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菲
開國上將宋任窮一生南征北戰，經歷了大大小小無數的戰役，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功勛。他那大公無私、清正廉潔、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性風范，像一座永恆的豐碑銘刻在人民群眾心中。
兩改橫幅為統戰
時時事事不忘統一戰線，尊重黨外朋友，以自己的言行去感化和團結黨外人士，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一大優勢。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不僅是革命統一戰線的開創者，而且是積極的實踐者。數十年戎馬生涯的老革命家宋任窮就是繼承這種傳統發揮這種優勢的老同志。他兩改橫幅談統戰，即是一個范例。
20世紀5０年代初期，宋任窮兼任雲南軍區政委。雲南起義的部隊先稱暫編十二軍、十三軍。通過民主運動，他們要求正式編入人民解放軍。軍區決定將他們與人民解放軍十二軍、十三軍合編，即4個軍合編為兩個軍。開會那天，全體官兵在志丹體育場集合。場中懸挂著巨幅標語：“中國人民解放軍暫編十二、十三軍改編大會”。首先登上主席台的宋任窮一看覺得不妥，立即要布置會場的同志把“改編”改成“合編”。這天晚上開晚會，他看到“部隊合編歡迎晚會”的大橫幅又說不妥，馬上又叫工作人員將“歡迎”二字改成“聯歡”。
事后，有人問宋任窮：“改編”跟“合編”、“歡迎”跟“聯歡”意思都差不多嗎？您為什麼非把它改寫不可呢？宋任窮很嚴肅地告誡部屬說：“共產黨人說話、做事、寫文章，都要認真貫徹黨的方針政策。中共是執政黨，居領導地位，尤其要注重統戰政策，團結黨外人士。你們想想吧，‘改編’和‘歡迎’，這都表明我們是主動者，起義部隊是被動者。事實上，雲南起義部隊主動起義，在昆明保衛戰中立下了汗馬功勞，是順歷史潮流之舉，這能分出個主客嗎？把‘改編’和‘歡迎’改成‘合編’跟‘聯歡’就彼此一樣，沒有主客之分了，這樣合乎事實，才使起義部隊心歡、眼悅，有利於團結戰斗。”
宋任窮的兩改橫幅，留下了一則令人深思、獲益無窮的統戰佳話。
毛遂自薦當部長
1956年4月，宋任窮在一次會后遇見周恩來總理。周恩來對宋任窮說：“要從軍隊裡調個中央委員出來加強地質戰線，你考慮考慮。”
宋任窮考慮了兩天。隨后毛遂自薦，對周恩來說：“就把我調出來吧。”
周恩來說：“你能出來嗎？”當時宋任窮還在總干部部任副部長。
宋任窮說：“總干部部有人。”
周恩來點點頭說：“那好，我請示主席。”
沒過幾天，周恩來告訴宋任窮：“主席有新的考慮，要成立原子能委員會。”
周恩來1956年7月向中央提出《關於原子能建設問題》的報告，建議成立“原子能事業部”。這個意見經毛澤東同意，11月正式提交一屆人大常委會議通過，決定成立第三機械工業部，搞原子彈，部長是宋任窮。1958年2月，三機部改為第二機械工業部。初創時，主要抓隊伍組建、地質找礦、科研基地建設。
搞原子彈不比打仗，要依靠科學，尤其是要得到中國最高科學機構中國科學院的支持。為此，就要和中科院“走親戚”、“攀親家”。宋任窮給中科院黨組書記兼副院長張勁夫打電話，說要到他家裡拜訪他。
宋任窮這次拜訪張勁夫，就是談科學院要怎麼支持二機部、幫助二機部。宋任窮緊緊握住張勁夫的手說：“勁夫，這個事太重要了，你要幫助哇！其他部門我也希望他們來支持，但主要靠科學院吶！”
張勁夫說：“沒有問題。這是中央的任務，是國家的任務，也是科學院的任務。第一，我把原子能研究所全部交給你。另外，科學院其他各研究所凡是能承擔二機部的研究任務的，我們都無條件地承擔﹔如果骨干力量不夠，還需要調一些人去，我們再想辦法。譬如，鄧稼先是學物理的，從美國留學回來，是科學院數理化學部的學術秘書。吳有訓副院長兼數理化學部的主任，日常工作就靠鄧稼先負責，這個同志你要我也給你。”
有了人才，還得有礦。宋任窮擔任三機部部長后，花費很大精力搞地質找礦，幾乎所有發現鈾礦的地方他都去過。在科研工作方面，宋任窮則緊抓蘇聯援助的“一堆”（反應堆）、“一器”（加速器）建設。1958年9月，“一堆”、“一器”正式移交使用。
當時，受“大躍進”的影響，核戰線上也提出了“大家辦原子能科學”、“全民辦鈾礦”等口號。還有的人堅持要對蘇聯提供的設計和設備進行革新改造。宋任窮等人不同意，認為這要慎重。但是要求改造的同志堅持己見，宋任窮無奈，隻好給毛澤東寫信，要求當面向他匯報。兩天后，宋任窮接到電話，通知他到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澤東匯報。
宋任窮匯報后，毛澤東說：“你們的意見是對的。這個原子堆、鈾235工廠，你們還沒有掌握好，怎麼就動手改了呢？比如寫字，先得學寫正楷，再學寫行書，然后再練草書。”
宋任窮回來后，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大家才統一了思想，避免了可能對主工藝設計和設備亂改的錯誤。
1960年初，周恩來帶領一些部長在廣州學習政治經濟學。學習結束后，毛澤東約見幾位部長。康生也去了。康生一見宋任窮就談起什麼時候能夠爆炸原子彈的問題。宋任窮說，蘇聯原來答應給我們的原子彈樣品和資料現在不給了，要靠自力更生，盡最大努力，爆炸時間得推遲到1964年。
康生擺出一副“最革命”的架勢說，1964年爆炸遲了，還是應該在1962年爆炸，並講了許多冠冕堂皇的話。毛澤東聽著，一直沒有表示，最后隻講了一句話：康生，你去當二機部部長吧。康生一看勢頭不對，才不吭聲了。實踐証明，1964年爆炸原子彈是切合實際的。
當年中蘇關系破裂，有些蘇聯專家在撤走時，把該給中方的資料也帶走了，還說“這是對你們的毀滅性打擊”、“從此你們將處於技術真空的狀態，估計20年你們也搞不成原子彈”。然而僅4年后，1964年10月，從中國西部沙漠中升起的蘑菇雲，宣告了他們預言的破產。
宋任窮任職三機部(后改為二機部)部長，負責當時頗為緊迫的核科研基地和核工業體系建設4年，對原子彈事業嘔心瀝血作出了重要貢獻。后來子女曾回憶說：“記憶深刻的是當時父親的辦公室裡挂著元素周期表，以便方便他背誦，而且為了和蘇聯專家交流，他還自學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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