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者：習仲勛同志求真務實、深入基層、貼近群眾的工作方式，您能否回憶起一些具體的事例？
方：好的。我再講幾件我親歷的具體的事情。
仲勛同志第一次來寶安是1978年的7月上旬，我記得當時他停留了三天，這三天他非常辛苦。第一天就到沙頭角去，他非常認真地看、認真地問、認真地聽，我當時全程陪著他。他問到過境耕作的問題，我跟他詳細講了，當時寶安有7個過境耕作口。他讓我帶他去看看，我就帶他去羅芳過境耕作口，他下了車，踩著坎坷的沙石、泥土路，一直走到鐵絲網下面，透過鐵絲網看境外的土地。他實地勘察，詳細地問，有多少人過境耕作，老百姓早上怎麼走過去的，晚上是怎麼走回來的。我跟他反映說，因為現在偷渡形勢嚴峻，怕有些過境耕作的農民出去不回來，所以嚴格挑選，一個生產隊挑來挑去就挑了那麼十幾、二十個人符合條件，所以過境耕作的人員比以前少。
仲勛同志隔著鐵絲網看那邊的土地，他問：“那邊為什麼丟荒那麼多土地？”
我說：“因為我們出去的人少，種不過來。還因為當時糧食征購任務很重，境內土地完成不了上交糧食任務，就在境外種糧食挑回來交公余糧。本來那邊種蔬菜是最賺錢的，比種糧食的收入高十倍以上，為完成任務種糧食，沒有積極性。還因為邊防規定早上7點半才可以出境，晚上5點多就要入境，因為挑水淋菜要在日出之前和日落之后，必須早出晚歸，晨早5點多就要過去，下午6點多才能回來，按邊防規定沒法種好菜。”
我說：“邊防政策如果不放寬，糧食任務不調整的話，邊境百姓沒法致富。”
我還說：“其實讓邊境群眾富起來並不難，香港市場鮮活產品賣價高，學習香港農民的辦法，在境外我方土地種蔬菜、養魚、養雞，邊境農民收入就能增加幾倍、幾十倍。我們種水稻，一畝地收入隻有幾十元。政策搞得太死，農民就沒有辦法多賺錢。”
仲勛同志當即就說：“這個應該改，馬上辦！”
在仲勛同志同意放寬過境耕作政策后，過境耕作農民數量增加了，每天外出時間提早了，回來的時間放晚了，利用境外我方丟荒的土地逐漸增多了，經濟效益提高了。1978年7月，也就是仲勛同志視察寶安的當月，我們與外貿部駐香港的五豐行聯合在蓮塘村境外丟荒的土地上試辦一個年產10萬隻雞的現代化養雞場，經請示省委政法、公安領導寇慶延、王寧同志批准，蓮塘村派20個農民日夜駐守在境外雞場。從此，突破了過境耕作必須早出晚歸的制度。半年后，我們又讓寶安社隊每個新辦年產5萬~20萬隻的規模雞場派20名養雞人員，到這個境外蓮塘雞場實習培訓，掌握現代先進養雞技術和管理經驗，每批駐守在境外雞場20天。這樣，又突破了過境耕作限於邊境農民的制度。這是對外開放最早的兩個突破。這兩個突破帶來農業生產的大解放、大發展、大提高。境內規模雞場很快發展到幾十個，再發展到幾百個，而且都辦得很成功，無一失敗。一個規模雞場一年賺20萬元，幾百個雞場賺幾千萬元，20多萬人口的寶安縣，農民人均收入僅此項就能增加幾百元，增長了幾倍。隨著境外土地利用率和經濟效益的提高，從邊境農民到境內農民致富奔小康步伐大大加快。
接著，我陪同仲勛同志離開蓮塘、羅芳過境耕作口繼續前往沙頭角，當年到沙頭角走的是幾米寬的泥沙山路，坑坑窪窪，面包車折騰了一個多小時才到達。仲勛同志不顧旅途勞累，下車伊始，就到中英街察看。中英街一邊是社會主義制度，一邊是資本主義制度，兩邊百姓可以自由來往探親購物。對方商店商品豐富精美，游客眾多，熱熱鬧鬧。他到我方百貨公司、供銷社幾間門店察看，看到商品種類少、質量差，顧客很少，冷冷清清。
