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麗娟
1984年，袁殊在潘漢年故居，與潘漢年妹妹潘玉琴合影。
1984年，袁殊（右二）與兒子曾虎（左一）、學生胡肇楓（左二）、梅丹馨（右一）合影。
北伐途中的袁殊，攝於1927年皖贛邊境。
爆破“76號”
由於日本領事館將袁殊視為“親日”派、戴笠的軍統也有意拉攏袁殊，再加上袁殊的父親袁曉嵐以老同盟會員的資格走了國民黨上層門路，在“怪西人案”中，袁殊最后隻以“文化界思想犯”被判了兩年半監禁，實際上隻入獄8個月便被保釋。1936年，出獄后的袁殊為避風頭，再次赴日本留學。將近一年后回國，已是“七七事變”爆發前夕，抗日的緊要關頭，潘漢年以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從那時起，他成了袁殊的直接聯系人。
抗日統一戰線形成初期，上海的政治舞台愈發紛繁復雜，情報工作也更加困難。就在這時，曾經拉攏過袁殊的戴笠居然親自登門，表示要委以重任。經過向潘漢年匯報請示，袁殊“迎合”了戴笠的要求。很快，袁殊被任命為軍統局上海區國際情報組少將組長，而公開的掩護身份依然是記者，他也因此繼續與日方的岩井英一保持聯系。
電視劇《偽裝者》中，既是軍統特工情報科科長又是中共地下黨上海站站長的明樓，坐鎮幕后，成功爆破了汪偽政府運送日軍高官的專列“櫻花號”。真實的歷史中，“軍統潛伏人員”袁殊至少策劃了兩起爆破事件，其中一件是爆破了日本在虹口的海軍軍火倉庫。
虹口大火是如何燒起來的？袁殊的學生胡肇楓根據其留下的“申訴材料”和日記完成的傳記中這樣講述：日本海軍倉庫設在日商“本田紗廠”的后院，袁殊和“抗日秘密行動小組”的王鐵民化裝成紗廠職員偵察后發現，衛兵對進出倉庫的人盤查很嚴，能憑著特別通行証進入倉庫的幾乎都是日本人，僅有一個伙夫是中國人，這個伙夫每天踏一輛“黃魚車”（上海話裡對三輪車的別稱）為日軍買菜送菜。袁殊便讓王鐵民跟這個伙夫套近乎，接近一段時間后，趁機將定時炸彈藏進了“黃魚車”上整隻的南瓜和冬瓜內……
這個充滿傳奇色彩的故事，並沒有更多的確切史料。但袁殊本人因策劃了虹口大火而被軍統局記了大功。軍火倉庫爆炸后，日軍到處搜查卻找不到作案者，最后隻好“啞巴吃黃連”，盡可能抹去事件的政治色彩，對外發布消息稱“系內部人員不慎點燃汽油……純系偶然事故。”
不過，另一個“爆破76號”的計劃就沒有這麼順利了。
《偽裝者》中被上海市民稱為“殺人魔窟”的76號是真實存在的。1938年，上海的漢奸和日本人不斷被刺殺，日寇扶植的汪偽勢力委任丁默邨、李士群負責籌建特工總部，地點就設在極斯菲爾路76號。76號成立后，瘋狂鎮壓抗日運動，殘害人民，殺害了多名愛國人士。此時，袁殊接到了軍統的命令——“干掉李士群”。
李士群自己常搞暗殺活動，自己也防著被暗殺，因此居無定所，出沒無常。袁殊決定採用挖掘地道的方法，直接將76號特工總部“一鍋端”。他親自偵察地形，繪制了地圖，計劃也得到了時任軍統局上海區區長王天木的批准。誰知這一計劃尚未來得及實施，王天木和另一位軍統頭目陳恭澎便已被李士群的“特工總部”捕獲，並且供出了這個計劃。袁殊隨即被捕。
袁殊過去跟李士群其實也有交往。但這次袁殊要暗殺李士群，李士群十分惱怒，袁殊危在旦夕。
此時的袁殊已經具備多年的地下工作經驗，他立即在自己的幾重身份中找到了最能給李士群施加壓力的一個，也就是日本領事館情報員。於是，他暗中設法將自己被李士群逮捕的消息傳遞給了岩井英一。
