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金風送爽【3】

3．項南調農機部門工作后，接連推出農業機械化問題的報告。項南40歲蒙冤，花甲平反。

這年新春，從中南海傳來令項南異常興奮的消息。1966年2月5日，正是立春后的第一天，湖北省委向中央報告了關於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設想，引起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並在這份報告上作了批示：

任重同志：

此件看了，覺得很好。請送少奇同志，請他酌定，是否可以發給各省、市、區黨委研究。農業機械化的問題，各省、市、區應當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做出一個五年、七年、十年的計劃，從少數試點，逐步擴大，用二十五年時間，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至於二十五年以后，那是無止境的，那時提法也不同了，大概是：在過去二十五年的基礎上再作一個二十五年的計劃吧。目前是抓緊從今年起的十五年。已經過去十年了，這十年我們抓得不大好。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

（引自《項南畫傳》，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頁。）

毛澤東在批示中，展示了他的農機宏圖。按照毛澤東的這個時間表，中國要在1980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

這年新春，為了貫徹毛澤東的這一批示，八機部召開了全國農業機械管理計劃會議，討論《農業機械化“三五”規劃要點》，項南在會上作了《用毛澤東思想作指針，破除洋框框，走自己的路》的專題發言，全面論述了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設想。項南在報告中指出：“對於如何實現我國農業機械化問題，毛主席有很完整很系統的論述。最近我們把主席對這方面的直接指示和間接批示匯集起來就有40條之多。”

根據毛澤東的講話和指示精神，項南在這個發言中大膽而審慎地提出了關於實現農業機械化的速度與程度的設想。他說，從全國各省區來看，前5年，是否可以這樣設想，一方面抓緊農機工業建設，一方面在長江、珠江三角洲和京滬地區基本實現機械化﹔7年內在湖北、廣東、江蘇、東北三省、新疆等省區實現機械化﹔10年內在大多數省區爭取基本實現機械化﹔一部分省區在15年內基本實現機械化。

那時候，無論是項南還是其他黨內高級干部，都對毛澤東提出的1980年實現農業機械化的目標深信不疑。在當時看來，這並非一個遙不可及的烏托邦式的空想，它有10年的農機工業建設與積累為堅實基礎，是一定可以實現的。

迎著明媚的春光，項南心中十分自信，他憧憬的農機化前景，似乎很快就會在腳下踩著的大地上實現了。“吹面不寒楊柳風”，不錯的，春風就像年幼時母親的手撫摸著自己的臉頰。他仿佛看到了一長串的康拜因拖拉機在前進，風裡帶來新翻的泥土的氣息，混合著青草味，還有各種花卉的芬芳。鳥兒將巢安在繁花嫩葉當中，呼朋引伴地賣弄清脆的喉嚨，唱出婉轉的曲子，跟春風流水應和著。大草山上騎在牛背上牧人的短笛，這時也在嘹亮地吹奏著客家山歌調兒。但他們成群放牧的已不是以往犁田的耕牛，而是專供冠豸山美食家們烹調“全牛宴”和“涮九門頭”盛餐的菜牛，這是我們閩西老家最美的農家菜啊！

那天上班，項南還沉浸在“耕牛更名為菜牛”美麗的遐想中，他走進部長辦公室，把一份新的調研報告遞給陳正人審閱，突然說：“正人同志，待到耕牛更名為菜牛，我們的農業機械化，該化到什麼程度啦？”

陳正人一怔：“你這個鐵項頭，又在做什麼美夢，說什麼夢話呀！”

“噢！”項南這才清醒過來，笑了一笑，把一份新的農機工作調研報告遞給部長審閱，推開窗戶，自言自語地說：“自古道，春色撩人，愛花風如扇，柳煙成陣……”說著，他回到自己辦公桌上，又埋頭在一堆公文中。

但是，項南農機化的美夢，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被打進了十八層地獄。“五一六通知”發出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號令，神州大地陷入災難的瀕臨崩潰的邊沿。似於韓愈詩雲：“猶疑在波濤，怵惕夢成魘。”

在“炮打司令部”的隆隆炮聲中，八機部大院貼出許多大字報，重點是批判部長陳正人，同時扯出分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項南身為農業局局長，並不是八機部的重要“當權派”，但是名字也在其中，這點他並不奇怪，因為還有另幾位廳局級干部被點名。有點出乎他意料的是，離開數年的團中央機關大院，居然也貼出了他的大字報。

這是怎麼回事呢？按說，項南調出團中央已經八年多，早已是個“死老虎”了，難道還逃不出厄運？原來事出有因：團中央的造反派本來集中批斗當權派“三胡一王”（即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王偉），豈料一位老資格的團中央書記在批斗會上檢討時，說了一句“聰明話”：“如果說我工作中有錯的話，最大的錯誤就是對項南問題的嚴重性認識不足，批判不力。”

