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兩年前頗受贊揚的《十點建議》,兩年后竟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右傾分子”的罪証。
項南離開了團中央,被下放到北京市東郊農場參加勞動。那年的秋天,灰暗的雲塊,緩緩地在天上移行。陽光暗淡,天氣陰冷,給人一種荒涼寥落的感覺。那天,上頭通知項南去東郊農場勞動,時值1958年國慶前夕,家家戶戶都在准備過節。汪志馨強忍心中的悲痛,為項南打點行裝,送他去東郊農場報到。她鼓勵他說:“堅強起來,家裡的事不用挂心,我們會做好!”
這是一對甘苦與共、患難同當的夫妻。汪志馨與項南從戰爭年代一路走來,經歷日偽軍殘酷的大“掃蕩”,也經歷過蘇北整風那種人人過關的政治運動,不管外部環境多麼艱苦,也不管受過多少委屈,項南總是樂觀地安慰她,告訴她,一切都會過去的。這時,他說:“嚴冬很快會過去,春天轉眼就到來啦!”
農場場長鄭琮喝的墨汁不多,但心地善良。有一天,他從報上讀到戰國時期的思想家孟子的一句話:“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他特地抄下送給項南說:“看來,是黨在考驗你,將來有‘大任’給你做!”
項南笑了一笑,內心很感激場長的關心和鼓勵。他本來就是冠豸山農民的兒子,很快和農工們打成一片,並成為農場領導的主心骨。在時任農場領導的鄭琮和李眾仆的心裡,項南雖然不是上級任命的場領導,卻是他們大家公認的“領導”,農場大事小事都和他商量,許多事情黨委討論時都讓他參加,最后也都是照他說的辦。所以大家都親切地稱他“鐵項頭”。
東郊農場是北京最早組建的國營農場之一。1958年又將來廣營人民公社合並進東郊農場,改稱和平人民公社,后來又改為中阿友好人民公社。項南剛來的時候,農場方面曾接到通知,要注意“右傾分子”項南的言行。項南來了一段時間后,大伙覺得這是一個難得的好人,這樣的人怎麼會是壞人呢?
1961年,又是金風送爽時節。首都北京在歷經兩三年“大躍進”的狂熱后,好不容易迎來秋高氣爽、分外宜人的涼秋天氣。金水橋畔,到處飄浮著桂花的沁人心肺的芬芳。這正是:“芙蓉秋水菊花黃,滿目秋光桂枝香。”
這天,項南扛著鋤頭,正與農工們一道下田干活,望著伴隨白雲飛翔的一群丹頂鶴,和秋色連波的豐收田野,情不自禁地哼起唐代詩人劉禹錫名詩《秋詞》:
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勝春朝。
晴空一鶴排雲上,
便引詩情到碧霄。
項南正起勁地揮鋤干活,團中央辦公廳派車把項南載回機關。胡耀邦在自己辦公室,泡了一壺龍井茶,同項南一邊飲茶,一邊親切交談。胡耀邦表明了自己對項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案的看法,告訴他不必去東郊農場勞動了,將調第八機械工業部工作,靜候中央組織部的通知。
項南感激地說,謝謝組織的關照。
胡耀邦內疚地說,對你的批判,我明知不對,卻終究沒能頂住壓力。這是我做的虧心事!的確,項南與梁步庭被打成“右傾分子”這件事,一直讓胡耀邦內心難以平靜。這兩人恰恰都是他最親近的干部,團中央起草文件主要依靠他們。梁步庭算是“軟著陸”,后來撤銷了處分,還留在團中央。而項南本來只是撤銷職務,下放東郊農場勞動。1959年廬山會議之后,按上邊的指示,對項南這些“右傾分子”加重了處分,行政降兩級。這意味著工資要減少幾十元,項南家庭人口多,經濟負擔重,降級真是雪上加霜,項南也“難”上加“難”了。
難能可貴的是,在批判《十點建議》的時候,項南承擔了全部責任,沒有任何推諉,其實也是為團中央書記處承擔了責任。在以后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胡耀邦都努力想辦法為項南平反。但這些努力隨著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斗爭和批判彭德懷,“翻案”事件因而化為泡影。
但是,胡耀邦還是抓住了一個機會。196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自然科學工作中若干政策問題的指示報告》,要求對幾年來批判錯了的知識分子進行甄別平反。這一批示和同年9月中央統戰部、組織部、宣傳部共同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改造右派分子工作會議傳達出的信息,使胡耀邦覺得有可能解決項南的工作問題。
胡耀邦知道,讓項南再回團中央工作是不可能了,項南自己也一定不願意再回團中央工作。但是哪個部委能接收項南呢?他想到了八機部部長陳正人,這是一位實事求是、愛護干部的老領導。陳正人當年參與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連毛澤東都親切地稱他為“老戰友”。一次在中南海開會,胡耀邦找到陳正人,向他介紹了項南以及他父親項與年的情況。陳正人十分感動,滿口答應。他對胡耀邦說,讓項南到農機學院去當院長。
胡耀邦搖搖頭。他對陳正人說,把項南放在農機學院有點可惜,項南是個難得的人才,是個筆杆子,你把他放在自己身邊會更好。
陳正人一錘定音:那好,就讓他到部辦公廳當副主任,發揮他的筆杆子特長吧!