不謀而合的是，潘漢年在得知袁殊被捕后，想到的辦法也是利用他日本領事館情報員的身份，請袁殊妻子馬景星給岩井英一打電話求援。果然，袁殊被76號關押了一個月之后，已經是日本領事館副總領事的岩井英一出面將袁殊移交外務省情報系統審查。
岩井英一為何願意從76號特工總部“營救”中國人袁殊？一方面，岩井英一代表的日本外務省與76號背后的日本軍方鬧派系鬧得厲害，互相有競爭有矛盾﹔另一方面，深諳“以華制華”之道的岩井英一還想在新的政治和文化層面利用袁殊這個懂日語、能寫文章、能搞活動的中國人。
“嚴軍光”
從76號脫險后，袁殊住在岩井英一為其安排的百老匯大廈，身邊還有岩井英一的兩個部下明為“保護”實則監控。沒過多久，岩井英一便要求袁殊寫一篇論述中日關系的文章公開發表。這其實就是要袁殊公開表態，從幕后的情報人員變成公眾面前的“落水漢奸”——這可是事關民族氣節的大事，袁殊實在不知如何是好，隻能設法向潘漢年匯報。在潘漢年的授意下，他將計就計，走上了一生中最扑朔迷離、最艱難的一段歷程。
面對岩井英一，袁殊以軍統人員的身份答應與其合作。沒過幾天，他就寫成了《興亞建國論》一文，概括了他和岩井英一“商談”的關於中日大局的“意見”，1939年11月，文章在中日各大報刊發表。這篇文章的署名本是袁殊的假名“嚴軍光”，但后來李士群把“嚴軍光即袁殊”的消息張揚開來，再加上報紙上印刷的簽名手跡是許多人都熟悉的，從此，大家都知道袁殊“落水”了。
面對軍統，袁殊則悄悄給戴笠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自己因王天木出賣而被76號拘押，由於岩井英一的營救才與日本人合作，雖身為李陵但不忘漢室，將打入敵人內部繼續為抗日做貢獻。戴笠果然回信慰勉袁殊繼續為軍統效力。此后，袁殊和重慶方面也就一直保持聯系。
如此，袁殊在上海這個復雜的情報戰場上，又重新建立了同中共、軍統以及日本人的多方關系。而這一切的幕后，是潘漢年和袁殊串的“一回戲”。這出戲，袁殊一直演到抗戰勝利。
《興亞建國論》發表后，岩井英一扶持袁殊組建了“興亞建國運動本部”，作為掣肘汪精衛的另一漢奸派系﹔隨后又讓袁殊負責“岩井公館”，作為日本特工機關。后來，袁殊還曾任汪偽政權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江蘇省教育廳廳長及教育學院院長、清鄉委員會政治工作團團長等偽職。
袁殊在1984年的回憶文章《放眼亭畔話往事——憶打入汪偽的四年》中，特意解釋了“嚴軍光”的含義：“‘嚴’與‘年’諧音……這個化名的含義，就是表示我受潘漢年同志的委托打入敵偽，為河山重光而努力。”但是在當年的上海，人們隻知道袁殊“落水”了。
他和潘漢年一起，將地下黨員陳孚木、惲逸群、翁從六等安插進“岩井公館”，獲得了多個重大的軍事戰略情報。潘漢年甚至在“岩井公館”設立了一個和延安聯系的秘密電台。有一次有人向袁殊報告說電台可疑，結果被訓斥了一頓。電台設立了10個月，最終因敵方盤查過嚴而轉移。
在擔任“清鄉委員會政治工作團團長”期間，袁殊按照潘漢年指示，及時向黨組織提供了蘇南日軍的兵力部署、清鄉行動，建立了通往根據地的秘密交通路線。據袁殊的回憶文章，他將日軍開始清鄉的情報告訴潘漢年后，新四軍“在清鄉重點地區的一支部隊，隨即在群眾的協助之下，准備了大量的方桌和門板，在夜裡從桌板上跳過竹籬笆撤離了。”