一石激起千層浪，這話果然激起造反派的憤怒，他們立即行動起來。團中央大院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中，很快出現了“打倒項南！”“把走資派項南揪回來批斗！”等標語和大字報。項南的幾個孩子小白、小藍、小綠經常和小伙伴在團中央大院玩，也常常在人群中看熱鬧，現在卻忽然看到要將父親揪回來批斗的大字報，不禁驚慌失措跑回家：“爸爸要挨批斗了……”

項南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殘酷的批斗和迫害后，被下放黑龍江和河南“五七干校”勞動。1970年年底的一天，嚴冬似乎到達“尾聲”了，“五七干校”一位軍代表突然通知他回北京，說是要給他重新安排工作。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也沒有放棄盡快在中國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念頭。在這種情況下，總得有懂專業的領導干部來負責實施。

1971年開春，首都還看不到綻開的迎春花，但氣候稍為暖和了一些。項南一到北京，就有人找到他談了工作安排問題。最初得到的消息是，到大西北出任寶成鐵路建設指揮部副總指揮。項南對鐵路建設一無所知，但組織的安排他隻能服從。正當他打點行裝准備赴任時，情況又有變化。他被留在北京，仍然回到農機戰線，被任命為一機部農機化領導小組組長。敏感的“鐵項頭”這時仿佛看到了農機化露頭的新春曙光，內心浮動著謹慎的樂觀，似乎又有了一絲的希望。

從1966年到1978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先后三次召開了全國農業機械化會議。項南參加了這三次會議，也是會議文件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早在“文化大革命”前，項南就與當時分管農業的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華國鋒有過接觸。項南的工作能力和對農機事業的見識，給華國鋒留下了深刻印象。1970年秋，華國鋒調任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協助周恩來主管農業工作，他在解放領導干部的名單上看到項南的名字和擬任職務時，覺得讓項南去搞鐵路顯然不妥。向周恩來總理匯報工作時，提出讓項南重回農機口。總理立即表示同意。

轉眼間又是“金風送爽”時，祖國大地都沉浸在粉碎“四人幫”的一片歡騰之中，隨之而來的是緊張而忙碌的揭批“四人幫”運動。從北京的金水橋，到閩西的冠豸山，神州大地都沸騰了。歡慶的游行隊伍，川流不息，老少男女，傾城而出。從禮花的紛飛中，從爆竹的脆響中，從舉國上下的一片歡騰中，宣告了中國革命的一個新紀元！

“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勝似春光，寥廓江天萬裡霜。”項南這時突然又哼起毛澤東在閩西寫下的《採桑子•重陽》的名詩。他想，經受鍛煉的中國人民摧枯拉朽，要掃盡一切妖魔鬼怪。隨之而來的將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燦爛春天。從此感到春意盎然，有如置身於姹紫嫣紅的百花園裡。而那些禍國殃民的“四人幫”，歷史無情，人民將把他們掃進時代的垃圾堆。項南越想，勁頭越大，在百忙中完成的《美國農業機械化考察報告》，直到第二年初才通過一機部和農林部送呈中央有關領導。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兼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副總理李先念等領導人十分重視項南的這個考察報告，專門在中南海聽取了項南的匯報。

十年“文化大革命”，積案如山。許多受迫害的老干部紛紛來北京，找中央組織部反映情況，請求解決，卻受到冷漠的待遇，“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說”，使老干部們反映強烈。稍后，中央改組了中組部，調胡耀邦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知道項南父親遠在閩西的情況。一天開會時遇到項南，便問道：“為什麼不把你的老父親接到北京來照顧？”項南有口難言，隻好將前組織部領導“為難”的話復述一遍。胡耀邦聽罷，氣憤地說：“亂彈琴！”他要項南再打一份報告，並很快在上面批示：“同意將革命老人項與年接來北京治病。”

但為時已晚，項與年病體此時已經過於虛弱。龍岩地委將他送進地區第一醫院檢查時發現，老人患有嚴重肺炎，不宜遠行。項南同意龍岩地委的意見，先安排老人住院治療，待好轉之后再護送到北京。奈何項與年病情日重，終因肺部衰竭於1978年10月2日在龍岩去世，享年82歲。

噩耗傳到北京時，項南正要率團出國訪問，他隻得委托汪志馨代他回家鄉料理喪事。獲悉項與年病逝的消息，曾任項與年老領導的習仲勛親自去郵局，發出飽含深情的千余字唁電，悼念這位堅貞不屈的老戰友：

“在白色恐怖彌漫全國的險惡環境中，他穿梭於上海、南京、南昌、香港、天津、西安、北平之間，長期的地下斗爭，把項與年塑造成一個機智勇敢、沉著堅定、不事張揚、不怕任何困難的共產主義戰士……”

