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兆雲
解決分歧，客觀評價問題和干部
自1980年冬始，河北省委主要領導之間的分岐問題逐步嚴重起來。在如何理解和貫徹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等問題上，省委內部由爭論發展到“爭高低、論輸贏”的程度。
在這方面，江一真堅決貫徹執行中央精神，有錯必糾，盡可能不留尾巴，在糾錯中批“左”，營造正氣，把廣大干部群眾團結起來，向著經濟建設方向前進。而金明認為“十年大破壞，我們黨需要護理。不只是要‘開刀’，對久病初愈的人，需要精心護理”，因此過多採取了“等等看”“和風細雨”的方式。如此久而不決，不僅使一些冤假錯案難以平反，政策無法落實到位、到心，而且使河北籠罩在“左”的迷霧中，上訪人數居高不下，直接影響了各種工作的開展。
3個都可以做省委第一書記的人在一省共事，工作方法不同，對問題認識不相一致，磕磕碰碰的事情難免發生。一方面是省委核心裡有人批“左”不積極，一方面是廣大干部群眾強烈要求。在此矛盾中，江一真既要堅持原則，又要注意靈活性，忍辱負重，其中甘苦，隻有他自己和幾個秘書知道。
1980年9月，中紀委研究室副主任金石、陳其麟受命到河北，調查了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政策的事。中紀委副書記張啟龍原先在河北工作過，對河北問題有自己的看法，他給江一真捎去了一封親筆信，說：“派他們兩位來聽聽你的意見，可以放心談透些。”
經交談，江一真感到中紀委這兩位同志為人正派，加上又有張啟龍的信，彼此間共同語言頗多，中紀委同志對一些事情又追問得十分詳細，知無不可對黨言的江一真，便把省委的重大分歧給說了出來。
中紀委兩同志回京后整理了一份材料，也沒有事先請江一真修訂核實，就上送中紀委領導。中紀委一個領導戰爭年代在山東時與金明關系甚篤，把此材料復印一份寄給了他。金明看了材料，生氣地來找江一真：“老江，你有意見為什麼不給我當面提，背后告我的狀？”
中央確定“三駕馬車”的格局后，江一真和金明之間是彼此關心、相互尊重的，雖然對一些問題看法不一致，但也還沒有達到不可調和的地步。這次談話，金明既未明言看過材料，江一真也不便說出中紀委曾找他了解過有關情況，兩人都在回避什麼，使得這次談話不深不透，為以后的沖突埋下了伏筆。
1981年1月，河北省委召開三級干部會議。根據中央領導人的指示，會議把揭批河北省委前領導的錯誤作為一項內容。出人意料的是，金明在講話中對此輕描淡寫，強調對他要一分為二。廣大干部所希望的把這次會議開成河北工作“轉折點”的願望，明顯落了空。
1981年5月，江一真在事先不知情的情況下，被通知參加省委常委會。會議一開始，省委前領導體系中的幾位常委就開始圍攻江一真，有人吼叫要和江一真徹底決裂，有人還威脅要讓江一真爬著離開河北。江一真嚴正聲明：我是黨員，中紀委找我了解情況，我隻能反映實情，如果我反映的事實與實際情況有出入，你們可以去中紀委告我誣陷，我有問題，你們也可以向中紀委反映我的情況！把情況徹底弄明了，倒有利於河北的工作，省得黨中央憂心，省得河北父老鄉親一個勁地往北京、石家庄上訪申訴！
宋任窮得知河北省委常委會的情況后，明確叫停。一些有正義感的省委常委也無法接受省委常委會上這樣的斗爭方式，對江一真說：“你不向中央反映我們也要反映！”
這樣，省委內部持不同意見的兩部分人不斷向中央寫信，要求中央出面解決河北的問題。
胡耀邦了解了事情原委，認為中紀委找江一真了解河北情況、江一真向中紀委如實反映情況，本身都是光明正大的行為，問題出在中紀委領導不該將此材料私自轉給被反映人，被反映人在看了材料后，不該再進行擴大，有意給江一真樹立眾多對立面，並採取不妥當的斗爭方式。但他同時也說，如果江一真在向中紀委反映情況前，能先和被反映人談談，或許也就不會發生現在這樣的事情。咀嚼著胡耀邦謹慎的話，江一真感覺中央高層在河北問題上有兩種看法，支持被反映人者大有人在。
河北領導層的矛盾不僅公開化了，而且有進一步激化的傾向。7月間，十一屆六中全會剛結束一個星期，中央書記處主持在中南海召開河北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河北各地市委書記和市長200多人。這是繼1979年3月之后由中央出面召開的第二次河北工作會議，而且規模比前一次更大。中央專門在中南海召集一個省的數百人開會，河北之外再無他省，足見中央對河北問題的重視程度。
在十一屆六中全會被推舉為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和李先念、宋任窮、習仲勛、薄一波等領導人都出席了這次會議，大都作了表態講話。雖然中央高層對河北問題的看法也不盡一致，但基本調子是批評金明和李爾重，在批省委原主要領導的極“左”路線等問題上不夠積極主動時，也有人批評江一真在處理問題方法上比較急躁，不夠穩健，有些講話過了頭，有欠妥之處。
河北工作會議從7月9日開到7月16日，根據胡耀邦講話基調擬就、並經中央批准的《河北工作會議紀要》，對江一真作如是評價：“中央認為，江一真同志到河北工作兩年多，在貫徹執行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批判劉子厚同志的錯誤，平反冤假錯案和放寬農業政策等方面，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和其他同志一起，是出了力的，是有成績的。但是，他對‘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錯誤的干部缺乏歷史分析，對這些同志的教育、幫助和團結的工作做得不好……”
