軍糧，才有軍隊。”

1941年是邊區人民負擔最重的一年。依靠群眾加征糧食，使邊區順利渡過了難關。

為了解決邊區的物資短缺問題，南漢宸還採取同胡宗南、閻錫山的部隊以物易物等措施，使邊區換回急需的物資。

南漢宸在財政廳長任上一干就是5年，直到抗戰勝利。期間，在邊區開展大生產運動的帶動下，邊區的農業、工業、商業都得到較大發展，邊區財政經濟發生了根本轉變：不僅渡過了難關，使革命根據地得以生存和鞏固，而且為抗戰勝利和后來的解放戰爭積蓄了充足的物資。日本投降后，當大批部隊和干部開往各個解放區時，邊區財政已有足夠的力量給他們提供必要的經費、軍需用品和牲畜等。

毛澤東曾多次當眾說過：“革命勝利后，要為南漢宸立碑。”南漢宸在總結這段歷史經驗時說：“最根本的就是這裡邊自始至終貫徹著毛主席關於‘發展經濟，保障供應’和‘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財經工作總方針。”“事實証明，這一方針是非常正確的。如果我們當時不是像毛主席指出的那樣，用90%的精力去解決糧食問題，用10%的精力去組織財政收入，我們是很難渡過那道難關的。”南漢宸為毛澤東作財經報告提供材料南漢宸主持陝甘寧邊區財政廳工作的職責范圍大，任務繁重，涉及財政、糧食、稅收、金融、貿易、工業、商業、被服等方面。

同時，他兼任西北局軍需局長、陝甘寧晉綏聯防軍軍需局長，統籌邊區軍隊的軍需供給﹔還兼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中共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共西北局財經委員會委員、中共陝甘寧邊區政府黨組成員、陝甘寧邊區政府委員、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秘書長、陝甘寧晉綏財政委員會委員、中共西北局友軍工作委員會成員、中共西北局研究各地財經機關統一領導委員會成員等職務。

1942年冬，毛澤東要在陝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作《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報告，有些數據就指定要南漢宸提供。他連續數次都按照毛澤東的要求連夜整理后上送。12月9日，南漢宸接到毛澤東的書札：

漢宸同志：

各件均收，寫得很好，大有益處。現我還急需要貿易、金融、工業三部分，並須在三天至多四天要，請你日夜趕辦，於本星期五交我。金融過去原不歸你經手，但現已歸你﹔工業你也管了一部分，由你將你管的、建廳管的、軍隊管的綜合起來寫成一件，最為適當。

敬禮！

毛澤東

十二月八日夜

南漢宸按照信上要求，立刻收集整理，寫成材料上送毛澤東。12 月13 日，毛澤東來信說：“后送各件收到，甚慰。擬再請你對糧食、稅收、貿易、金融、財政、供給等項干部在自己工作中應注意之點（應興應革），每項寫一千至一千五百字左右給我，以插入報告中教育干部，對於你今后的工作有大助益。此次高干會主要需要教育材料。在三至四天內送我即可。”毛澤東寫好信后，又加一段話：“每項能寫二三千字更好。”“如何使他們不擾民、不貪污、不浪費而又能完成任務。每個問題分列若干條應注意之事項。”南漢宸一連幾天熬夜加班，集中精力寫這些材料。一周后即12 月21 日，通訊員又送來毛澤東20 日夜寫的信。信中說：“請你寫的東西不知著手否？我要的是關於糧草、稅收、金融、貿易四部分，每樣要說政策，說工作，是向廣大的干部說話，使他們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在說政策說工作時要批評錯誤意見，批評工作缺點，使他們有所警惕。每樣要有點歷史，有點分析，又有一九四三年應如何作法。請你從今天至星期四四天之內下一番苦功趕一下，於星期五交我就好了，或在星期二三先將糧草一件交我，余在星期四五交我。金融、貿易二件請找銀行與貿易局的人研究一下，糧、稅你是熟的。你前交報告很好，只是向少數人說的，不是向廣大干部說的，故須重寫。”信后寫道：“你寫的被服部分我已採入工業問題裡去了。”

