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者：習仲勛同志兩年裡多次到寶安（深圳）調研，推動改革開放，是否因為他具有很強的群眾觀點，堅持群眾路線的結果？
方：是的。仲勛同志群眾觀點很強，聽了19名支書發言，雖然其中不少是逆耳之言，但他能夠聽得進去，而且為邊界兩地經濟發展，百姓生活的差距不斷擴大而著急，他通過調查研究，進一步認識到，這些問題和計劃經濟體制存在缺陷，與我們的政策決策失誤有關。是權力過於集中，束縛了各級干部的積極性、主動性、靈活性，造成經濟發展長時間停滯不前，使境內外農民生活水平差距越來越大。如果他不深入邊境地區調研，不與支書座談，不直接詢問偷渡人員，他了解的情況不會這樣多、這樣具體，對兩地差距之大和產生的原因不會認識這樣深刻。改革開放的決策是實踐的結果，是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的結果，不是憑空想出來的。
“知政失者在草野”。仲勛同志多次深入邊境“草野”之地調查研究，親臨邊境視察粵港兩地發展的差距，十分重視基層干部、群眾反映的情況和意見，從民怨中知“政失”，從逆耳之言中尋找形成差距的原因，從沙頭角、漁農村這些基層成功實踐中獲得治理“政失”的良策。為百姓利益他不顧個人進退得失榮辱，對下敢放權，對中央敢反映實情，敢講真話，敢於向中央呼吁向下放權。他善於集中群眾的智慧，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他堅持民主集中制，經省委認真討論，在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呼吁中央下放權力，讓廣東改革開放先行一步，創建經濟特區。從此，全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出現嶄新局面。因此，我認為，為群眾利益敢說、敢干、敢擔當，在個人職權范圍內敢作決策，在職權范圍外，敢向上級反映實情，敢為民請命，是地方領導干部最可貴的政治品質和優良作風，也是堅持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的最重要的體現。仲勛同志正是具備這種最可貴的政治品質和優良作風，所以能夠在歷史大轉折期間發揮如此重要的作用。
採訪者：習仲勛同志同意恢復邊境小額貿易和下放權力給寶安縣審批引進外資辦三來一補企業等重大決策后，寶安產生哪些重大變化，偷渡風這個老大難問題何時才獲得圓滿解決的？
方：仲勛同志1978年寶安調研后，省委批准5萬畝稻田改為種菜養魚，一年后又批准深圳市在保証糧食自給的前提下，可自主決定把糧田改為菜地魚塘的數量，這是改革以糧為綱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重大突破。恢復邊境貿易后，邊境小額貿易與國營外貿部門在購銷和出口農產品方面競爭的結果，既推動了外貿管理體制和價格管理體制的改革，又促進口岸管理的擴大開放，這是又一個重大突破。邊境小額貿易和外貿基地的發展，促使我們學習境外現代化農業種養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學習運用價值規律和市場經濟規律辦事，提高種養業的科技水平，大大促進農村的商品生產。農村從包產到戶、個體種養經營，迅速走上農業生產的規模化、商品化、產業化、集約化，並向農業現代化邁進的道路，這是第三個重大突破。三個重大突破促進農業生產力和商品率的迅速提高，大大加快農民脫貧致富的步伐。以養雞業為例，1978年前，寶安是傳統的家庭養雞，每年提供出口的活雞在4萬隻到6萬隻左右﹔在習仲勛同志1978年7月視察后，我們與外貿部駐香港的五豐行聯合在附城公社蓮塘村境外我方土地上，聯辦一個年產10萬隻活雞的養雞場。獲得成功后，市成立養雞公司，與社隊聯辦年產5萬到20萬規模的現代化養雞場，逐年迅速增加，每個新建雞場派20名養雞人員到境外蓮塘雞場實習培訓20天，所有新建雞場推廣現代化科學養雞技術，都獲得成功。1979年向香港出口活雞22萬隻，1980年新建規模雞場23個，出口活雞44萬隻，1981年出口114萬隻，到1984年，規模雞場208個，出口香港活雞485萬隻，是1978年的120倍﹔1987年出口活雞900萬隻，創匯1.3億港元﹔1990年發展到412個規模雞場，活雞上市量2255萬隻，出口量1685萬隻。