為悼念和緬懷項與年（梁明德）對革命的貢獻。中共遼寧省委於1978年11月7日舉行了追悼會。項南與汪志馨乘火車抵達沈陽，參加了這個追悼會。追悼會場擺放了項與年的老戰友習仲勛、黃火青以及羅青長等人送的花圈。遼寧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出席了追悼會。他在會場上見到項南和汪志馨，有些好奇地問：“你們怎麼來了？你們是怎麼認識梁明德同志的？”項南說明梁明德是自己的父親，任仲夷才恍然大悟。

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后，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陸續回到領導崗位。經過胡耀邦等人具體落實的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准討論，人們的注意力開始聚焦於如何更快地發展國民經濟，實現周總理在四屆人大提出“四個現代化”目標。

一個歷史機遇朝項南扑面而來。像他那樣經受住“文化大革命”考驗，年富力強而又懂業務、肯鑽研的干部，此刻備受國家青睞。1979年2月，原任一機部副部長的項南，擔任重新組建的農機部常務副部長、黨組副書記，並當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召開不久，改革、開放、搞活的重大戰略方針剛剛付諸實施，項南以隻爭朝夕的精神，將全部精力投入到推進農機工業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艱苦工作中。當時，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農業機械化為重要的農用生產資料，必須是公有制，農民個人是不能擁有的。當內蒙古的一些地方開始將拖拉機賣給農民時，農機部領導曾對農民個人能否購買農業機械認識也不一致。項南認為，農民擁有自用的生產資料，隻有利於農業生產，而無損於公有制，因而他對農民個人購買農業機械給予堅決支持。后來國務院於1984年2月27日正式發文規定私人可買農業機械，但無論是在認識上，還是在行動上，農機行業都超前了一步，這與項南思想解放、不怕責難、敢於改革創新是分不開的。

盡管受到重用，項南仍然背著“右傾機會主義”的罪名。他相信隨著歷史的進步，冤案一定會獲得平反。因此他並未急於要求組織為自己平反和落實政策，而是集中精力抓工作。

胡耀邦調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之后，對平反歷史上的冤假錯案傾注心血。無論是對“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還是“大右派”葛佩琦的冤案，他都頂著重重阻力，以“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的大無畏氣概著手平反。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胡耀邦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和中紀委第三書記。對於平反冤假錯案的問題，他牽腸挂肚，決心搞個徹底。

為了盡快平反項南的冤案，胡耀邦經過慎重考慮，於1978年12月25日寫信給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陳野蘋及中組部干審局、經濟局，信中寫道：

我認為1958—1959年團中央對項南同志的處分是過大的，不恰當的，是應該撤銷的。對他的處分決定，因為發給了全國，撤銷時，也應相應地發下去。至於責任問題，我當時是團中央第一書記，理應負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應如何甄別撤銷，因為時間已久，我對許多情節記不清楚了。你們辦起來也一定感到棘手。我的意見是：先找到當時的決議起草人，經手人，同項南同志一起，先寫出一個甄別撤銷草稿，由當時團中央書記處成員和常委（我、劉西元、胡克實、王偉等人）共同寫個意見，然后作出決定。此事，請你們一定抽出二、三位同志辦一下（也可說是幫幫我的忙，因為這一案件辦不好，我心中是很不安的）。

胡耀邦這封信顯然是帶著感情寫的，他甚至對項南問題的甄別、平反步驟提出具體建議。接到胡耀邦的這封信，陳野蘋等中央組織部負責人立即會同團中央著手處理此事。他們找到團中央當年的老同志，大家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對項南一案進行仔細的調查、甄別，然后鄭重作出平反的結論。

團中央為此特向中共中央呈上《關於為項南同志平反的報告》，黨中央於1979年3月30日批復，全文如下：

共青團中央：

中央同意你們《關於為項南同志平反的報告》。一九五八年團的三屆三中全會對項南同志的批判和處理都是錯誤的，應予平反。撤銷一九五八年《關於項南錯誤的決議》及原處分決定，恢復其原工資級別。你們可將為項南同志平反的報告通報各省、市、自治區團委，消除影響，恢復名譽。對因項南同志問題受株連者，亦按此精神，妥善處理。

中共中央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

經中共中央批准，共青團中央於1979年5月14日向全國發出《共青團中央關於為項南同志平反的通報》。

顛倒的歷史，終於顛倒過來了。40歲蒙冤受屈，花甲之年獲得平反：長達21年的冤屈之后，歷史總算給了一個公道。項南在獲得平反之后，表現出難得的冷靜，並無欣喜若狂之態。他對胡耀邦勇於承擔責任、平反冤案的舉動當然是感激的，然而作為一個成熟的革命者，他深思道：一個革命政黨，能改正自身的錯誤固然好，但是能夠有效地避免產生冤假錯案豈不更好？究竟有什麼辦法、有什麼樣的機制能夠避免失誤，避免歷史悲劇的產生呢？這顯然是個需要認真對待的事情。他從心底希望，這類冤案今后再也不要發生了。

