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色中華的抗日救亡運動【2】

二

赤色中華的抗日救亡運動其次表現在充分利用蘇區報刊和其他出版物，進行反日反帝的宣傳報道、思想啟蒙、謀略論辯、經驗總結。在這方面當數《紅色中華》和《斗爭》的作用最突出。

創刊於1931年12月11日的《紅色中華》報，初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中共臨時中央遷入瑞金后，改該報為黨、政、工、團中央機關報。初為周刊，后為三日刊。主要面向中央蘇區和其他蘇區發行，發行量一度達到4萬多份。在《發刊詞》中，論及該報目前工作有謂：要盡量揭破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及一切反動政治派別進攻革命、欺騙工農的陰謀，與反動統治的內部沖突崩潰，及一切政治內幕，介紹蘇區非蘇區紅軍斗爭 、工農革命運動的消息。使工農勞苦群眾懂得國際國內的政治形勢，與必要採取的斗爭方法。這其中就包含著對抗日斗爭的各式宣傳報道。《紅色中華》的抗日宣傳報道方式除發表抗日文告外，主要有下述幾種：

刊登抗日言論（包括社論）。除一般於發表權威抗日文告的同時，配發相關言論外，還登載一些個人署名的專題文章，以解疑釋惑或深化對某一問題的認識。1934年4月28日出版的第181期《紅色中華》報，登載了《毛澤東同志論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一文。這是該報記者就日本外務省於同年4月17日發表為對華政策致列強的通牒后，為征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對於此事的態度，對毛澤東主席進行的訪談。毛澤東表示，日本外務省最近的通牒，是日本帝國主義企圖獨佔中國的最明顯的表示。其他帝國主義者反對這一通牒，僅僅是不願意讓日本獨佔中國，而要由國際帝國主義瓜分。蘇維埃中央政府代表全國工農勞苦群眾及工農紅軍，堅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獨佔中國的企圖，並且指出國民黨引導帝國主義共同瓜分中國的陰謀。中國工農大眾要求得民族與社會的獨立、自由與解放，隻有一致起來在蘇維埃政權領導之下，去阻止中國完全殖民地化的道路，爭取蘇維埃新中國的勝利。署名“維嘉”（真名瞿秋白）的《中國能否抗日？》一文，在1934年6、7月間出版的第206、207、208、209、211期《紅色中華》報以“特載”名義連載。文章從對中日軍力、經濟力以及日本在華投資、國民黨政府對群眾剝削的考察對比中，駁斥了國民黨散布的“中國無力抗日”論，得出了“無論從那一方面考察，我們有著抗日的力量”，中國能夠抗日的結論。

報道國際、國內反日反帝斗爭的消息，披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和國民黨及其政府阻礙、打壓抗日運動，投降賣國的反動行徑。《紅色中華》報創刊號即在第1版刊登了《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的加緊》的報道﹔在第2版又刊發了各地學生紛紛赴京（南京）請願，逼蔣介石出兵抗日，以及各國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的消息。此后，幾乎每期報紙都在要聞版以至其他版面，或集中或分散發表這方面的報道，並逐漸加強了對蘇區各地反日反帝活動、援助各地抗日義勇軍的宣傳。如第11期對瑞金反帝武裝總示威，第32期對國際青年節反帝示威，第97期對瑞金各地熱烈准備“八一”大示威的報道﹔第85期對瑞金黃柏區互濟會募捐援助東北義勇軍抗日的報道等。1933年9月18日出版的第110期《紅色中華》報，在“九一八事變”兩周年紀念之際，除在第1版刊發揭露日本及歐美帝國主義侵略、瓜分中國的消息等外﹔特別策劃在第2版整版以日志形式，披露滿州事變以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血的事實，並在文中插入了兩幅表示中國人民堅決抗日的漫畫。