接著，他走到中英街的盡頭，在一處較寬的空間，擺著一張長桌，桌上放著塑料花、鑰匙圈和表帶的零部件，桌邊圍著一群人，有的人領零部件回家加工，有的交加工成品，有的領取加工費。陪同視察的沙頭角鎮委書記張潤添邊看邊向仲勛同志匯報：該鎮解放后未經批准擅自定居境外的有2420人，現仍留在境內的隻有1147人。1978年4月，引進境外工廠在境內發給農民廠外加工，產品有塑料花、鑰匙圈和表帶，村民領取加工費，鎮裡一個季度還收入管理費11萬港元﹔此外，還引進港商在農村辦了絲花廠、手套廠，三個月收入加工費12萬港幣，工人月均收入900元人民幣，比機關干部多十倍。全鎮不僅沒有人非法到境外定居，原來非法移居境外的一些居民說，境內治安好，生活費用低，這些外資工廠如果繼續辦下去，他們也要回來定居。港商還在該鎮投資挖塘養魚，每畝年租金900元，比農民種稻收入增加10倍，受雇養魚的農民每月工資300元人民幣，一月工資比一年的集體分配還多出一倍。
張潤添同志還向仲勛同志匯報，稻草、草皮賣給香港喂馬、綠化，春節採山上吊鐘花出口，都能賺不少外匯。仲勛同志聽了很高興，他問我，沙頭角鎮的經驗為何不在寶安全縣推廣？我回答：（1）1978年4月，國務院工作組到寶安規劃外貿基地建設以來，全縣社隊都按縣委部署，花大力氣引進港商辦來料加工廠和外資挖塘養魚，發展種菜、養雞供應香港，但上級外貿部門審批手續很繁瑣，審批時間長，最近才批准幾家來料加工廠。由於沙頭角在海關外，零部件和加工成品無須上級審批，所以見效快。（2）沙頭角稻草、草皮、吊鐘花無須經海關、外貿審批，自行用邊境貿易渠道出口。寶安縣內無邊境貿易渠道，隻能由國營外貿部門經營，由於外貿部門嫌稻草出口體積大，運輸費用高，賺錢少，不願經營收購出口。（3）60年代，陶鑄同志和省委為解決三年自然災害帶來的困難，批准寶安縣邊境社隊開展邊境小額貿易，對國營外貿部門不經營的小宗農產品自行組織直接出口，外匯收入全留給社隊進口化肥和自用的生活資料，基層很積極，也解決了邊境社隊生產、生活的暫時困難，但“文革”期間被批判為“依靠香港，建設寶安，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不少干部因此被批挨斗，從此禁止。現在社隊基層普遍希望恢復邊境小額貿易。仲勛同志聽后立即表態，同意恢復邊境小額貿易。
張潤添同志還談到，香港有廢舊輪胎、塑料、汽車，制衣廠剩余的邊角布料，請示能否撿回來？仲勛同志表態：“可以，廢物利用嘛”。張潤添同志還反映，香港建設需要沙石，外貿配額管理不合理，邊境遍地沙石不能出口，卻在內地組織沙石出口。港商說我們遍地銀幣不會撿拾。仲勛同志從這幾件事感到，審批權力不下放，會費時誤事，錯失時機。他主張審批權力下放給縣裡，搞活經濟。
在去沙頭角的途中，他看到邊防部隊抓住的兩名偷渡人員被銬在路旁，急著要下車詢問偷渡原因，后接受我的建議，才先到沙頭角。回程時天色已暗，尚未吃晚飯，他仍堅持要到部隊臨時拘留所詢問這兩名偷渡人員。兩人自稱是海豐縣農民，吃不飽飯、生活貧困，偷渡香港想打工賺錢養家。仲勛同志問清情況后，給兩個偷渡人員進行一些教育，指出當前雖有暫時困難，以后會慢慢好起來的，勉勵他們要有信心，一定要相信黨、相信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回到深圳市區已是七八點鐘了。當時他已經60多歲了，這種認真調研，關心群眾疾苦，不辭勞累的公仆精神，使我們深受教育。
第二天，我陪他先到福田公社皇崗村，在邊防部隊瞭望哨用望遠鏡察看深圳河兩岸村鎮農田。邊界河外遠處高樓林立，近處千畝魚塘。邊界河內我方土地千畝水稻成熟，收割的農民卻寥寥無幾。他問我是何原因？我向他匯報，征購糧食任務重，稻谷價低，畝產千斤，農民才得80元，沒有積極性﹔全縣40多萬畝農田，農村勞動力不到10萬，糧食總產量3億多斤，征購任務1億多斤，農民年均分配僅一百多元。我又說，如果把部分稻田調整為魚塘菜地，養魚種菜供應香港，農民收入可以增加十倍以上，但縣委無權決定。他心裡明白，又是計劃經濟管理體制和以糧為綱方針帶來的結果。
