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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江浙滬走出來的國共兩黨領導人》——

“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陳雲【2】

潘望

2015年12月04日09:37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二、初次進入經濟工作領域

1927年4月,正當上海人民沉浸在革命軍北伐勝利的喜悅當中時,蔣介石悍然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7月15日,汪精衛也提出“分共”,大肆搜捕和屠殺共產黨員、革命群眾。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續三年多的大革命宣告失敗。

1927年11月,中共江蘇省委決定建立青浦縣委,任命陳雲為書記。陳雲按照中共江蘇省委指示回到了家鄉,他白天和農民一起勞動,晚上找積極分子談話、開會,向農民宣傳翻身鬧革命的道理,並利用廟會向農民發表演說,號召大家團結起來進行抗租斗爭。經過一段時間,他們不僅在附近20多個村子裡恢復和發展了農會組織,還培養了一批農運骨干,吸收了其中12人入黨,建立了青浦西鄉第一個農村黨支部。

次年1月初,陳雲按照省委制定的計劃,化名陳亨,領導了著名的小蒸和楓涇農民武裝暴動。1928年9月,中共江蘇省委建立管轄鬆江、金山、青浦、南匯、川沙、奉賢、嘉定、嘉興等上海周圍10個郊縣的淞浦特委,並任命陳雲為特委委員兼組織部部長。隨著淞浦特委機關遷往上海,陳雲開始了在上海秘密環境下的戰斗生活。

1929年8月中旬,因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江蘇省委常委彭湃被調到中央工作,省委決定吸收陳雲、李富春參加省委常委工作。在這個時期,隨著局勢的好轉,黨內“左”傾急性病又逐漸發展起來。特別是1930年5月爆發了蔣、馮、閻之間的新軍閥大戰后,更使一些同志對革命形勢做出了過高的估計。實際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認為,“革命時機已在全國范圍內成熟”,並在各級黨委成立行動委員會,停止了黨、團、工會的正常活動。

在這一路線下,1929年7月,江蘇省委、省團委和上海工會聯合會以及中央派來的人組成了江蘇省總行動委員會。陳雲被任命為總行委委員,負責外縣工作,9月兼任上海閘北區區委書記。盡管他一如既往地積極工作,但在報告情況和研究問題時,仍然保持著求實的作風。

在上海各區委書記和軍委參謀聯席會議上,陳雲匯報了閘北區的情況,說那裡的赤色先鋒隊雖已建立了24支,但都沒有經過武裝訓練﹔宣傳隊名義上有27支,實際上隻有12支可以調動﹔宣傳品印刷數量不少,但因交通問題沒有解決,無法往下送﹔罷工布置比較成熟的隻有一個廠。這在“左”傾情緒佔上風的形勢下,顯然是一種低調而實事求是的發言。

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很快就超出了共產國際所能允許的范圍,他們派正在蘇聯的周恩來、瞿秋白回國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1930年9月,中共在上海召開了擴大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停止了李立三的領導工作,取消了遍地開花的暴動計劃,撤銷了各級行動委員會。陳雲作為江蘇省的代表之一出席了這次會議,並在會上被補選為中央候補委員,時隔四個月后,陳雲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從此他進入了中共中央領導層,時年25歲。

1931年9月,鑒於王明將去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周恩來也將前往中央蘇區,共產國際提議成立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臨時中央由博古、張聞天、康生、陳雲、盧福坦、李竹聲組成,博古、張聞天、盧福坦任常委,博古負總的責任。在1932年3月,陳雲增補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

1933年年初,迫於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嚴重,臨時中央決定將中共中央機關遷往中央蘇區,到蘇區不久,陳雲便同劉少奇一起去汀州檢查指導工會工作,並開始糾正“左”的錯誤。

1932年4月,蘇區中央機關報《斗爭》發表了陳雲撰寫的《蘇區工人的經濟斗爭》一文,文章批評工會在領導工人階級斗爭中機械執行《勞動法》,不問企業狀況,一律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強迫介紹失業工人入廠,到處舉行有害蘇區經濟流通的總同盟罷工﹔要求重新審查各業的集體合同﹔指出必須向工人群眾解釋,工人階級一方面要爭取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要把發展蘇區經濟、現固蘇維埃政權看成自己解放的根本任務。

為了糾正“左”的錯誤,陳雲於6月又到福建汀州視察工會工作。汀州不僅是中央蘇區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中央蘇區的經濟中心,有“紅色小上海”之稱。巡視中,陳雲發現過去工人與雇主雖然簽訂了許多勞動合同,但合同的條文大多照抄《勞動法》和江西、福建兩省工會頒發的斗爭綱領,很多地方不切合實際,於是指導當地經營南北土特產的京果業重新訂立了勞動合同。

從汀州返回后,陳雲撰寫了《怎樣訂立勞動合同》一文,詳細介紹了他到汀州領導工人訂立勞動合同的指導思想和具體辦法。由於新合同與實際情況相符合,贏得了勞資雙方的歡迎和認可,很快成為中央蘇區私營企業勞動合同的范例和樣本,被普遍仿效、推廣,從而改善了蘇區企業的經營管理,促進了根據地工商企業的發展。

這年秋天,陳雲前往瑞金附近的一個兵工機械廠,進行了一個多星期的調查研究,從產品產量與質量、設備與工具,直到行政與黨團工會的關系、工人教育與福利狀況、供給制能否改為經濟核算制等問題,都做了了解。他發現廠長作風不民主,體罰工人,職工意見很大,便與有關部門研究,召開了全廠職工大會,當場宣布撤銷這個廠長的職務。消息迅速傳遍了所有的兵工廠,大大調動了工人支援蘇區反“圍剿”戰爭的生產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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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張玉、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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