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色中華的抗日救亡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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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並執政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國家，史稱赤色中華。從此直至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共得以國家名義對日本宣戰，向全中國民眾發表抗日宣言、通電、告民眾書，動員、組織、指導群眾性的反日行動。中共中央（中共臨時中央於1933年1月從上海遷入瑞金）及其派出機關（中共蘇區中央局於1931年9月進駐瑞金），也得以這片國土為基地，公開地、系統地、全面地領導蘇區和白區的反日反帝運動。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其時赤色中華雖然遠離抗日前線，未能直接對日作戰，但它進行的各種抗日活動，仍然在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社會上、以至軍事上，對局部抗戰及以后的全民族抗戰產生了積極作用與深遠影響。

一

赤色中華的抗日救亡運動首先表現為：以中共中央（蘇區中央局）或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公開發表各式抗日文告，以政府首腦名義接受媒體採訪。以此闡明中國共產黨和中華蘇維埃政府反對日本侵略中國、國民黨出賣中國的立場，宣示中共的抗日主張﹔號召全國各族人民、各種武裝力量團結起來，開展民族革命戰爭，挽救中華民族危亡。

粗略統計，自1931年12月11日毛澤東同項英等分別以主席、副主席身份，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為國民黨反動政府出賣中華民族利益告全國勞動群眾書》算起﹔到1934年7月31日毛澤東接受《紅色中華》報記者採訪，就目前時局與紅軍抗日先遣隊問題發表談話止，僅政府系統（含軍委）發布的抗日宣言、通電、告民眾書等文告，就有近30件之多。中共蘇區中央局、中共中央委員會在此期間發布的各式抗日文告，包括宣言、告民眾書、致各級黨部和全體黨員的信等，也達30多件。

這些公開的文告，有相當數量通過黨和政府的中央機關報發表。如在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發表的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布對日戰爭宣言》等三個文件（第18期），《中共中央為武裝保衛中國革命告全國民眾書》（第19期），《江西省工農兵第一次代表大會擁護臨時中央政府對日戰爭宣言的決議》（第20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為反對“五五”中日停戰協定宣言》（第21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佔領熱河進攻平津宣言》（第59期），《中共蘇區中央局為“五卅”八周年紀念宣言》（第81期），《中共中央為帝國主義瓜分中國與國民黨的五次“圍剿”告全國民眾書》（第101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為國民黨出賣華北宣言》（第206期），《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第221期）等等。在中共蘇區中央局機關報《斗爭》發表的有：《中央給滿州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第18、19、20期），《中共中央為“八一反帝戰爭”與紅軍紀念日告全體紅色戰士》（第19期），《黨團中央為聲討國民黨南京政府告全國勞動群眾書》（第62期）等。

文告發布的時機，一為各個事變日、紀念日、節慶日，如“九一八事變”周年日，“八一國際反戰爭日”，國際青年節等﹔二為日本帝國主義的重大侵華事件發生時，像侵佔滿洲、熱河、平津、華北，逼迫國民黨政府簽訂賣國條約之日﹔三為中共提出重大抗日綱領、政策、策略之際，比如合作抗日三條件、抗日統一戰線綱領、抗日救國六大綱領的發布等。

在60來種抗日文告中，當數以下幾種尤為重要。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關於動員對日宣戰的訓令》、《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為對日宣戰向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宣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布對日戰爭宣言》。這三個文本均於1932年4月15日發布，核心是對日戰爭宣言。宣言揭露了反動的國民黨政府與各派軍閥投降日本帝國主義、鎮壓全中國反日反帝斗爭的罪惡行徑﹔表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正式宣布對日戰爭，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以求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的嚴正立場。宣言號召全國工農兵及一切勞苦群眾，在蘇維埃的紅旗之下，一致起來，積極地參加和進行革命戰爭，在白區各地自動武裝起來，推翻反動的國民黨在全中國的統治，建立全中國民眾的蘇維埃政權，成立工農紅軍，聯合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被壓迫民族與蘇聯，來實現我們的目標。《訓令》對全國工農紅軍、全蘇區各級蘇維埃政府落實對日戰爭宣言，提出了具體要求。主要有立即對蘇區軍民進行對日宣戰的動員、宣傳和軍事訓練﹔當紅軍還未發展到接近日本帝國主義勢力的地方，其作戰任務首先是消滅與帝國主義勾結一致的國民黨軍隊﹔當紅色游擊隊向外發展到接近日本帝國主義勢力的地方，則應領導民眾組織抗日義勇軍，自動武裝起來，實行游擊運動，直接對日作戰，並吸引白軍士兵自動對日作戰。《向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宣言》，主要為昭告天下，希望國際進步力量與中國人民站在一條戰線上，援助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