我們率先運用市場經濟體制對養雞業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市養雞公司從畜牧局分離出來，根據市場供求預測，與養雞戶簽訂供銷合同，年產10萬隻商品雞規模的雞場，由養雞公司給70萬元的貼息貸款，公司向養雞戶提供雞苗、飼料、防疫藥物和收購活雞出口，雙方議定購銷價格簽訂合同，隻要養雞場養雞成活率達80%，養雞戶提供的每隻商品雞可獲純利潤2元。市場風險由養雞公司承擔，養雞公司從出口活雞獲得的外匯進口家電獲利去補貼。年產5萬隻商品雞的專業戶，一年可獲利10萬元，大大超過當時香港新界一般農戶一年的純收入，大大提高專業戶養雞的積極性，養雞業因此獲得幾何級數增長。農民因此也加快了脫貧致富的步伐。
同時，我們推進種養結合，集約經營，每個年產5萬隻雞場或500頭豬場，配套建立1000畝魚塘、菜地或萬株荔枝果場。雞糞、豬糞用來養魚、種菜或作果場肥料，畜牧業帶動了水產養殖業和蔬菜、水果種養業同步大發展，既可減少污染，又能節約成本，相得益彰。活豬出口量，1979年1.79萬頭，1989年16.3萬頭，創匯1.5億港元﹔牛奶出口，1979年1107噸，1989年達1.6萬噸。十年各增長十多倍。1978年寶安向香港出口蔬菜16萬擔，1986年達129.8萬擔，8年增長8倍﹔淡水養魚從1978年的7000畝發展到8.3萬畝。海水養殖引進日本技術，推廣吊養蚝和網箱養魚，每年產鮮蚝3萬多擔，出口2萬多擔﹔新種萬株荔枝果園17個，約7.1萬畝。1981年以后，寶安農民通過種養業年收入萬元的農戶如雨后春筍般涌現，農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已達到和逐步超過香港新界農民﹔80年代中期，十萬元戶、幾十萬元戶和萬元戶村大量涌現。1989年鮮活農產品出口總值10億港元，比1979年增長15倍，年均增長32%，特區外圍農村，形成相對富裕地帶。農民從先富起來的專業戶看到了希望，普遍認為，在家種養比偷渡到香港打工收入高，不再盲目往香港跑了。到1980年底，偷渡風已經剎住，過去偷渡出境的農民回來定居的逐年增多，困擾我們30年的老大難問題獲得圓滿解決，也為特區發展提供穩定的社會環境，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再談談通過引進外資，大辦三來一補企業，加快推進農村工業化、城鎮化步伐的情況。根據仲勛同志1978年在寶安三天調研的指示精神，寶安縣委正式向省委、省政府寫了書面請示報告。1979年2月2日，省革委〔1979〕21號文批准寶安縣革委的報告﹔3月，深圳市成立，市委連續發出〔1979〕3號文、〔1980〕321號文和〔1981〕11號文，重申審批權下放到縣，制定搞活經濟的各項政策措施，縣、鎮成立引進外資辦公室，簡化審批程序，縮短審批時間，大大加快引進外資的步伐，三來一補企業如雨后春筍般在特區外寶安農村出現。1978年7月仲勛同志到寶安調研時，三來一補企業隻有一二十家，年底收入工繳費隻有120萬元。到1979年6月統計，港商入境洽談240戶，三來一補企業144戶，已辦成來料加工廠60個，分布在19個公社（全市22個公社）。到1983年，三來一補企業已達2500家，遍及全市200個行政村，村均10多家，帶動農戶自建廠房、房屋出租，村民為工廠提供各項管理和勞務服務，農民收入連年大幅增長。2005年底寶安出租廠房2.52萬棟，5962萬平方米，每平方米每年租金約100多元，每年僅此項收入就有60億元，人均約2萬元，此外，農民還出租住宅128萬套（間），共4591萬平方米。種田轉為建房出租，收入大增。
1981年，特區外的寶安縣，國內生產總值1.94億元，一般財政預算收入1187萬元，出口創匯1000萬美元，農民人均收入327元。1991年，寶安縣GDP為39.32億元，一般財政預算收入2.69億元，十年兩項都增長約20倍，農民人均收入1900元，十年增長5倍多。2001年，寶安、龍崗兩區（即1981年寶安縣所轄面積）GDP為475億元，20年增長200多倍﹔2006年GDP為2580億元，一般財政預算收入超過百億，是25年前的1000倍，出口總值720億美元，是25年前的7000倍。寶安原來每個公社農村人口1萬左右，城鎮人口約一兩千人。30年后的今天，大的鎮人口已達100萬，一般鎮人口也有30萬到50萬，原來幾百人口的小村庄，現在多數成為萬人以上的小城鎮，1981年特區外寶安縣人口約20余萬，現在全國近1000萬農民在此就業。過去偷渡出港回來定居的人越來越多，有的投資種果種菜，挖塘養魚，有的引進或投資三來一補企業，有的捐款辦學校、做慈善公益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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