這次會議的重大突破是，中央第一次在公開文件上指出要批判河北省委前主要領導的錯誤，深入揭批極“左”路線。而且，中央還宣布免去或調離河北幾位問題較多、鬧得厲害的常委，同時把解峰等幾位長期受錯整、能力較強的干部補充進常委會。
徹底解決班子問題，宣布中央3條決定中央召開的第二次河北工作會議結束后，河北省委又開了多次常委會，金明、江一真、李爾重和常委反復交換了意見，認真組織傳達十一屆六中全會精神和中央河北工作會議精神，調整了一些省直部門和地市委的領導班子，調整和加強了省委落實政策領導小組和經濟工作領導小組及其辦事機構。
8月中下旬，胡耀邦到河北視察，在接見河北省委常委和黨員副省長時，切中要害地指出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正確方針和方法。省委接著召開大會，批判省委前主要領導的錯誤和極“左”路線。借中央和省委會議春風，久拖未決的冀東、丘縣兩大冤案基本得出了結論。長期意見分歧的郭振聲、柴晉川、劉鐸、林澤培等“反革命”錯案，以及過去遺留下來的十來個較大錯案，都得到迅速妥善的解決。久拖不決的楊鳳鳴一案終於等到了說法，楊鳳鳴也受命到衡水地區擔任地委副書記。
省委常委會還集中精力連續幾天討論了經濟工作問題，向中央寫出了報告，向全省發出了《關於加快落實政策工作的指示》。隨著批“左”的深入，人們普遍引起心裡震動：省委的作風變了！河北正在走向中央指引的道路上，隻要全省上下團結一致向前看、奮起直追，就能趕上先進。
在大江南北唱響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大風歌時，卻也出現了不和諧的音符，那就是經濟犯罪活動日益猖獗。
1982年2月，陳雲、胡耀邦等中央領導針對廣東、福建嚴重的經濟犯罪活動，作出打擊經濟上重大犯罪活動的批示，中央向全國發出緊急通知。
江一真和分管紀檢、政法的省委書記王錚通過調研，取得共識：經濟中的犯罪活動，不僅廣東、福建嚴重，河北也不例外，不能搞例外論和特殊論。大量的事實已充分說明，在河北一些地方、單位和部門的黨員干部甚至少數負責干部中，走私販私、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違法犯罪活動也是令人觸目驚心的，必須堅決打擊。
很快，省委召開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座談會。江一真在閉幕式上發表講話，號召廣大黨員干部要以黨性作保証，雷厲風行、扎扎實實地把這場斗爭進行到底，從而改善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完善管理制度，促進經濟建設穩步健康地向前發展，使整個社會面貌煥然一新。
但處理經濟領域犯罪是場艱難的斗爭，尤其是要做到“大義滅親”，談何容易！因為牽涉到各色人等的利益，加上省委內部的不同看法，一些案件難以處理，而一些風言風語開始向江一真襲來。
江一真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出乎意料地發生了，“三駕馬車”在團結一陣后，又開始在路線、方針、政策及相關事情上出現了磕磕碰碰，許多工作無法順利開展。
1982年5月，胡耀邦又一次到河北視察工作，在石家庄分別找金明、江一真、李爾重談話，對他們的步調不一致十分生氣，說：“我沒想到你們的問題到現在還沒解決！”
6月16日上午，中央書記處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河北省委主要領導談話，胡耀邦、萬裡、習仲勛、胡啟立等領導，以及剛從農墾部部長退下來的高揚等人與會。中央領導談了河北問題和人事變動。12點半，胡耀邦宣布中央3條決定：一、高揚同志任河北省委第一書記，立即到職。
二、去年8月河北工作會議以后，在開始一段時間內，河北省委的工作是有成績的，但總的說來，河北省委的領導核心，沒有把河北省的工作做好，主要責任在金明同志。
三、金明、江一真、李爾重3位同志都調出河北，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請3位同志接到通知后，盡快到中央報到，不要再過問河北的事。有什麼意見，都可以講，但要對中央講，對仲勛同志講，不要向河北別的同志講。此外，中央還決定再調離河北省委幾位常委。
金明在談話中說：“河北主要是方針分歧，從班長角度我負主責。”
江一真在表態時說：“擁護中央的決定，歡迎高揚同志去冀。我來河北3年多，工作沒搞好，我負有一份責任。河北的路線、是非分歧，中央是清楚的，關於河北省委班子的調整意見，我相信高揚同志去后會搞好的。另外，還有一些保留意見，我找萬裡、習仲勛同志談。”
事實証明，胡耀邦和中央的決策是正確的。高揚在河北的3年間，帶領省委一班人，努力打破禁錮人們頭腦的精神枷鎖和僵化思想，暫停爭論，在穩定局面、抓經濟工作、文化引領、機構改革和改革開放等工作中，效率高、成效大，使“落后一大截”的河北省各項工作迅速進入了全國先進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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