不久,項南接到中央組織部打來的電話,要他到第八機械工業部找陳正人部長報到。項南急忙找到場長鄭琮,請鄭琮開摩托車送他去八機部。
場長駕車到八機部后,在外頭靜靜地等候,他知道談的時間越長,對項南的事情越有利。結果,項南和陳正人部長足足談了兩個多小時才出來。一看項南滿臉喜色,鄭琮知道一定是好事。沒等鄭琮開口,項南對他說,走,我請你下館子!那年頭,下館子吃飯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此時正是困難時期,大街上行走的人們大都面有土色。兩人交往幾年了,一向節儉的項南第一次,請鄭琮到大街上飯館吃飯。
兩人一落座,項南就對鄭琮說,組織上給我重新安排工作了,到八機部辦公廳工作,陳部長跟我談了很多。你知道嗎?陳正人部長可不簡單呢,他是老資格,井岡山時期的老革命,當過江西省蘇維埃主席。
鄭琮高興地說:“看來,孟子說得很准,老天要‘降大任’給你啦!”
項南笑笑說:“反正是為人民服務。”
讓項南這麼“著名”的“右傾分子”去八機部工作,而且一去就在部機關擔任辦公廳副主任,不能不佩服陳正人的膽識。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知道,這樣做在政治上有很大風險。那時候人們對“右傾分子”唯恐避之不及,哪有幾個像陳正人這樣的部長,敢要一個“右傾分子”到身邊工作呢?
隻有項南心知肚明,向陳正人推薦項南的正是胡耀邦這“大手筆”!
項南在中南海早聽說過,八機部是毛澤東“欽定”的一個非常部,原稱農業機械工業部,成立於1959年。國務院序列裡原來並沒有農機工業部。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發表了一封致省、地、縣、社、隊,直至生產小隊一級的信,毛澤東在信中提出了“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稱“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同年8月,在廬山召開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確定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毛澤東主席再次提出要成立農業機械工業部。毛澤東甚至說,如果找不到部長,那就由他來當這個部的部長。當時,這在中南海成為重要新聞。時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的陳正人,主動請纓去組建農機工業部。1965年,該部又改稱為第八機械工業部。
來自閩西農村的項南,深知農民肩挑腰彎的艱辛,對農業機械化早就心領神會。項南在團中央工作期間,與胡耀邦先后參觀考察過長春中國第一汽車制造廠、鞍山鋼鐵廠、富拉爾基機械制造廠、洛陽拖拉機制造廠、洛陽礦山機器廠、克拉瑪依油田、蘭州煉油廠等大型國營企業,對新中國工業建設的成就感到由衷自豪。他不止一次萌生過投身於祖國工業建設的想法。
到八機部之后,項南帶著理想的激情與甘當小學生的謙虛態度,認真刻苦學習和鑽研農業機械問題。他還利用工作之便,向所接觸的許多農業機械專家請教,很快就由外行變成了內行。
陳正人部長是一位工作經驗豐富、作風踏實、善於調查研究的領導,每年總會有4個月左右的時間下基層調查研究。項南一到八機部,就跟隨陳正人部長下基層調研考察,熟悉中國農機工業的狀況,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很快成為陳正人部長的得力助手。
在陳正人部長的鼓勵下,項南到任不到一年,就於1962年9月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根據會議精神,聯系實際,撰寫了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農機科研工作要走在農業機械化的前面》。這篇文章受到多方關注和好評,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視。項南也從此開始了在中國農機政策方面孜孜不倦的研究與探索。
幾個月之后,他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更有分量的長文《農業機械化的若干問題》。這篇文章從“農業集體化和農業機械化”“道路和方法”“要求和步驟”“經濟資源和技術政策”“科學研究和技術隊伍”等12個方面,對中國實現農業機械化所面臨的問題以及應有的對策等做了詳細闡述。
項南在文章中談道:“要注意引進外國農機產品,收集最新的科學情報,利用各國有用的經驗。”在這篇長文的最后部分,項南描繪了一幅中國實現農業機械化的理想藍圖:
“農業機械化所需要的是一種新人,他不但要能熟練地掌握現代技術,而且要具有新的道德品質,全身浸透集體主義精神。需要多少這樣的人呢?我們如果從設計、科學研究、制造、使用管理,以及為它服務的供銷、運輸、基本建設一直到培養這些人才的學校通通設想一下,就大致可以知道需要多少科學家、工程師、技術員、制造工人、拖拉機手、管理人員和學校教師了。這個數目何止幾十萬、幾百萬。可以說,機械化,就是要把我國幾億農民都變成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這是世界上一支最大的現代化的農業大軍,也是技術改革所引起的又一次深刻的革命。”
毛澤東十分關注農業機械化問題。這篇文章引起了他的關注,也給黨內許多關心農業和農業機械化問題的領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許多年以后,華國鋒、胡耀邦在與項南談話時都提到過這篇文章。
項南到八機部工作一年多之后,愛才重才的陳正人部長就任命項南為八機部農機局局長,直接負責農機工業的生產與管理。
在八機部工作的四年多時間裡,項南對農機事業傾注了滿腔熱情,他與八機部的領導們一起,每年花三分之一的時間下基層調研,孜孜不倦地探索我國農業機械化的前進方向與應該遵循的科學規律。
項南虛心向專家、學者和農機技術工人學習,對農業機械問題產生了深厚的興趣。他在借鑒國外農機化經驗和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對我國農業機械化問題作了系統的論述。
1963年到1964年間,項南用五個月時間,深入中南、華北和東北農村,對九個省市區的農業機械化問題進行實地考察。他還下功夫,對廣東省南海縣、湖北省新洲縣、遼寧省阜新縣的農業機械化先進典型經驗進行總結。返回北京后,項南將調研中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加以整理和提煉,寫成上萬字的考察報告。周恩來總理讀完這篇報告曾對項南提出的觀點表示贊許。
項南在報告中,對於中國農業機械化道路作了探討,提出可行性的建議。他認為,中國不像蘇聯、美國有大片荒地可以開發,也不能實行粗放經營。中國沒有英國、西德那樣高的工業水平,很難使用大量的化肥和機械。他感到日本的經驗,看來與我國比較接近的隻有長江、珠江三角洲等濱湖地區。就整體而言,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經驗適用於我國。因此,項南建議,我們在吸取國外有用經驗的同時,必須走出一條自己的農業機械化的路子。項南這一系列意見和主張,顯示他的鑽研精神和洞察力,經實踐証明很有創造性,為中國農業機械化決策提供可行性的參考作用。
項南在深入各地考察農業機械的生產與使用情況后,撰寫了《談穩產高產和農業機械化》《再談穩產高產和農業機械化》《農業機械化問題考察報告》,分別發表在《人民日報》和《中國農業機械》雜志上,對指導中國農機事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饒有興趣的是,項南的思維變幻莫測,他從實際出發,小處著手,又從微觀角度突破,闖開一條發展新路。1962年9月,他撰寫了一份調查報告《農村手推車見聞》。在當時的農村,一輛小小的手推車就能解決很大的生產問題,推動著中國農業機械滾滾向前。
項南在陳正人部長的支持下,對“小”字進行全面解剖。根據項南的調查,在當時的農村生產中,差不多勞動力的40%都用在運輸上。可是,相當廣泛的區域卻還在使用已經沿用了2000多年的木輪推車,有的依然靠肩挑搬運。即使有了少量的膠輪推車,卻又因為沒有了解農民的生產習慣,不能適銷對路。為此,項南的調研文章從“農村迫切需要運輸工具”“農民喜愛手推膠輪車”“農民喜愛什麼樣的膠輪車”“農民對手推膠輪車的意見”四個方面提出了對手推膠輪車的生產銷售各個環節進行改進的意見,受到了生產廠家和廣大農民的歡迎。
陳正人和項南這一代中國農機事業的開拓者,他們主導的中國農業機械化事業,正是從這樣小小的手推膠輪車開始起步,推向大有希望的廣闊前景。
時間在不知不覺中,又過去了三個年頭。項南在八機部的工作,搞得有聲有色,頗受領導和同志們的贊揚。1964年,項南跟陳正人到中國拖拉機第一制造廠“蹲點”,參加社會主義教育(簡稱“社教”)運動。毛澤東指示,蹲點,解剖麻雀,是一種很重要的領導方法。領導干部必須有選擇、有計劃地繼續蹲點,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在運動和斗爭中,取得比較系統的經驗。
這次“蹲點”時間長達一年,不是一般的調查研究,而是一次真正深入工人群眾的勞動實踐。他們拜工人、技術人員為師,邊勞動邊學技術,既學手藝又學管理。
這次“蹲點”非同尋常,下的是真功夫。項南與陳正人部長等將辦公場所從北京轉到洛陽。他們住在工廠簡陋的宿舍裡,一日三餐與工人一起排隊吃大食堂,每天和工人一樣按時上下班,從不搞特殊化,受到了洛陽拖拉機制造廠工人的高度評價。