項南是典型的思想者。盡管每日工作繁忙，但他對個人命運與歷史、時代關系的思索始終沒有停止。1979年11月18日，項南與汪志馨看了話劇《報春花》，很有感慨，在當天日記中，他充滿感情地寫道：

晚上，同志馨到懷仁堂看了遼寧省話劇團李默然同志主演的《報春花》。我含著熱淚看完了這出激動人心的戲。我也是戲中人之一啊！

這幾十年，出現的悲劇還少嗎？別人害了我，我也害了人，內心感到了沉重的譴責。我因為直言，戴了二十多年的帽子﹔我因為不堅決，又犯了許多錯誤，這是真正的時代悲劇……

嚴於責己，寬以待人。這就是項南風格。痛定思痛的時候，項南像魯迅提倡的那樣嚴格地解剖自己，不寬恕自己的“不堅決”，不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的圍攻中說過違心的話而開脫，不因自己是時代悲劇的受難者而逍遙。盡管自己從靈魂到軀體吃了很多苦頭，但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在這一幕時代悲劇之中，是應該負有一份責任的。

自身的遭遇，給項南兩點重要啟示：一是被人整實在是一種痛苦，自己在任何時候都絕對不能整人﹔二是對別人的冤案，一定要予以關心與同情，調查清楚之后，一定要積極促進平反昭雪。

“冠豸之子”就有冠豸山的心胸。項南對於當年曾經錯誤地批他、整他的人毫不計較，還與他們時有來往，對過去的事情一笑了之。項南發現，經過一場浩劫，那幾位當年充當打手的同事，明顯地變老了，見面時神態也不免有些尷尬。其實他們又何嘗不是政治的犧牲品？在項南的日記中，項南對他們並沒有仇恨和怨言，偶爾提及見到當年落井下石者，他寫的無非是“某某也老了”，流露出一種對生命的悲憫和對人生的徹悟。

其實，項南這時也沒有時間去計較當年冤案的恩恩怨怨。在改革開放的春風吹綠神州大地、春潮激蕩的日子裡，他思考更多的是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特別是農村經濟體制的變遷。在20世紀60年代初的三年困難時期，他還在東郊農場勞動，時有老鄉前來談及鄧子恢回鄉調研，倡導支持農民“大包干”的故事，盡管隨即又受到批判，但對農村情況了如指掌的項南，對鄧老的宏大氣魄和故鄉農民創新體制的嘗試，內心是很激動和支持的。他知道實踐出真知，預測農民歡迎鄧老倡導的“大包干”，將來一定會在希望的田野上推廣實施的。

這期間，項南還到江蘇、湖北等地考察。他發現這樣一個現象：農村基層干部思想開始活躍起來，都在考慮如何使農民盡快致富，但是一接觸到實質問題，一些干部就顧慮重重。比如，農民拍手歡迎的“聯產承包責任制”，不少干部就不敢理直氣壯地推行﹔有人聽到“包產到組”，就不寒而栗。

項南感到有必要站出來支持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他有針對性地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豐收背后還有問題》，呼吁“要解開極左這根繩索”。他寫道：“超產有獎，減產受罰，獎罰分明，簡便易行。把產量和責任，把責任和社員個人利益結合起來，體現了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原則，有什麼不好呢？有些同志明知責任制能調動社員的積極性，還是怕擔風險，要‘等等看’，實際上是怕人說‘右傾’，被‘四人幫’那條極左繩索捆怕了。”

項南在這篇文章中，以實地調查獲取的事例，點明極左的東西還在農村阻礙改革的進行：“有些極左的東西，至今還沒有肅清……不敢推行責任制，所以有些政策總是落實不了。還有是不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習慣於行政命令，搞瞎指揮和‘一刀切’。對社員分配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不承認差異，多勞不能多得，怕富，怕冒尖……”項南明確指出：“極左流毒不肅清，思想不解放，農村既‘活’不了，更‘富’不起來。”

作為農機部副部長、黨組成員的項南，惜才愛才，在用人方面很有創新，在干部選拔等問題上堅持選賢用能的原則。對於那種歧視知識分子的做法，項南盡力予以糾正。由於復雜的原因，項南的諸多設想在農機部提出來的時候，並不能馬上被接受，因為部裡的主要負責人還有些顧慮﹔或是限於客觀條件無法實施。這使項南多少感到遺憾，不免有壯志難酬的慨嘆。

但是，項南這時沒有料到，隨著黨的工作重心轉到實現四個現代化上來的大好形勢，自己的命運又將出現新的轉折。一個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正在召喚著他，黨和人民將在他的肩膀上，賦予什麼樣的重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