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康
一份創刊於上海的綜合型文化月刊，曾幾何時風靡京滬風傳全國，其影響力所及，延續了一個世紀。它所揭櫫的文學革命，所開啟的民主與科學的思想啟蒙，整個地改變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推動著時代巨變的步伐。這個雜志就是《新青年》，創刊於1915年9月，距今整整100年。
由《青年雜志》到《新青年》
1915年6月中旬，陳獨秀從日本回國來到上海。當時，國內正彌漫著“尊孔復古”的烏煙瘴氣。辛亥革命以來，政治革命不斷，可是，舊的陳腐的思想總是陰魂不散，佔領高地，它的根子就在於國民思想的僵化和不長進。陳獨秀認識到政治革命不能代替思想革命。於是，他找到安徽老鄉、亞東圖書館老板汪孟鄒，想讓亞東幫他辦一份雜志，並說這本雜志的出版發行，“隻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會發生很大的影響”。他信心十足的對汪孟鄒說：“欲使共和名利其實，必須改變人的思想，須辦雜志。”
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志》由陳獨秀創刊於上海，這是份綜合性文化月刊，每號約100頁，六號為一卷。后因與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的《上海青年雜志》同名而改名為《新青年》，自此一直延用到終刊。在創刊號上，陳獨秀寄語青年：“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大聲疾呼：“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
雜志所涉主題廣泛，有鼓吹法蘭西文明，稱其象征有三：人權、生物進化和社會主義。有論述民本主義，稱“國家者，乃人民集會之團體，輯內御外，以擁護全體人民之福利，非執政之私產也。”近世“民主的國家”，才是“真國家”﹔專制的國家是“民奴的國家”，是“偽國家”。推崇達爾文的進化論，稱“人類之進化，競爭與互助，二者不可缺一”，“世界一戰場，人生一惡斗，一息尚存，決無逃遁苟安之余地”。雜志還明確其批判的鋒芒，是儒家的“三綱”及封建的倫理道德，認為這些說教“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為以己屬人之奴隸道德也”。東方講綱常名教，西方講自由平等獨立，國人缺乏的這種“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
幾乎與陳獨秀創刊的同時，1915年9月17日，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的胡適在寫給安徽同鄉好友梅光迪的詩中雲：“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誓不容坐視，且復號召二三子。”文學革命的口號由此提出。
陳獨秀也認為“文學者，國民最高精神之表現也”。有意改良文學或曰文學革命。1916年2月3日，胡適在致陳獨秀的信中說：“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歐西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后乃有自己創造之新文學可言也。”8月13日，陳獨秀復信胡適：“尊論改造新文學意見，甚佩甚佩。足下功課之暇，尚求為《青年》多譯短篇名著若《決斗》者，以為改良文學之先導。”一個要“造新文學”，另一個要“改良文學”，他們都心有靈犀，共同感覺到革故鼎新的文化使命。
當時，康有為鼓吹定孔教為國教的謬論盛極一時，《新青年》對此必須予以針對性的批判。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多篇文章，指出：“孔教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因素”，“‘孔教’本失靈之偶像，過去之化石”。孔教與民主是對立的，“西洋所謂法治國者，其最大精神，乃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絕無尊卑貴賤之殊”。定孔教為國教，一言以蔽之，就是為袁世凱恢復帝制造輿論。袁世凱隻做了83天的皇帝便一命嗚呼。他又在文章中警告：“肉體之袁世凱已死，而精神之袁世凱猶活潑潑地生存於吾國也。”正如張寶明先生所分析：
“《新青年》的出現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大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味道。袁世凱為了達到稱帝的目的，欲建構孔教為國教，《新青年》就要將其解構為陳詞濫調﹔袁世凱以國民程度太低無法實行共和為理由稱帝，《新青年》就以喚醒國民覺悟為鵠的﹔袁世凱以陳舊的思想麻痺、愚昧國民，《新青年》就以‘本志以平易之文，說高尚之理’。從現代性出發梳理傳統要比從傳統出發梳理現代性更有感染力和號召力，這也是《新青年》何以在讀者中引發反響的根本原因。”
《青年雜志》出版第一卷后，因故停刊6個月。1916年9月復刊后的雜志自二卷一號始，更名為《新青年》，封面開始醒目地印有“陳獨秀主撰”。10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二號發表胡適於8月21日給陳獨秀的信，說：“年來思慮觀察所得，以為今日欲言文學革命，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陳套語。三曰，不講對仗（文當廢駢，詩當廢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七曰，不攀仿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八曰，須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胡適還在信中說：“以上所言，或有過激之處，然心所謂是，不敢不言。倘蒙揭之貴報，或可供當世人士之討論。……適以足下洞曉世界文學之趨勢，又有文學改革之宏願，故敢貢其一得之愚。”陳獨秀接信后很快作答：“承示文學革命八事，除五、八二項，其余六事，仆無不合十贊嘆，以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又說：“海內外講求改革中國文學諸君子，倘能發為宏議，以資共同討論，敢不洗耳靜聽。”10月5日，陳獨秀又致信胡適，對文學革命更寄以真切的企盼，信中說：“文學革命，為吾國目前切要之事。”並讓胡適“切實作一改良文學論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
到了11月，為亞東圖書館招股擴大書局的事，陳獨秀和汪孟鄒於月底來到北京。恰逢此時，新任北大校長蔡元培正為聘用文科學長事犯愁。沈尹默、湯爾和極力推薦陳獨秀。況且，蔡元培也熟知陳獨秀，有意聘用陳獨秀為文科學長。據同行的汪孟鄒告訴汪原放，蔡元培禮賢下士的風度令人敬佩，“蔡先生差不多天天來看仲甫，有時來得很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隻要拿個凳子給他坐在房門口等候”。他“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陳”。當陳獨秀提出“要回上海辦《新青年》”，蔡元培回答，就“把《新青年》雜志搬到北京來辦吧”。《新青年》也就因此遷至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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