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安
漸露頭角展才能，惜別蘇區踏征途
1933年8月，胡耀邦擔任中央蘇區反帝擁蘇總同盟青年部部長，以后又兼任宣傳部部長。他一面做擴大紅軍、擁護紅軍的宣傳工作，一面繼續做擴展兒童團組織、對少年兒童進行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
1933年9月，胡耀邦在《共產青年團領導之下的蘇區共產兒童團三個月來的活躍情形》寫道：“蘇區共產兒童團在共產主義青年團領導之下，繼續著紅五月的工作熱情，進行‘八一’與國際青年節運動中兩件工作，在工作中收到很大的成績，這使蘇區的共產兒童運動更加開展起來。”他以全局的眼光，對擁護紅軍、擁護蘇維埃、發展組織等工作進行了總結，提出指導性的意見。這年9月，未滿十八歲的胡耀邦由青年團員轉為共產黨員。
胡耀邦同年齡相仿的“紅小鬼”陳丕顯、賴大超也建立了友誼。這群年輕人當時過的是半軍事化生活，十分艱苦，每天隻吃兩餐，每餐隻有三兩蒲苞米飯，缺油缺鹽，頓頓清水南瓜，但他們充滿樂觀精神，朝氣十足。他們都愛唱山歌，一有機會就唱起來，賴大超唱得最好，胡耀邦也唱得不錯。他們打山歌、斗山歌，總是引來陣陣喝彩，眾聲應和。
1934年初春，胡耀邦接替張愛萍的工作，任少共中央局秘書長。在擔任秘書長后，胡耀邦除了要幫助領導抓全面工作，還要管機關事務。盡管工作繁忙，他還是要參加各項實際工作，並且爭取多到下面去作調查研究。當時的許多突擊性活動，如“義務星期六”、“突擊周”等，胡耀邦都是積極組織者和參與者。
擴大紅軍是當時各地的中心任務，胡耀邦更是經常去作鼓動演說，直至個別動員。他還常常跨過武夷山，到閩西蘇區一些縣份去巡視，廣泛了解實際問題。有一次，他在調查中發現不少家庭甚至學校用打罵的方法“教育”孩子，童養媳現象也十分嚴重。於是，他向少共中央作了反映，同時協同教育部門進行糾正，並且在《紅色中華》、《青年實話》、《時刻准備著》等報刊發表了報道、評論，推動問題的解決。他還常常同機關團員一起，到駐地附近的群眾中去訪貧問苦，幫助解決一些實際困難，同周圍群眾關系十分融洽。
胡耀邦來少共中央工作不久，就兼任兒童局刊物《時刻准備著》的主編。在《時刻准備著》創刊號上，他寫了一首詩歌：“你們是貧苦工農的弟妹，我們是從小做工的苦姐哥，我們都是皮安尼爾（兒童團員），我們要時刻准備著！……先努力把這些怪物打掉，再攜手向鮮紅的蘇維埃樂園走！……”像在湘贛省編兒童刊物時的情形一樣，他既要組稿、審稿、定稿，又要編排版面，還要校對、發行。版面有空白的時候，他就編一些有趣味的補白。這個刊物由於言之有物，能提出問題，編得豐富多樣，所以深得好評。
在少共中央機關，閱讀的條件較好些，一向勤奮好學的胡耀邦益發如飢似渴地讀書、讀報，努力提升革命覺悟和追求新鮮知識。但凡機關裡的書報，他都一一拿來讀過。對於時常從國統區運進來的書報，他亦是帶著很大的興趣和好奇，恨不得一口氣讀完，有時幾乎是廢寢忘食。他和同樣酷愛讀書的少共中央機關刊物《青年實話》主編魏挺群，一邊吃飯一邊看書、看報，這成了機關一道亮麗風景。
在少共中央機關，胡耀邦接觸了更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有的盡管讀不太懂，他也堅持不懈地讀下去，對其中精辟的地方，盡量背熟記住。一次，他同賴大超一起讀恩格斯的《德國農民戰爭》，看到扉頁上所引的德國農民領袖湯瑪斯·閔採爾的話：“親愛的諸君，我主上帝將握著鐵杖，敲擊這些家伙！當我說這些話時，我是被認為暴徒了，就是這樣吧。”覺得精彩極了，便都抄在筆記本上，胡耀邦很快背熟，甚至數十年后還能夠完整地引述。他們也一起閱讀當時能夠找到的一切中外文學名著。胡耀邦即使出差，也要帶上一些書刊。他的好學精神，當時就被許多人所看重。
來到中央機關這一年，胡耀邦進步很快，取得的成績十分顯著。當時在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影響下，一些人講話、寫文章空話連篇，“八股氣”十足，但胡耀邦在工作中起草的文件、發表的意見多是言之有物，持之有據，且多新見解，顯得很不一般。因此，當時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主管青年團工作的張聞天和主管組織工作的李維漢以及少共中央領導人都很喜歡這個年輕人，把他作為優秀干部培養和使用。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不得不退出中央蘇區，開始了二萬五千裡長征。胡耀邦被編在中央縱隊的“中央工作團”裡，在總政治部做民運工作，並擔任共青團組織的思想政治工作。但不久，胡耀邦染上了瘧疾。持續的一陣高燒又一陣冷得發抖，折磨得他渾身綿軟，已無法走路。領導派了擔架來。雖然好強的他不願為大家增加麻煩，但大家還是不容分說地把他抬了上去。他躺在擔架裡，忍受著瘧疾的折磨，盡管野戰醫院的醫生時常為他治療，但是因營養太差、身體虛弱，加上體力損耗太大，他的病情總得不到好轉。
10月25日，中央縱隊在各軍團的掩護下，順利地通過了國民黨軍設置的第一道封鎖線。隨后，胡耀幫跟隨中央縱隊經大余、崇義離開江西蘇區進入湖南，踏上了漫長而艱難曲折的長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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