湘潭大學哲學與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孫寶根自上世紀80年代末就開始研究袁殊，為查閱一手資料，他曾到北京、南京、重慶、台北等多個城市查找檔案，還翻閱了日文版的岩井英一回憶錄。孫寶根告訴記者，據岩井英一回憶，“興亞建國運動本部”表面上是一個接受日本外務省津貼、支配的漢奸組織，實際成為中共的一個新的情報據點。孫寶根在《中共史上最傳奇的間諜——袁殊》一文中寫道：不僅日本外務省每月撥給“興亞”的20萬元軍票中有相當一部分成為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的活動經費，而且在袁殊的具體操作下，一份份重要的戰略情報從敵人的心臟發送到了延安。
這些情報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日軍決定放棄“北進”計劃而改為“南進”戰略。所謂“南進”，即向東南亞擴張，以便獨霸西太平洋﹔所謂“北進”，是北攻蘇聯，以霸佔整個亞洲。1940年初，由日本外務省安排，陳孚木與袁殊一道作為“興亞建國運動”的代表，應邀到日本訪問。通過訪日期間的見聞，加上對日本間諜的活動加以分析，袁殊判斷日本即將南進，他將這一重要戰略情報匯報給潘漢年，潘漢年轉報延安，中共把這項情報通知莫斯科。幾乎在同一時期，遠東情報局的佐爾格也在日本東京獲得同樣的戰略情報。當時，蘇聯面臨兩線作戰的壓力，在西線布置兵力的同時，為防止日軍“北進”，不得不抽調兵力到遠東。有了日軍確定“南進”的情報后，蘇聯才不必擔心腹背受敵，得以放心大膽地從遠東調出了幾十萬兵力到西線。這對反法西斯戰爭的全局部署，無疑起到了重大作用。
至於孫寶根提到的活動經費，袁殊晚年也回憶道：“幾年中我供給潘大量經費（由翁從六經手）……我一次就給翁廿五萬元老法幣，作《救亡日報》購買印刷器材的費用，當時桂林八路軍辦事處主任李克農深知內幕。”
新的黎明
1945年初，袁殊辭去了偽教育廳長等職，僅保留了一個偽上海市政府參議的名頭。抗戰一勝利，軍統的王新衡就趕到上海，並代表軍統任命袁殊為“忠義救國軍新編別動軍第五縱隊指揮和軍統直屬第三站站長”，授予中將軍銜。王新衡告訴袁殊，戴笠認為他“對日本人應付得很好”，很看重他，安排他10月10日去見戴笠。袁殊滿口答應，可是卻在面見戴笠的三天前，由黨組織安排投奔了解放區。直到第二年的1946年初，國民黨才確知袁殊已經到了解放區，“抗戰有功人員袁殊”立即變成了“共黨漢奸袁殊”，軍統則對袁殊下了通緝令。
到達解放區的袁殊，被任命為華東局聯絡部第一工作委員會主任，定為旅級待遇。因為“袁殊”這個名字名聲不好，時任華東局組織部長曾山找袁殊談話，建議他改名字。於是，袁殊以“曾達齋”的名字於1946年重新登記入黨。三年解放戰爭中，他在蘇北、膠東、大連等地從事內勤工作。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袁殊被調至北京，在李克農手下工作。
當時，上海地下黨時期外號叫“老太爺”的張唯一對袁殊說：“袁殊這個名字今后就在社會上銷聲匿跡了。”但是，袁殊的新生活始終沒有像他的名字一樣，與過去的歷史徹底隔斷。
雖然改了名字，但熟悉袁殊的人並不少，不知內情的人總覺得袁殊是個“投機分子”。不管是在解放區，還是在新中國成立后，袁殊總免不了遇到一些文化界熟人。1954年，身穿解放軍軍服的袁殊在前門附近與老熟人聶紺弩不期而遇，袁殊熱情地打招呼，不想聶紺弩卻投來鄙視的眼光，冷冷地說：“你現在又穿上這身服裝了？”面對類似的異樣目光，袁殊無法解釋。多年后，還有人以袁殊一米五多一點的身高和熟練的日語污蔑他，“一口純熟的日語，極似日本人，侏儒其形，詭計滿腹”。