以文藝創作和文藝評論宣傳抗日。1933年4月23日出版的第72期《紅色中華》報，推出了該報文藝副刊《赤焰》創刊號———“五一”紀念專號。圍繞“五一”國際勞動節，副刊發表的《到處是赤焰》（詩）、《“五一”斗爭曲》（歌）、《我們自己的事》（戲劇）、以及插圖《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上海“五一”示威進行曲》（漫畫）等，都有反日反帝的內容。其中“世界革命激昂地歌唱著帝國主義入墓曲”，“今年的‘五一’更急劇地擊撞著帝國主義的喪鐘”的詩句，頗具震撼力。此后，《赤焰》還推出了“五卅”紀念專號（《紅色中華》第82期）、“八一”紀念專號（《紅色中華》第98期）。其中發表的《八年間》（詩）、《“抗日”喜劇》（活報）、《兄弟不打兄弟》（小說）、《我們的斗爭日》（詩）、《回南昌》（詩）等作品，都表達了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侵略的立場與決心，諷刺了國民黨對日本侵華的“不抵抗”主義。具有鮮明的思想性、斗爭性和較強的感染力。

同時，《紅色中華》報對在蘇區上演的戲劇中出現的反日反帝偏差現象，展開了批評。如第102、103、110期發文，對《誰的罪惡》一劇演出及其腳本“偷運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私貨”，混淆“反對戰爭”與“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區別的錯誤，進行了批判。第225期發表的戲劇評論《火力向著舞台上的抗日失敗情緒》一文，針對贛南蘇維埃劇團演出的抗日活報劇“偷取國民黨無力抗日的私貨”，散布抗日失敗情緒的不良傾向，進行了嚴厲批評，並要該劇團“在實際工作中去求得觀點的正確，使劇團的藝術成為斗爭的武器”。

《斗爭》是中共臨時中央遷入瑞金后，整合中共蘇區中央局曾經出版的《實話》與《黨的建設》兩種刊物，而改名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機關報，為旬刊。從1933年2月4日首刊，到1934年9月30日終刊，共在瑞金出版73期。這73期中，有24期刊登有與抗日的研究、宣傳相關的文章。

第67期發表的《中共中央關於蘇區紀念“八一”的決定》（1934年7月4日），強調指出一切“八一”紀念的准備與進行，都應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強盜侵略”，“開展武裝民眾的民族革命戰爭”，“反對賣國辱國的國民黨———推翻國民黨的統治是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先決條件”等口號之下。“八一”紀念的宣傳與鼓動工作的中心，應該集結在解釋日本帝國主義的新的進攻中國，狂熱的反蘇戰爭的准備，與國民黨政府無恥之賣國，最廣大的解釋黨的武裝民眾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口號及具體的反日作戰綱領。特別應通俗說明紅軍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戰爭的民眾武裝的主力，並且庄嚴宣讀《紅軍抗日誓詞》。

再如博古的《開展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與國民黨投降賣國》（第2期），洛甫的《中國的民族危機與它的出路》（第13期）、《華北停戰協定簽訂之后》（第15期）及《論帝國主義瓜分中國與國民黨的五次“圍剿”》（第25期），王明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反帝與土地革命中的唯一的領袖》（第66期），等等。這些文章的問題指向顧名思義，一目了然﹔尤其著重說明了中共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與抗日斗爭的關系﹔以民族的革命戰爭達成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進而實現中國革命勝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堅持共產黨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的重要性。

中央蘇區出版的其他報刊、書籍，也不乏對反日反帝的宣傳報道。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編印、1933年8月25日出版的《紅星畫報》，刊發了兩組宣傳畫，其中之一即題為《國民黨出賣華北的停戰協定》下的5幅宣傳畫。共青團中央編印的《列寧青年》第2期（1933年7月20日），刊發了《加緊反對法西斯蒂主義》和《法西斯蒂的活動和我們的任務》二文。中央蘇區反帝擁蘇總同盟機關報《反帝戰線》，對反日反帝的宣傳報道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