《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宣言———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這是1933年1月17日發布的，簡稱共同（或合作）抗日三原則的抗日文告。它是在日本帝國主義開始侵入華北，各個帝國主義強盜進一步瓜分中國、奴役中國的危局面前，中國共產黨人出於民族大義，再一次號召全國軍民共同抗日的壯舉。宣言申明，在下列條件下，中國工農紅軍准備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作戰協定，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一）立即停止進攻蘇維埃區域﹔（二）立即保証民眾的民主權利（集會結社言論罷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裝民眾，創立武裝的義勇軍，以保衛中國及爭取中國的獨立統一與領土的完整。不言而喻，這是中共呼吁結成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先聲。此后，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多次在不同文告、場合，重申這三條原則，表示與全國軍民共赴國難的決心。

《中央致各級黨部及全體同志的信———論反帝運動中的統一戰線》。該信於1933年6月8日發出。它從目前形勢出發，論及建立廣大的反帝統一戰線的重要，順勢檢討了一段時期裡我們黨為什麼不能在反日反帝斗爭中建立統一戰線的原因。最后提出以下七點作為這條統一戰線的行動綱領：（一）打擊國民黨的投降叛變，打破對國聯與美國援助的幻想，立足於團結並統一全國工農及一切勞動群眾﹔（二）著重提出全國民眾必須起來為保衛中國的領土與獨立而作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三）號召民眾參加反日的戰爭與游擊戰爭，積極援助群眾抵制日貨的行動與宣傳，募捐援助義勇軍﹔（四）用軍器庫及入口的武器來武裝民眾，沒收大量物品以為抗日之用﹔（五）完全脫離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和一切民族叛徒的影響，取消一切對日債務和借款利息的支付，實施累進稅以應付開支﹔（六）對日絕交，動員整個海陸空軍對日作戰，立刻停止進攻蘇區，停止軍閥戰爭﹔（七）反對國民黨南京政府出賣東北和華北及中國的停戰協定。值得指出的是，這封信強調要針對不同對象與具體條件，來靈活運用這個行動綱領，要在組織群眾的日常政治經濟的斗爭基礎上，來發動他們走上擁護這些綱領的革命斗爭。為此，該信還開列了目前黨、工會、團組織應當做好的12項工作。顯然，這封黨內指示信首次明白無誤地提出了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與政策、策略，意義非同一般。

1934年4月10日發布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新進攻告民眾書》。在“華北和全國民眾處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已到了新的階段———即直接瓜分中國的階段”之時，這份文告重申了經過少量文字修改的、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統一戰線綱領（如第四條的“沒收大量物品”，改為“沒收日本帝國主義財產和一切賣國賊漢奸的財產”）﹔號召“一切真正願意反對帝國主義的，不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不分政治傾向，不分職業與性別，都聯合起來，在反帝統一戰線之下，一致與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作戰！”

1934年9月21日出版的第236期《紅色中華》報，公開發表了《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該文件鑒於“過去我們對於組織和實行這個正義的民族戰爭，沒有一個共同的具體的綱領”，致使“我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行動就成散漫的無計劃的不能集中的”，“因此也就不能成為強有力的行動”﹔提出了“幾點最根本最具體的辦法來，作為我國人民武裝的共同行動綱領”。這幾點是：（一）全體海陸空軍總動員對日作戰﹔（二）全體人民總動員﹔（三）全體人民總武裝﹔（四）立刻設法解決抗日軍費﹔（五）成立工農兵學商代表選舉出來的全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六）聯合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敵人。這六條便是日后被人們稱譽的“抗日救國六大綱領”。這個綱領得到了以宋慶齡、何香凝、王克勤、白雲梯、王佑臣、李達、王鐵民、王振川、沈德明領銜的1779人為代表的，全國各界人士、人民群眾的認同和擁護。同時在這期《紅色中華》報發表的，還有《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為對日作戰宣言》。

從以上簡要回顧中，我們已然清楚地看到，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中共立即提出三位一體的口號：（一）以武裝人民進行反對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戰爭，來保障中國的國家獨立和領土完整﹔（二）推翻國民黨賣國政府是順利進行民族革命戰爭的條件﹔（三）隻有中國蘇維埃政府和紅軍是真正領導民族革命戰爭的力量。到共同抗日三條件、抗日統一戰線綱領、抗日救國六大綱領的提出，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始終以抗日救國為己任，並從理論到實踐為逐步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而努力。從而為第二次國共合作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厚實的思想、政治、組織、社會基礎，以及一定的軍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