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的風雨歷程【3】

陳獨秀離開北大更左傾了

《新青年》和《每周評論》對舊思想、舊文化、舊道德的批判，激起守舊派的憤恨，林紓就是最為典型的代表。他杜撰影射小說《荊生》和《妖夢》，攻擊、謾罵陳獨秀、胡適和錢玄同。緊隨其后，北大學生兼《神州日報》記者張厚載發表通訊說，陳獨秀、胡適等人，因思想激進而受政府干涉，陳獨秀消沉隱退，已去天津，並且煞有介事地說：“北大文科學長近有辭職之說，記者往返蔡校長，詢及此事，蔡校長對於陳學長辭職一說，並無否認之表示。”由此，造成陳獨秀將要離開北大的輿論。

陳獨秀在北大兩年，文科改革已是成績斐然，校長蔡元培極為滿意。陳獨秀也自信改革的成果，對於是否留在北大，其實心中早已有了主張。他對學生陳鐘凡（中凡）說：“校中現已形成派別，我的改組計劃已經實現，我要離開北大了。”

在攻擊陳獨秀的諸多言論中，當算詆毀其私德不檢的言論，最具殺傷力。因為，作為北大進德會創立者的蔡元培，在維護北大形象，樹立道德楷模的前提下，不能熟視無睹。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召集校中相關人員在湯爾和家開會。湯爾和極力渲染陳獨秀“私德太壞”，又有多人附和，蔡元培動搖了。4月8日，校方提前發布消息，馬寅初為教務長，主管文理兩科，陳獨秀體面地下台了。

此夜之會，胡適因故沒有出席，他對陳獨秀離去北大，一直心存疑惑。16年后，他閱讀了湯爾和的日記后，對“以小報所記，道路所傳”的“無稽之談”極為不滿，在10天的時間裡，三次致信湯爾和，明確表示不相信那些謠言，認為那是“外人借私行攻擊陳獨秀，明明是攻擊北大新思潮的幾個領袖的一種手段”。他為蔡元培與湯爾和“因‘頭巾見解’和‘小報流言’而放逐了一個有主張的‘不羈之才’”而驚詫不已。

多少年來，胡適一直認為陳獨秀“離去北大”，與“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后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在他看來：“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英美派）的影響，故不致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后，漸漸脫離自由主義的立場，就更左傾了。”乃至晚年，胡適仍然堅持己見，他說：“在上海陳氏又碰到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

陳獨秀在上海的這批“搞政治的朋友”，就是：李漢俊、俞秀鬆、施存統、沈玄廬、陳望道、沈雁冰、邵力子等。

陳獨秀的這些“搞政治的朋友”，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除李漢俊、李達分別是湖北、湖南人外，多是年齡相當的浙江同鄉，而又幾乎都有留學日本的經歷，他們多早已認識，且是故交、朋友，又都是在日本接觸的馬克思主義。陳望道回憶：“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經常在一起，反復的談，越談越覺得有組織中國共產黨的必要。”確切地說是建立一個像蘇俄那樣的政黨。

1920年5月，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等在上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1920年6月，陳獨秀、李漢俊、俞秀鬆、施存統、陳公培決定成立共產黨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