1964年12月4日,陳正人囑咐項南起草給中央的報告,匯報了“蹲點”的收獲和體會。1965年1月29日,毛澤東肯定了陳正人這種深入工人群眾參加生產勞動實踐的做法,並在這個報告上作了指示:“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斗爭狀態中,最后也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引自《項南畫傳》,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頁)
毛主席的批示,是很令人鼓舞的。“蹲點”一年,使項南對大型農業機械裝備制造業的生產管理有了進一步的認識。1965年1月4日,第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決議,將農業機械工業部改名為第八機械工業部。無論部委的名稱怎麼改變,在項南的心裡,農業機械化的前景都充滿了希望和光明。
項南知道,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業、農村、農民的情況如何,一直牽動著中央領導的心。新中國成立之后,如何解決這個擁有世界上最多農業人口的國家幾億民眾的吃飯穿衣,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苦苦思索與探求的問題。
當時,凡是有關農業的活動,中央領導都很關心。1950年5月,為了盡快恢復被戰爭破壞的農村生產力,中共中央和政務院在中南海舉行了一個為期50天的新式農具展覽會,黨政軍領導都去參觀。
其實,舉國上下都十分關注我們農機化進程。人們記憶猶新,那一年《人民畫報》8月號上的封面人物,是兩位女拖拉機手的照片。其中一位女拖拉機手梁軍,后來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她英姿颯爽地駕駛拖拉機行進在田野中的形象被印成日歷和年畫,成為那個年代的標志性人物。這些足以說明新中國領導人和億萬民眾對於改良農機具、逐步實行農業機械化是多麼關注和重視。
年富力強的項南,思緒極為活躍。他少年時接受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青年時有實業報國的理想,參加革命后項南又對列寧的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電氣化”的論述深信不疑。兩次去蘇聯訪問歸來,項南都熱情洋溢地向中國青年介紹莫斯科紅場以及蘇聯的工業建設和集體農庄農業機械化的情況,鼓勵青年投身於農村建設的偉大事業。
博覽群書的項南對蘇聯農機文學很感興趣。1955年,青年翻譯家草嬰將蘇聯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小說《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翻譯成中文。在胡耀邦和項南的支持下,這部小說首先在發行量達300萬份的《中國青年》雜志上連載,后來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就發行了124萬冊,打破了中國當代翻譯小說印數的紀錄。小說的主人公娜斯佳也成為一代青年們學習的榜樣。項南剛到八機部時,開口不離“娜斯佳”。他說,這個文學形象在他腦海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難得的機遇,增進了項南的農機情感。到八機部工作的5年時間裡,項南深入大江南北十幾個省區進行調研,閱讀了大量關於農業機械化方面的理論書籍和國際農機工業的情報資料。在陳正人部長的支持下,項南對中國農機工業走什麼樣的道路進行了積極的探索,而且取得初步的豐碩成果。
1963年,項南到湖北進行調研,從省委領導同志那裡知道了新洲縣大力發展農業機械化獲得棉花大豐收的消息。於是專程趕往新洲,在那裡進行了一段時間的調查研究,發現了新洲劉集公社這個農業機械化的典型,總結出了著名的“新洲經驗”,並親自撰寫總結文章,刊登在《人民日報》上。
才華橫溢而又機敏靈感的項南,為新洲大搞農業機械化總結了兩條經驗:一是他們摸索出一條在人多地少的地方如何實現機械化的具體道路。具體說,就是堅持機械化和半機械化並舉的方針,以動力為綱,從排灌入手,實行綜合利用,發展農副產品加工,脫粒機械化和植物保護機械化,同時逐步發展耕作、運輸機械化。這和我們一些人少地多的地方要從耕作、運輸機械化入手,是一個很大的不同。二是他們實現機械化,不是依賴國家,而是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依靠集體經濟力量,充分發掘人民公社、生產隊內部的潛力,也就是毛澤東闡述的“內因”論。
通過項南的妙筆生花,他總結的“新洲經驗”,使湖北新洲縣劉集公社成為像大寨一樣的先進典型,極大地鼓舞了湖北省發展農業機械化的積極性,他們開始在全省推廣“新洲經驗”,劉集公社也成為全國農業機械化的一面紅旗,在神州大地上飄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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