1955年，更大的打擊降臨。潘漢年於這年4月3日蒙冤被捕，作為潘漢年得力助手的袁殊也於4月5日被逮捕。之后，便是20多年的牢獄之災、勞動改造和上訴。
直到袁殊獲得平反后，還有不了解內情的人認為他是“漢奸”。與潘漢年有一面之緣的譚元亨，從1983年起開始准備寫潘漢年傳記，為了收集資料，他在1987年3月7日採訪了晚年的袁殊。譚元亨告訴記者，當時找到袁殊頗不容易，很少人知道袁殊已平反，不願告訴他袁殊的住址，有人甚至根本不願意提起袁殊這個名字。直至見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樓適夷，譚元亨才得到確認，當年是潘漢年讓袁殊主動打入日偽機關。樓適夷還幫他找到了袁殊。
對於自己真實情況的難言之隱，袁殊偶爾也有“訴苦”。解放后有一次在大連遇到丁玲等一批上世紀30年代的左翼文人，他不無感慨地說：“你們都成為革命名人了，我倒成了反動分子。”丁玲的回答是：“我們了解你。”
更多時候，他都沉默著。晚年回憶起在前門偶遇聶紺弩的往事，他只是淡淡地對曾龍說：“我不怪紺弩，他不了解我從事的工作所具有的復雜性質。”
“豪情自負忘生死”，“毀譽一生甘自羞”，這是袁殊於1971年在秦城監獄寫下的詩句。
1982年8月29日，潘漢年獲得平反后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對袁殊案也作出判決，要點如下：一、撤銷1965年判決﹔二、宣告袁殊無罪。同一天，公安部、中央調查部對袁殊的政治問題作出了復查結論：確認袁殊1931年參加革命工作的事實，恢復了袁殊的中國共產黨黨籍。
當天，袁殊在日記中寫道：“至此，系獄20年，勞改生活8年，屢經向各方申訴（1978年起臥病腦血栓，在香山安心療養8年），歷亂生涯，始及重見天日！——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及於我身——一切冤假錯案，在實事求是的精神照耀下，得到平反。” 一切都成了歷史，經過向組織申請，袁殊恢復使用他的原名，他說：“總觀我的過去，袁殊這個名字沒什麼見不得人的。”
2002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黨史人物傳》專章講述了袁殊的生平事跡，肯定袁殊“不顧個人的毀譽完成了黨交給的特殊使命”。
譚元亨至今記得，他去拜訪袁殊時，年過古稀的老人已經言語不清，行動不便，但袁殊仍堅持翻箱倒櫃找出平反的文件給他看。譚元亨說：“平反文件隻有一頁紙，有點皺，他顯然很執著於這一點，生怕別人不相信他已經平反了……”很多年后，譚元亨才想明白袁殊心中的執著，那是經歷特殊年代風風雨雨的老人對自己一生的定論。
就在譚元亨拜訪袁殊的同一年11月，袁殊在北京病故。他的骨灰盒上覆蓋著黨旗，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中。他的兒子曾虎在發表的挽文中寫道：“他死於今年第一場大雪降臨之時，當我推著他的遺體穿過庭院去太平間時，風停雪住了，滿地白雪、滿樹銀花，在庭院燈輝映下分外肅穆……那是1987年11月26日清晨，一個新的黎明正在降臨。”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參考了曾龍《我的父親袁殊》一書，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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