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的風雨歷程【4】

《新青年》何去何從的討論

文學革命是由陳獨秀和胡適醞釀而發起，陳獨秀一旦認定目標，便有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果敢銳氣。胡適缺乏的則是如此斬釘截鐵的氣勢。在提出文學革命口號時，他已陷入圍城，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無一人支持。這也迫使他態度要平和迂緩。1917年4月9日，胡適致信陳獨秀說：“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在接胡適此信后，陳獨秀覺察到胡適態度的游移，立即去信表明自己的態度，他說：“改良文學之聲，已起於國中，贊成反對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陳獨秀以為用白話文“達意狀物”，已是“天經地義”，是歷史的必然。如果現在還“悍然以古文為文學正宗者，猶之清初歷家排斥西法，乾嘉疇人非難地球繞日之說，吾輩實無余閑與之作無謂之討論也”。在他接受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后，對白話文和文學革命必然性的認識，又是更上一層樓。他說：

“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存在的。適之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隻需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此時章行嚴的崇論宏議有誰肯聽？……思想知識言論教育，自然都是社會進步的重要工具，然不能說他們可以變動社會、解釋歷史、支配人生觀和經濟立在同等地位。我們並不抹殺知識、思想、言論、教育，但我們隻把他當做經濟的兒子，不像適之把他們當做經濟的弟兄。”

他們兩個，一個信奉辯証唯物史觀，一個信奉實驗主義，思想認識的歧異，決定了日后的分道揚鑣，也注定了《新青年》同人分化的必然。

五四運動爆發后，陳獨秀也因散發《北京市民宣言》的傳單而被捕。經多方營救和輿論聲援，他被捕98天后獲釋。出獄后，陳獨秀收回《新青年》編輯權。據周作人10月5日日記：“下午二時至適之寓所，議《新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編輯。”1920年1月29日，已被北大排擠出校的陳獨秀又回到上海，《新青年》也隨之遷回上海。4月26日，陳獨秀致信李大釗、胡適、張申府、錢玄同、陶孟和等，就《新青年》何去何從的編輯方針，提出意見：“（一）由在京諸人輪流擔任﹔（二）由在京一人擔任﹔（三）由弟在滬擔任？為時已迫，以上各條，請速賜復。”

此時，陳獨秀正在籌組共產黨，《新青年》也因之而染有黨派政治色彩。8月2日，他在編完八卷一號的《新青年》后，給胡適去信，希望在二號（即下期）上，胡適“做一篇精彩的文章才好”。他仍想借重北大同人的筆力和社會影響力，擴大《新青年》的知名度，可這又談何容易。

1920年12月，陳獨秀去廣州前，又先后給北京同人李大釗、錢玄同、胡適、陶孟和、高一涵、張慰慈、魯迅、周作人、王星拱和胡適、高一涵去信。前封信告知《新青年》“編輯事務已請陳望道先生辦理，另外新加入編輯部者，為沈雁冰、李達、李漢俊三人”。這四人都是中共上海發起組成員。信中還期待“一涵、孟和、玄同諸兄能有文章寄來（因為你們三位久無文章來了）”。后一封信，陳獨秀也說：“《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弟近亦不以為然，陳望道君亦主張稍改內容，以后趨重哲學文學為是。但如此辦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幾冊內容稍稍與前不同，京中同人來文又少，也是重大的原因，請二兄（指高一涵、胡適，引者注）切實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前封信在九人中傳閱后，陶孟和建議：“《新青年》既然不准寄，就此停版如何？最好日內開會討論一番，再定如何進行。”胡適當然清楚，《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已是既成事實，“今雖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他即致信陳獨秀，提出解決問題的三個辦法：“1、聽《新青年》流為一種有特別色彩之雜志，而另創一個哲學文學的雜志”。2、將《新青年》九卷一號移到北京，並發表一個宣言，內容是“若要《新青年》‘改變內容’非恢復我們‘不談政治’的戒約，不能做到”。3、“孟和說，《新青年》既被郵局停寄，何不暫時停辦。”

很快，周氏兄弟便表示了意見，周作人同意第二種辦法。魯迅也以為第二種辦法“更為順當”，至於宣言不談政治，則認為大可不必了。陶孟和也給胡適來信，堅持照第三種辦法，並在信中說：“我很希望你們兩人別為了這誤會而傷了幾年來朋友底感情。”這些意見，胡適很快便致信陳獨秀，以征求他的看法。陳獨秀看完信后，立即給他們九人回信，答復他們：不贊成《新青年》停刊，也不贊成宣言不談政治，仍然表示：“弟甚希望諸君中仍有幾位能繼續為《新青年》做點文章。”

陳獨秀太天真，已經成為中共上海發起組機關報的《新青年》，怎麼可能會得到信奉自由主義的北京同人的支持。胡適就說：“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Russia的漢譯本。”錢玄同的意見更明朗，他說：“至於《新青年》之能團結與否，還是要看各個人的實際思想如何來斷定，斷不在乎《新青年》三個字的金字招牌！”正在組黨的陳獨秀自然不會放棄《新青年》，在得知北京同人的意見后，自知難以再說服北京同人，故在致胡適信中說：“你們另外辦一個報，我十分贊成，因為中國好報太少，你們做出來的東西總不差，但我卻沒有功夫幫助文章。”至此，同人編輯已成昨日黃花。1922年7月，《新青年》出版完九卷六號后休刊。1923年6月，《新青年》復刊，改為季刊，成為中共中央的理論性機關刊物，由瞿秋白主編。1925年4月，又改為不定期刊，直至1926年7月終刊。

來源：《世紀風採》2015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