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樊憲雷杜棟
記者：是不是國民黨政府沒有認識到敵后戰場的重要性，從而給了共產黨發展的機會？
張宏志：應該說國民黨在戰爭中也逐步意識到了敵后戰場的重要性。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蔣介石曾說過，第二期抗戰以游擊戰為主。為此，國民黨軍隊曾向共產黨方面學習游擊戰法，並請共產黨派人協助舉辦了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由蔣介石親兼訓練主任，由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任副教育長，請八路軍的教官對國民黨軍隊的軍官傳授游擊戰經驗。但是，由於國民黨軍隊的階級性質所決定，雖然教者傾囊相授，共產黨軍隊的游擊戰法卻是他們無法復制的。國民黨政府在敵后曾部署了不少軍隊，建立了冀察、蘇魯兩個戰區，但都因脫離民眾而戰力薄弱，反過來又因抗戰不力而更加喪失民心，惡性循環，越“抗”越小，最終無法長期立足。
記者：現在有些人認為，與國民黨軍隊進行過的大規模會戰相比，共產黨軍隊進行的游擊戰是零敲碎打，起不了主要作用﹔而另有一些所謂“抗日神劇”，則渲染得很夸張，給人們一種輕鬆浪漫的印象，似乎在敵后作戰很容易。應當怎樣去糾正這些誤解呢？
張宏志：對於敵后戰場的誤解甚至曲解、污蔑，其實是早已有之。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就攻擊八路軍、新四軍的敵后抗戰是“游而不擊”、“趁機坐大”，近年來又有人以披露“真相”為名，重拾牙慧，進行炒作。而我們一些正面宣傳敵后抗戰的影視作品中，又出現了一些背離真實歷史環境的描寫，主要是因為缺乏對敵后抗戰背景和意義的深刻理解，單純追求戰斗場面的熱鬧和刺激所致。結果是使許多青年人對敵后抗戰的艱巨復雜性產生了逆反心理，以為進行敵后游擊戰爭不需要經歷艱險殘酷的斗爭，除了平型關大捷、百團大戰等少數規模較大的戰役、戰斗外，似乎也沒有多大戰績可提。這就要求我們對敵后的戰場環境有一個正確認識。
共產黨軍隊能在敵后堅持和發展，除了懂得和善於發動群眾，還要經受住嚴酷戰場環境的考驗。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是有政治信念的軍隊，處於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之下，有著嚴密的組織和紀律，有在長期殘酷戰爭環境中鍛煉出來的頑強戰斗意志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有著以弱勝強的歷史傳統和高度自信，決定了這支軍隊能夠在敵后艱苦卓絕的斗爭中戰勝一切困難，不斷發展壯大。
敵后戰場位於敵人的心腹地帶，威脅日軍的后方安全，阻礙了日軍對於佔領區的壓榨和利用﹔敵后游擊戰不分時間地點，隨時隨刻地消耗著日軍的有生力量，形成難以愈合的出血傷口，這些都是日軍絕不可能容忍的。正所謂“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因此，任何武裝力量到敵人后方長期堅持，隻能是在奮斗中求生存、求發展，絕不可能“游而不擊”，更無法安然“坐大”。特別是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上的作戰日趨消極，日軍更是集中力量對付威脅其后方安全的抗日根據地，開展所謂的“治安肅正作戰”。這種作戰不僅是單純的軍事行動，而是集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手段以及情報斗爭和特種作戰為一體的“總力戰”。其間，日軍在戰略上採取封鎖包圍、分割蠶食等手段進攻、壓縮根據地，甚至不惜採取殘酷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以圖毀滅根據地的生存條件﹔在戰術上採取“鐵臂合圍”、“捕捉奇襲”、“縱橫掃蕩”、“反轉電擊”、“輾轉抉剔”等種種戰法，花樣不斷翻新，無所不用其極。這就是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抗戰武裝要在其中生存和發展的戰場環境。其艱難復雜程度，是一般軍事力量無法承受的。