接著，他到毗鄰皇崗村的漁農村，看望民兵英雄、反偷渡積極分子郭勝泉，噓寒問暖，了解情況。村支書向他匯報，該村現有23戶120人，1975年前偷渡出港170多人。近年上級批准100多畝稻田挖塘養魚蝦，社員分配收入大大提高了，社員也不往香港跑了。仲勛同志聽了很高興，對我說，邊境政策要放寬，應根據香港市場需要，有計劃挖些魚塘養魚蝦，或改種蔬菜供應香港，集體經濟鞏固了，農民收入增加了，制止偷渡外逃才有可靠保証。我向他提出擬拿出5萬畝稻田改為魚塘菜地，供應香港，他表示同意，叫我找劉田夫同志（主持政府全面工作）、王全國同志（省委分管經濟工作的書記）具體辦理。
第三天，我陪他到蛇口鎮漁業第一大隊調研。該大隊是全省農業學大寨先進單位，分配收入較高，近十年沒有人偷渡外流，他聽后很高興。他還聽到當地反映的很多困難：境內交售魚貨，按平價結算，而遠洋捕撈所用的漁船、零部件、柴油，須用高價購買或用港幣從香港購買，隻好把魚貨賣給香港魚檔。他知道漁民損失和城市魚貨供應緊張都是計劃經濟管理體制的弊病帶來的。
我還陪他到三來一補企業膠花廠和假發廠調研，在途中向他匯報發展鮮活農產品供應香港市場的外貿生產基地建設情況，他一再勉勵我們：“外貿基地規劃搞好了，就要說干就干，不要觀望等待。不僅可以引進外商養魚種菜種花，還要引進外商搞工業，廠外加工也可以，泥沙石可以出口。什麼能賺外匯，就搞什麼。”
第二年，仲勛同志在惠陽地區召開反偷渡外逃的工作會議談了他在沙頭角和漁農村調研獲悉的兩個材料，他說：“兩個材料可以証明。第一個，福田公社，有個漁農村生產隊，1975年以前外逃了170多人，剩下了23戶，120多人，近年來，他們利用邊境的有利條件，挖魚塘100畝，開展小額貿易，迅速發展集體經濟，到1978年，人均分配已經達到500多元錢了，1975年以后沒有一個人外逃。第二個，沙頭角解放以來，外逃了1053人，自從去年上半年還外逃了73人，現有人口1147人，去年下半年以來，大搞來料加工、小額貿易、小手工業，發展壯大了集體經濟，群眾生活顯著改善了。現在不僅沒有人外逃，而且還有幾戶外逃的人回來定居了。解決偷渡外逃的方針，是治標和治本並舉。怎麼治本呢，就是要發展生產，通過發展經濟改善生活。隻要生產上去了，收入增加了，即使跟香港有一些差距，也能夠穩定人心，也能夠減少外逃。”
此例說明了三天調研給仲勛同志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反映了他心裡時刻想著老百姓的生活，想著我們黨的事業，想著如何發揮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想著克服當時體制上存在的一些弊端，幫助基層解決一些實際困難。這是他發自內心的一種責任感，一種事業心。這是一個老共產黨員的人生觀和高尚的情懷。
採訪者：請您綜合談談習仲勛同志在寶安三天調研，了解到哪些重要民情，作了什麼重要指示，幫助你們解決哪些重大難題？
方：我陪仲勛同志三天調研，邊走、邊看，我邊匯報請示。主要有幾個問題：
第一，我匯報了縣委近期調查的邊界兩地農民生產發展和收入對比情況：從1967年到1977年的十年間，香港新界農民收入年均增長88%，寶安農民收入年均增長2%。“文革”前兩地農民收入差距不大，到1977年兩地農民收入相差是1︰30。主要原因在於：香港是市場經濟，隨著香港市區人口猛增，蔬菜、肉類價格上漲快，帶動了農民收入大增﹔他們利用積累和貸款發展機械化種養，辦現代化養雞場，菜地機械噴灌，推土機挖塘養魚，貨車運輸等等，農業生產力發展快，農民收入增長也大，實現良性循環。而境內實行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以糧為綱，不斷擴大種糧面積，糧價十年不變。農民仍靠雙手勞動，收入提高很慢。兩地經濟發展和農民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是近十年來偷渡不斷上升、屢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第二，關於建設外貿基地遇到的難題。