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安
莫名蒙冤“AB團”，一波三折終昭雪
正當胡耀邦以一顆赤誠之心，努力從事艱巨的革命事業的時候，一場意想不到的災難悄然落到了他身上。
1932年11月，中共蘇區中央局的指示信嚴肅批評湘贛省委犯了“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湘贛蘇區肅反運動進一步擴大化，一大批干部被當成“AB團”反革命分子抓了起來，甚至慘遭殺害。根據逼供信中有人的口供，省政治保衛局把胡耀邦和譚啟龍名字列入“AB團”的名單。
名單提交省委常委會討論，意見分歧。有人認為：“根據揭發人的供詞，耀邦的一個老師就是‘AB團’,已經被處決了。胡耀邦受這個老師影響很大，能不是‘AB團’嗎？”有人提出了異議說：“胡耀邦只是個17歲的娃娃，而且來蘇區后一直表現非常好，這件事要慎重。”
省委書記王首道處境兩難，不好下決心。恰好共青團蘇區中央局巡視員馮文彬在回中央蘇區前列席了這次會議。他本來已選定了胡耀邦、譚啟龍等人，要帶回中央蘇區去工作。現在聽說他經過多番考察、印象極好的少年竟然是“AB團”分子，他無論如何難以置信。他有心對胡耀邦和譚啟龍加以保護，就說：“既然大家意見不一致，胡耀邦和譚啟龍又都屬於團中央系統的干部，我就把他們帶到團中央去審查吧。”大家同意了馮文彬的意見。
1933年元旦過后，馮文彬帶著胡耀邦和譚啟龍，通過國民黨軍的封鎖線，來到中央蘇區駐地瑞金。
馮文彬向共青團蘇區中央局書記顧作霖作了匯報。顧作霖按組織系統，把胡耀邦和譚啟龍交給了少年先鋒隊中央總隊部總隊長張愛萍，對他說：“交給你兩個‘AB團’嫌疑分子，是從湘贛省轉過來的。對他們要認真審查，既不能冤枉好人，也不能漏掉壞人。”
張愛萍本人不久前也曾被懷疑是“AB團”在共青團中央局的負責人，幸虧有顧作霖和中共蘇區中央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任弼時的力保，才免遭厄運。因此，他早已對這種隨便懷疑人、審查人和亂整人的做法極其反感。此刻一看轉來的是兩個尚有幾分稚氣的娃娃，張愛萍就先有幾分疑惑。他分別找他們詳細詢問了出身、經歷、愛好和特長，就越發不相信他們是“AB團”。 他向顧作霖匯報說：“譚啟龍是苦出身，胡耀邦是在大革命風暴秋收起義影響下投身革命的，都是很優秀的干部呀。”
張愛萍和顧作霖商量后，決定解除對胡耀邦、譚啟龍的審查，分配工作。譚啟龍擔任少先總隊巡視員﹔當時張愛萍兼任反帝擁蘇總同盟的青年部部長，就留胡耀邦在青年部當干事。兩人后來得知，他們走后，被打成“AB團”分子的一些干部，如湘贛蘇區蘇維埃主席袁德生、省委常委劉德凡等都被錯殺了。
在張愛萍的保護下，胡耀邦暫時擺脫了危險，但是危險並未遠去。此時，湘贛省委的肅反局勢更加惡化，湘贛省委已被中央派去的執行王明路線的人所把持。他們查到了胡耀邦、譚啟龍一案，認為譚啟龍是孤兒，可以不再審查，胡耀邦是知識分子，政治思想和社會背景肯定復雜，況且他又有“AB團”的老師，於是派人前往瑞金，要把胡耀邦帶回來重新處理。
顧作霖、張愛萍、馮文彬都不同意這樣做，但是心裡也沒有底，隻得暫時停止胡耀邦的工作，把他隔離在一間小屋子裡。
胡耀邦覺得非常委屈，也非常恐懼。他知道“AB團”的罪名如果定下來，那就一切都完了。他覺得不能這樣“坐以待斃”，一定要找組織陳述冤屈。他獨坐在空蕩的小屋裡，愁苦地等待著……
一天傍晚，趁來人開門送飯，他不顧一切地沖出去，徑直跑到顧作霖的住處。一進門，他就扑在顧作霖的面前，嗚咽地哭著說：“顧書記，我不是‘AB團’呀！”顧作霖安慰他說：“是不是‘AB團’，會弄清楚的，你別急，先回到那屋裡去好好等著。”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月光皎潔。顧作霖親自找胡耀邦談話。他們在村裡邊走邊談。“說實話，你究竟參加過‘AB團’沒有？”顧作霖慈愛地看著他，問道。胡耀邦回答：“什麼‘AB團’，我是共產主義兒童團嘛。”他動情地講述了出生貧苦之家，讀過一年初中，15歲就出來參加革命，加入了共青團，后來又到湘贛省委做少年兒童工作等。顧作霖很專注地聽著胡耀邦的傾訴，不時提出一些問題。他們談了很久，直到深夜。
顧作霖把同胡耀邦的這次長談說給張愛萍聽。張愛萍說：“胡耀邦當青年部干事這一段的表現非常好，聰明活潑，熱情能干，虛心好學，還頗有文採，遇事喜歡尋根問底，小小年紀就有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的強烈願望和堅強決心，干起工作又是個拼命三郎。”他說：“從籍貫、年齡到工作經歷，特別是現實表現，都足以証明胡耀邦不但不是‘AB團’，還是很好的革命同志。”顧作霖也說：“耀邦確實是個很有培養前途的好干部。”但是，對胡耀邦的審查還不能解除。任弼時調任湘贛省委書記后不久，顧作霖命令解除了對胡耀邦的隔離，還囑咐馮文彬多跟胡耀邦談談，對他多加關心和照顧。
幾十年后，馮文彬回憶這一段往事說：“我鼓勵耀邦要相信黨，耐心等待，有話就找領導和同志談，不要悶在心裡。不久，我被派去福建工作，耀邦眼淚汪汪地來送我，一邊走一邊說：你走了，我怎麼辦？我安慰他：組織上會作出正確結論的，不要急，更不要想不開。他一直送我到村外的橋頭，我騎上馬走了一陣，回過頭來看他還站在那裡目送著我。”
后來，在顧作霖主持下，終於給胡耀邦作了實事求是的結論，冤案得以昭雪。這一段遭遇，對於胡耀邦來說是刻骨銘心的。在以后的數十年間，他屢屢提到這件事。在談到黨必須愛護干部、必須有實事求是的作風時，他以此為例﹔在談到干部要經得住誤解、委屈、考驗時，也以此為例﹔特別是，他始終懷著深深的感激之情，追憶當年保護過他、救助過他的那些老領導、老戰友。
1988年3月，譚啟龍到北京三○五醫院看望胡耀邦。他們回憶當年“AB團”的遭遇時，不勝感慨，都慶幸碰到了三個好領導：一個是馮文彬、一個是顧作霖、一個是張愛萍。1988年9月，胡耀邦為譚啟龍寫了一首詩：“年逾古稀能幾逢？逆交難忘六十春。蒙冤AB雙脫險，戰處南北俱幸存。牛棚寒暑相憶苦，開拓歲月倍感親。遙祝康復更添壽，壽到雛聲勝老聲。”1989年4月，馮文彬到醫院去看患病的胡耀邦，胡耀邦深情地說：“當年如果不是你把我帶出來，我就完了﹔如果把我送回去，我也完了。”馮文彬后來說：“不難看出，耀邦同志堅持實事求是，堅決平反一切冤假錯案、包括歷史上的一切重大錯案，是深刻總結了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教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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