記者：也就是說，共產黨的軍隊實際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謂“游而不擊”、“趁機坐大”的條件。
張宏志：准確地說，應當是“越打越強”、“越打越大”。共產黨的軍隊力量日益壯大，靠的就是抗戰堅決，是靠打出來的。隻有堅決抗戰才能獲得人民擁護，也才能鍛煉出堅強的戰斗力。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敵后抗日根據地經歷了一個發展——縮減——再發展的波浪式發展歷程，充分証明了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是在與日軍的反復較量中不斷錘煉成長起來的。經過這種錘煉而形成的強大戰斗力，也是日后人民解放軍在解放戰爭中能夠戰勝數量、裝備均佔優勢的國民黨軍隊的重要原因之一。
部隊的戰斗力是在戰場上摔打出來的，在國民黨正面戰場上亦同此理，凡是對日作戰較多的部隊，其戰斗力就比較強，國民黨軍隊中的“新一軍”、“新六軍”、“五軍”、“十八軍”、“七十四軍”等所謂“五大主力”，莫不如此。反之，作為蔣介石親信的胡宗南，所部一直享受著種種優待，但由於長期用於包圍監視陝甘寧邊區，疏於抗戰而一味擴充實力，雖在抗戰勝利時發展到數十萬眾之多，卻在解放戰爭中暴露出是國民黨嫡系部隊中戰斗力最弱的一支，在國民黨軍隊兵力優勢最大的西北戰場上完敗於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這也為究竟什麼是真正的“坐大”，提供了一個恰當的注腳。
記者：近年來，還有人在網上炒作國民黨軍隊在抗戰中陣亡將領的數量和級別高於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以此作為貶低共產黨軍隊抗戰功績的依據。您認為應當如何看待這種論斷？
張宏志：這種論斷完全是荒唐的。首先要明確，所有在抗戰中犧牲的愛國將領和官兵，不管是來自哪一支軍隊，都是為民族解放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都值得后人永久地紀念。但是，僅以犧牲將領的多寡來衡量軍隊在抗戰中的貢獻，是十分片面的，關鍵要看是否實現了作戰目的。將領犧牲多寡，與軍隊規模、戰場環境、作戰樣式、戰役成敗等有著很大關系。如果隻以犧牲將領多少來論貢獻，那就隻有作戰失利甚至全軍覆沒部隊的貢獻才是最大的，這顯然是不合邏輯的。
就實際情況而言，所謂共產黨軍隊將領犧牲很少的說法也是十分錯誤的。因為這種說法是以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時，國民黨政府給的編制為依據的。比如，國民黨政府隻給了八路軍三個師的編制，致使紅軍中許多著名戰將都隻能降格任職。八路軍中的團長，大都是紅軍時代的師級干部。隨著敵后抗戰的發展，八路軍每個師都發展為方面軍性質的戰略區，全軍發展為近百萬人的規模，但由於國民黨政府的限制，正式編制仍然隻有三個師。新四軍更是在國民黨政府發動的反共高潮中被撤消了番號。如此一算，共產黨軍隊中犧牲的將領，得到國民黨政府承認的，也就隻剩左權將軍一人了。而實際上由於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后戰場，各級指揮機構身處四面受敵的險境之中，犧牲的高級指揮員是很多的，其中軍分區一級的干部就相當於國民黨軍中師旅一級的將領。據統計，共產黨軍隊的規模雖不及國民黨軍隊，但犧牲的旅級以上指揮官卻不少於國民黨方面。敵后根據地斗爭中犧牲的地委級以上的黨政干部，也有很大數量。就犧牲將領的身份而言，左權將軍作為指揮整個華北抗戰的八路軍副參謀長兼前方總指揮部參謀長，作為在指揮體系上獨立於國民黨軍隊的一支抗日武裝的統帥部成員，其在中國抗戰中的實際地位也遠在任何國民黨軍犧牲將領之上。此外，在整個 14年抗戰中，東北抗日聯軍犧牲的將領，也是絕不允許忘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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