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陳雲【6】

六、逆境與轉折

1966年8月，陳雲出席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8月7日，會議印發了毛澤東8月5日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嚴厲指責劉少奇、鄧小平關於向高等院校派工作組的決定是鎮壓學生運動。朱德、陳雲等也在會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

康生在攻擊陳雲的發言中說：“看看他1962年的報告，就知道他的經濟學是什麼貨色，他隻講經濟，不講政治，他講的經濟政策，只是資本主義的商人經濟而已。”

這次會議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改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將原來的七人擴大到11人，並重新排列了次序，陳雲被排到最后。這次會議並沒有選舉主席和副主席，但會后隻有林彪被稱為副主席，其他人的副主席職務不再提及，實際上被取消了。

1967年1月，陳伯達在北京大專院校造反派召開的一次大會上宣稱在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被批判以后，中央“起碼還有個把人物未被揪出來”，暗示造反派揪斗陳雲。這個講話一傳開，北京街頭和造反派組織編印的小報上，很快出現了攻擊陳雲的大標語、大字報和“大批判”文章。

在中央文革小組的煽動下，一些造反派還於半夜闖進陳雲在北長街的住宅內抄家，要把他的保險櫃強行搬走，還要查抄他保存的評彈錄音。周恩來聞訊后，一方面派人與中央文革小組聯系，勒令造反派立即撤走﹔另一方面安排有關部門連夜將陳雲轉移到更加安全的地方。

1968年10月，中共召開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錯誤地批准了關於劉少奇所謂罪行的審查報告，決定永遠開除他的黨籍。會上，朱德、陳雲等老一代革命家再次受到圍攻。

謝富治在小組會上說：“陳雲同志在七千人大會上，主席三次叫他講話，他說沒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后來不到一個月，作了黑報告反毛主席、反大躍進、反總路線。先念同志、富春同志那次也起了作用，應當徹底批判。劉、鄧、朱德、陳雲都是搞修正主義的。”

“劉少奇抬出陳雲搞經濟小組，收拾‘殘局’，就是搞修正主義。”

“陳雲同志搞些什麼，多賺錢賣花布、炒肉片、高價商品。陳雲同志一貫反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這些東西都要清算。”

在1969年4月召開的中共九大上，從始至終籠罩著“左”傾思潮和個人崇拜的狂熱氣氛。林彪、江青集團主要成員都進了政治局，而從1935年起就擔任政治局委員的陳雲卻被排除在外，僅保留了中央委員的名義。

這次會后，按照毛澤東關於讓一些老同志去工礦企業“蹲點”調查的指示，陳雲同葉劍英等一批老同志被安排到由中央警衛團“支左”的北京新華印刷廠“蹲點”。他每天上午去半天，先后參加了50多次職工“斗、批、改”學習班的會和10余次向工人學習的調查討論會。

1969年10月17日，根據毛澤東關於國際局勢可能急劇惡化、蘇聯可能對中國突然襲擊的估計，中央要求一些在京老同志戰備疏散到外地。陳雲同鄧小平、王震等人被指定去江西。當時陳雲的夫人於若木已去湖南的“五七”干校﹔五個子女，一個也去“五七”干校，一個在大學等待分配，一個在北京郊區農村小學任教，一個到駐西藏部隊工作，一個在北京工廠當工人，家中未能有一人隨行，幾近是被流放。

1975年四屆全國人大開過之后，周恩來病情加重，由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和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支持和葉劍英、李先念等的配合下，鄧小平果斷地對被搞亂了的各條戰線進行整頓，全國政治和經濟形勢出現好轉。但就在這年年底，毛澤東聽信了“四人幫”的誣告，並不能容忍各方面整頓的展開對“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進行系統的糾正，動搖了對鄧小平的信任，決定發動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

正在這時，身患癌症的周恩來於1976年1月8日逝世。從這時起，直到4月初的清明節，在北京及各大城市，廣大群眾懷著對周恩來逝世的悲痛、對“四人幫”種種惡行的憎恨、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憂慮的心情，自發舉行了各種形式的悼念活動，矛頭直指“四人幫”。接著，朱德、毛澤東先后於7月和9月逝世，偉人們的相繼離去，使得“四人幫”更加緊了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活動。

此時陳雲雖然賦閑在家，但密切注視著事態的發展，他以一個無產階級政治家50余年的斗爭經驗和敏銳的洞察力，清醒地意識到，決定黨和國家命運的時刻到了。

正當華國鋒為“四人幫”的奪權陰謀而苦惱焦慮的時候，葉劍英、李先念等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葉劍英一方面表示了對華國鋒的支持，另一方面通過王震與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聯系。

王震到陳雲家中商談解決“四人幫”的辦法，陳雲曾考慮用召開中央全會的方式解決，但反復研究了中央委員會的名單后，感到沒有把握。9月19日，葉劍英派人秘密接陳雲去他在西山的住所，向陳雲征求意見。葉劍英將毛澤東批評“四人幫”的講話拿給陳雲看，問怎麼辦？陳雲果斷地回答：“這場斗爭不可避免。”

10月6日，在葉劍英、李先念等的推動下，華國鋒下定決心，代表政治局宣布採取斷然措施，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實行隔離審查，一舉粉碎了“四人幫”。隨即華國鋒召集政治局緊急會議，一致通過了由他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決議。

次日上午，王震興沖沖地來到陳雲住所，將這一情況告訴了陳雲。當消息傳出后，人們紛紛走上街頭，載歌載舞，歡慶這一偉大勝利。

“四人幫”的粉碎為糾正長期以來黨的“左”傾錯誤，調動全國人民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的積極性，提供了絕好的歷史機遇。然而，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和《解放軍報》發表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這篇社論在強調揭批“四人幫”是“當前的綱”，要“抓綱治國”的同時，公開提出“兩個凡是”的方針。

當時，要讓黨和國家從“文化大革命”的陰影中徹底走出來，打開全黨全國工作的新局面，關鍵要解決兩件大事：一是為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平反﹔二是恢復鄧小平在天安門事件后被撤銷的職務。但按照“兩個凡是”的方針，這兩件大事一件也解決不了。怎麼辦？人們再一次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老一代革命家。

在老一代革命家中，葉劍英是中央副主席，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李先念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主持國務院常務工作，他們有些話不便在公開場合說。提出這兩件大事的任務，歷史地落在了曾長期擔任過中央副主席而現在只是中央委員的陳雲身上。

陳雲沒有辜負全黨的希望，抓住了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的機會，公開提出了解決這兩件大事的要求。會前，他就與王震、胡耀邦、耿飚、王諍等人分頭相約，要在會上就這個問題發言，並把發言字斟句酌地寫了出來。

會議開始前，華國鋒便向各小組召集人打了招呼，希望大家發言不要涉及鄧小平出來工作和天安門事件這樣敏感的問題。面對高壓氣氛，陳雲仍按會前寫好的稿子，一字不落地在小組會上做了發言。

在葉劍英、李先念的促進下，華國鋒在會議臨近結束時表了個態，說“要在適當時機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陳雲在小組會上馬上補了一句，說：“適當時機，我贊成。”

會后，黨內外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的呼聲更加強烈。於是，在7月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終於被恢復了全部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