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色中華的抗日救亡運動【3】

三

赤色中華的抗日救亡還表現在由各級黨部或蘇維埃政府、群眾團體發起的示威、募捐、抵制日貨、賑濟難民等或大或小的反日運動。

1932年2月9日，中共蘇區中央局發布關於2月18日武裝總示威問題的第四號通知，要求通過示威活動，使每個群眾更深刻地認識目前帝國主義大戰與瓜分中國的緊張，及其將給予廣大群眾的極大痛苦，更堅強其反對帝國主義與參加革命戰爭的最大決心。2月19日上午10時，瑞金縣舉行了12000余人參加的反帝反國民黨武裝總示威（原定日下雨順延至次日）。行前在城外大草場集會，各機關群團代表登台演講，多名婦女自由演說，其痛恨舊社會、痛斥帝國主義之言詞極為激昂。最后一起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以民族革命戰爭消滅帝國主義戰爭”等口號。會場中還有募捐隊當場募捐，400多人當場自動簽名當紅軍。會畢整隊出發示威，示威者均手持木棒或梭標、鳥槍、土銃、刀斧、鋤犁，以為武器，上挂紅旗。沿途高呼口號及散發各種反日反帝畫報、傳單，行至目的地后各自率隊歸去。

會昌縣為搞好“二一八”武裝大示威，事先組織了化裝演講隊，分別到各個鄉村去宣傳，向城區各商店及市民募捐。2月18日下午開會，紅十三軍全體武裝人員，紅五軍團總醫院全體工作人員和傷病兵，都攜帶武器、旗幟參加大會。與會群眾不畏寒風冷雨，精神飽滿，群情激憤聲討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會后一隊一隊到城內外游行，沿途高呼口號，聲震數裡外。

中央蘇區革命互濟總會及各地分會為支援白區各抗日武裝，賑濟白區遭受日本侵略者蹂躪的難民，在蘇區開展了募捐活動，將其所得分贈他們。1933年夏，瑞金黃柏區互濟會為執行總會募集3萬元援助東北抗日義勇軍的號召，在群眾中和各種會議上開展了宣傳活動，得到群眾響應。該區第三鄉就募集到80余元。上塅鄉在一個晚會上也募集到30余元。山河鄉楊抵中一人自動捐助小洋20元。與此同時，建黎泰軍分區指揮部政治部、無線電二十一分隊、石城兵站醫院等軍事單位，贛縣、上杭等地方，也響應互濟總會號召，開展了援助東北義勇軍的募捐活動。

抗日先遣隊的派出是赤色中華一次大規模、長時間的抗日運動。這支由紅七軍團組建的部隊，其使命長期以來都被簡單地歸結為“調敵”，即調動國民黨軍隊的兵力部署，以減輕他們對中央蘇區第五次“圍剿”的壓力。這其實並不盡然。

1934年7月初發布的《中央政治書記處、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中央軍委會關於派紅七軍團以抗日先遣隊名義向閩浙挺進的作戰命令》（絕密），對為什麼要在此時派出抗日先遣隊、抗日先遣隊承擔的任務、完成政治任務所需的組織、宣傳保障等問題，作了解釋與規定。《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開辟浙皖閩贛邊新蘇區給七軍團的政治訓令》（1934年7月5日），則對上述內容作了更詳細的闡述和具體化。綜合起來要點如下：

（一）此時派出抗日先遣隊，是因為日本侵略中國進到了一個新階段，正加強著對閩浙沿海一帶的進犯﹔而國民黨繼續著且更公開與無恥地進行投降與出賣的政策。這種情況引起群眾極大的反日情緒的高漲，黨必須利用這種情況來開展反日運動和更進一步來實現武裝民眾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口號。從主力紅軍中派遣一部分為抗日先遣隊，便於在中國的民眾前面証明，共產黨與中國蘇維埃政府及紅軍，是唯一的真正的民族解放斗爭和民族革命戰爭的提倡者與組織者﹔借此進一步揭露一切國民黨的武斷宣傳，提高蘇維埃政府與紅軍在全中國群眾間的威信，推進群眾的反日反帝運動到新的階段。

（二）福建是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南的首先的目的物，最近日本帝國主義在福建的活動大為加緊。這不僅意味著日本實施侵入華南的第一步，而且是以后武力干涉中國蘇維埃區域及政權的准備。另一方面，福建的革命斗爭因此也更為活躍。抗日先遣隊深入閩浙的長期行動，將推動這些區域中的民族革命斗爭及土地革命更快更廣的發展。

（三）抗日先遣隊承擔著光榮的軍事政治任務，而且政治任務更加重大，其中第一項就是：在黨的徹底的武裝民眾的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之下，宣傳、發動、組織最廣大的群眾進行各種形式的反日反帝的民族解放斗爭（罷工、抵制及沒收日貨、組織民眾的反日義勇軍等等），擴大與提高閩浙及一切自己行動及其周圍的區域中的、群眾的反日斗爭到武裝民眾的民族戰爭的高點。另兩項分別為開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創立浙皖閩贛邊新蘇區。

（四）為完成首要政治任務，抗日先遣隊必須最廣泛通俗地與不倦怠地解釋黨的抗日的三個基本口號﹔在自己行動的區域中，必須最廣大的組織群眾的反日反帝組織，並保証這些團體有通俗明了徹底的反日斗爭綱領，以及無產階級的骨干和領導，同時要吸引群眾積極參加反日行動﹔最重要的是要武裝民眾，並在實踐行動中鍛煉他們，號召他們加入抗日先遣隊﹔要最堅決與無情地對付一切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先鋒與走狗，沒收一切日本鋪子、專賣日貨的商店，以及大商店中的日貨，並把它分配給當地的貧民﹔在行動中如遇日本的小部隊，應堅決消滅之﹔應利用抗日口號和一切方法去瓦解國民黨的軍隊，號召他們拒絕與紅軍作戰而聯合紅軍抗日先遣隊，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抗日先遣隊於1934年7月7日從瑞金出發，先后轉戰閩中、閩東、閩北、浙西、浙皖邊和皖贛邊。嗣后與紅十軍合編為紅十軍團，繼續擔負抗日先遣隊的任務，轉戰浙皖邊、皖贛邊和皖南，歷時共6個多月，行程2800多公裡，沿途且戰且走，先后進行樟湖坂、福州、桃源、羅源、慶元、清湖、大陳、分水、旌德和譚家橋等30余次重要戰斗，一度震動了福州、杭州、徽州、蕪湖以至南京。“對於宣傳我黨抗日主張，推動抗日運動發展，擴大黨和紅軍的影響，以及策應中央紅軍主力戰略轉移，都起了積極的作用”———時任抗日先遣隊（紅七軍團）參謀長的粟裕，在其回憶錄中如此高度評價這支隊伍對抗日斗爭的作用與影響。他還清楚記得：“宣傳抗日和支援皖南，是當時賦予七軍團的任務。中央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准備工作。為了宣傳我黨抗日主張，中央公開發表了《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告農民書》等文件，印刷了‘中國能不能抗日’、‘一致對外———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擁護紅軍北上抗日運動’等大量宣傳品，總數達160萬份以上（裝了三百幾十擔）。這在當時條件下是很不容易的。”這就充分表明，組建、派出抗日先遣隊，並非所謂中共在抗日問題上的“虛晃一槍”。更何況由此舉造成的浙西南革命根據地，成了抗日戰爭期間中共在南方的重要戰略支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