1978年4月，國務院工作組到寶安、珠海兩縣，規劃建設出口港澳鮮活農產品的外貿生產基地。縣委也想抓住這個機會大力發展畜牧業和鮮魚花菜出口香港，既為國家多創外匯，又能增加農民收入，還可發展機械化，提高農村生產力水平。我向仲勛同志匯報外貿生產基地建設進展情況的同時，也談了存在的問題：由於供港鮮活商品流通運輸環節多、時間長、損耗大，外貿部門壓價收購，比如：菜心在香港零售價每斤港幣4元（當時匯率折人民幣1.2元），而外貿部門在內地收購價是每百斤4元，農民反映強烈，幾年后才提價到8~10元人民幣﹔活蝦在香港的零售價每斤港幣40~80元（折人民幣12~24元），外貿收購價為每斤0.8元人民幣，賣給香港代理商是15元港幣（折人民幣5元）。由於出口運輸環節多，活蝦變死蝦，到香港不值錢，外貿部門為減少虧損而壓價收購，農民收益大為降低，沒有積極性。我建議恢復邊境小額貿易，通過競爭促進國營外貿管理體制改革，仲勛同志表示贊成。
第三，關於引進“三來一補”企業問題。1978年4月，國務院工作組來寶安規劃建設外貿生產基地時，我們接納了外貿部駐香港的德信行經理建議，以三來一補形式引進外商辦工業。幾個月來，港商前來洽談的多，批准的很少，引進辦成的隻有十幾個項目。主要原因是審批手續很繁瑣，上級把關很嚴。我向仲勛同志匯報后，他主張審批權下放到縣。
仲勛同志在寶安三天調研，邊看、邊聽，邊談感想，邊回答問題，主要有：
香港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卻很荒涼，有些地方破破爛爛。解放30年了，我們一定要下決心改變這個現狀，要盡快縮小兩地差距。
群眾偷渡的主要原因是兩地差距不斷擴大，主要是我們政策出了問題，農民負擔很重。隻要政策對頭，經濟可以很快搞上去，偷渡問題也就會解決好的。
林彪、“四人幫”把我們很多思想和事情都搞亂了，把本來是對的都說成錯的，一定要抓好整風，邊整邊改，過去“文革”搞錯的，都要改正過來。
當前主要是舊的條條框框多，特別是林彪、“四人幫”的干擾破壞，許多本來是正確的不讓搞，不敢搞，比如：過境耕作問題，讓港商進設備挖沙採石出口兩家分成問題，吸引外商來料加工問題，邊境小額貿易問題。
外貿生產基地規劃好了就要抓緊行動，說干就干，要講求實效。審批時間長，購銷環節多的問題要解決好，要權力下放，簡化手續。重點發展香港市場最需要、價格高、賺錢多的種養項目，總之，香港市場需要的、價高賺錢多的農產品，你們就重點發展。隻要能夠把生產搞上去，農民能增加收入，國家法律沒有規定不准搞的，你們就大膽干，不要先反他的什麼主義。資本主義有些好的方法我們也要學習。仲勛同志這些話實質上是告訴我們：按價值規律辦事，按市場經濟機制運作。
他還對我說，過去“文革”搞錯的，現在都要改正過來，同意你們提的辦法。關於我們要求調整幾萬畝糧田改挖魚塘、種菜、種花卉，並相應減免糧食種植計劃和征購、上調任務，他表示原則同意，具體減多少，回去再研究。還有什麼具體問題，找田夫、全國同志。
仲勛同志回廣州后，我帶了書面報告找田夫、全國和黃靜波等同志。黃靜波同志主持召開辦公會議，大家都贊成支持，於1979年2月2日以省革發21號文作了批復。1979年3月5日，深圳建市，撤銷寶安縣建制，我是深圳市委副書記，分管農業、政法。根據仲勛同志重要指示和省革發21號文的內容，結合實際情況，市委連續發出〔1979〕3號文、〔1980〕321號文和〔1981〕11號文，進一步貫徹落實仲勛同志和省委的重要指示。深圳農村改革開放從此邁開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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