這是毛澤東在為陝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作總結性發言做准備。為了摸清情況和把問題搞得更准確，他找過許多同志談話，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他特別看重南漢宸的意見。從幾年的實踐中他清楚地看出，南漢宸是個經驗豐富、敏於思考、講究務實、判斷准確的人才，在最艱難的環境下，為邊區的生存和發展打開了一條生路。他提出的許多建議有膽有識，是有許多過人之處的。

12月24日，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全體高級干部會議上做了題為《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的報告，許多地方都採用了南漢宸所提供的材料。

這一年，邊區各條戰線認真貫徹高干會議精神，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取得顯著成績。在大生產成果展覽會上，毛澤東題詞：“群眾生產、群眾利益、群眾經驗、群眾情緒，這些都是領導干部們應時刻注意的！”朱德總司令題詞說：“今年做到了豐衣足食，明年要做到建立豐衣足食的家務！”有一次，毛澤東讓康生、高自力、南漢宸、霍維德研究一下陝甘寧邊區的生產自救辦法，在山東、蘇北、晉察冀等抗日根據地裡是否可以推行實行。研究時，南漢宸、霍維德認為可以，康生則強調地處前線的山東根據地戰斗任務頻繁，不能採取這種辦法。雙方各持己見，爭得很激烈，一直吵到毛澤東那裡。

毛澤東當面批評了康生觀點的片面性。后來他在代中共中央所寫的關於《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的指示信中還專門提到了這個問題：“在有根據地的條件下，不提倡發展生產並在發展生產的條件下為改善物質生活而斗爭，只是片面地提倡《毛譜》艱苦奮斗的觀點，是錯誤的。”“不把陝甘寧邊區一些農業勞動英雄的模范勞動方法（勞動互助、多犁多鋤多上糞） 推行於各地，而說這些方法不能在某些根據地推行的觀點，是錯誤的。”

在以后戰爭形勢日益緊張的歲月裡，南漢宸堅持以毛澤東“發展經濟，保障供應”作為財經工作的總方針，一方面積極動員巨大力量來支持戰爭，一方面又保持必要的力量來發展生產。

為了確保我軍在進入反攻階段所需的數量巨大的人力物力，南漢宸對各抗日根據地的實際供應能力進行了反復考察論証，得出結論是：人民的能力隻能佔其總產量的15%，最多不能超過20%。越過了這個界限，人民就不勝其負擔，結果必將影響生產，影響人民對革命戰爭的政治熱情。具體說，就是一個士兵的供應，每年大體上需要小米16 石。根據這個水平規劃，我們能夠供養的士兵與人口之間的比例，隻能是1%或1.5%。也就是說，100 個人可以負擔一個至一個半士兵的全部供應。當時解放區共有人口1 億4 千萬人，我們保障供應200 萬人左右的士兵。

抗戰勝利后，南漢宸調任晉察冀邊區政府財政處長，領導晉察冀邊區的財政工作。1947 年以后，他先后擔任中共中央工委財委副主任，華北、華東和東北銀行總經理，為統一華北、西北、華東和東北等解放區的財政、經濟和貨幣，支援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做了大量工作。

1947年，為了教育和培訓干部，為迎接全面大反攻的勝利形勢做好准備，南漢宸在西柏坡附近的嘉郵村舉辦了一個軍事展覽。在陪同朱總司令參觀時，朱總司令指著一發炮彈問：“漢宸，一發炮彈值多少錢？”南漢宸回答說：“像這樣的普通炮彈，一發至少要抵一個中農一年的勞動所得。”並一項一項地解剖了組成炮彈的各項成本。朱總司令聽了說：“為了我們的戰爭，農民負擔了多麼沉重的負擔呀！當然，戰爭勝利也會為農民帶來幸福，帶來一些看得見的物質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