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習仲勛與群眾路線》（上冊）一書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該書是一本採訪實錄，包括31位曾經在習仲勛同志身邊工作或者近距離接觸過他的干部、群眾的25篇採訪記錄，共42萬多字、100多幅圖片，其中許多圖片是首次公開發表。本文是中央黨校採訪實錄編輯室對方苞同志的採訪實錄。
採訪對象：方苞
採訪組人員：陳憲宇（統籌） 嚴宏偉 邱然 陳思
採訪日期：2014年4月18日上午
採訪地點：深圳市老干部活動中心4樓會議室
人物簡介：方苞，1931年12月出生，廣東東莞人。1949年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0年參軍，195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東莞縣公安局預審員、偵查員、副股長、股長、副局長、局長。1965年，任中共東莞縣委副書記、寶安縣委代理書記。“文化大革命”期間靠邊站。1971年11月，任惠陽地區革委會保衛組五辦主任、公安處副處長。1973年11月至1983年12月，先后任中共惠陽地委副書記兼寶安縣委書記，中共深圳市委副書記、書記（時設第一書記）。1984年1月至1987年1月，任中共珠海市委書記。1986年5月至1993年，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先后兼任省委秘書長、省委政法委書記、省教育領導小組組長等職務。1993年至1998年，任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2000年至2008年，任廣東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第一副主任、主任。
我一直記得習仲勛同志說過的話：“有些做法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就要糾正過來﹔有些事情做錯了，要敢於承擔責任。這樣老百姓的氣就順了，順了以后，干部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不會受影響，而且老百姓會更信任你。” ——方苞
採訪者：方書記，您好！習仲勛同志在群眾路線方面做得非常好，所以我們就訪問一些像您這樣曾經和他共事的老同志，想把習仲勛同志的群眾觀點，還有他積極踐行的群眾路線工作方式，採集和匯總一並整理出版，方便廣大黨員干部學習。
方苞（以下簡稱方）：你們這個選題非常好，很有針對性，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我們要用理論聯系實際的方法去提高年輕一代對踐行群眾路線的重要性的認識，把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優良作風傳承發揚下去。幫助年輕干部健康成長，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這樣做也有利於當前各項事業的發展。
我們黨從建黨之初一代一代延續到現在，都十分重視保持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關系。是否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堅持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是和國家的命運、黨的事業、人民的利益休戚相關的。這是我們黨的生命線，是我們戰勝任何困難的重要法寶。過去我們依靠它取得了政權，今后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要依靠它。毋庸諱言，我們黨的歷史，過去也曾多次犯過脫離群眾的錯誤，但一經察覺，也是依靠它去克服這些錯誤。黨執政后最大的危險是脫離群眾，年輕一代，缺乏這方面的實踐和深刻體會，通過宣傳學習老一輩革命家的事跡，深化認識，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作風才能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發揚光大，我們黨的執政地位才能鞏固，中國夢才能實現。
習仲勛同志是老一輩革命家，早在上個世紀40年代，毛主席就稱贊他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仲勛同志主政廣東以后的一些重大決策，特別是改革開放的決策，是深入基層調研，傾聽群眾呼聲，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堅持群眾路線的結果。他黨的宗旨意識很強，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十分關心百姓的冷暖苦樂。他和人民群眾心連著心，他考慮問題，制定政策，總是把人民群眾利益擺在首位，他是堅持黨的宗旨，堅持群眾路線的典范，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我從青年時代開始，就受黨的優良傳統作風熏陶，幾十年在基層的工作實踐，長期接觸群眾，特別是仲勛同志當年寶安之行和改革開放決策所體現出來的堅持群眾路線的優良作風，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你們現在做的這個事情很有意義，希望你們認真下功夫做好。
方苞日記，記錄了1978年習仲勛到寶安視察工作的情況。
採訪者：習仲勛同志主政廣東時期，您在寶安任縣委書記，所以您對習仲勛同志主政廣東這一段所做的事情肯定是非常了解。特別是1978年，習仲勛同志來寶安視察工作，您當時是一直全程陪同他的，那麼您能否給我們講一講您記憶中的習仲勛同志與您眼中的群眾路線？
方：先講仲勛同志在廣東深得民心的幾件大事。仲勛同志主政廣東時，粉碎“四人幫”隻有一年多，正是“百廢待舉”，“積重難返”。仲勛同志面臨很多艱巨任務：要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干部政策，要恢復和發展經濟，解決好城市的魚肉蔬菜供應，也要解決農民溫飽、脫貧致富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問題，每件事都關系著人民的切身利益，沒有一件小事。解決好每一件事都需要付出艱辛的努力。
仲勛同志到廣東后，很快就抓緊解決好群眾反映最強烈，與群眾利益關系最大的五件事。
一是撥亂反正，解放思想。仲勛同志一到廣東，就抓緊各級黨委整風，從省委，到地委，到縣委，層層整風。同時，積極推進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准的大討論，不遺余力地進行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教育，群眾觀點、群眾路線教育，為人民服務黨的宗旨教育。
我參加了地委、縣委兩級整風，領導班子成員都聯系“文革”期間的表現，聯系十年經濟停滯不前的原因，檢討個人應承擔的責任，首先班子內部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然后在直屬機關負責干部會議上作自我批評，聽取大家批評。地委、縣委各用了20多天時間。整風會議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特別嚴肅認真，有的痛哭流涕，有的檢討幾次才獲得通過。
各級領導班子整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聯系實際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准的討論，反思“文革”期間對“四人幫”“左”的那一套盲目跟進所帶來的嚴重后果，實際上起到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為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干部政策，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礎，也為如何突破國民經濟十年停滯不前的僵局，增加了獨立思考，敢於創新的膽量。這些，都為改革開放創造了有利條件。
二是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干部政策。“文革”期間，廣東發生的冤假錯案可以說是堆積如山，遍及各個角落。這個問題不解決好，其他工作無法開展。習仲勛同志堅持實事求是精神，抱著對工作極端負責任的態度，認真抓平反冤假錯案。不僅平反“文革”期間的冤假錯案，還抓平反新中國建立以來各次政治運動（反右派、反右傾、反地方主義）遺留的一大批冤假錯案。有些當時有爭議的錯案，他也花大力氣去統一認識。他抓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干部政策旗幟鮮明，非常認真，非常得力。這是大家公認的。他不回避矛盾，敢於決斷，不怕給自己惹麻煩，因為他從心裡想著群眾，想著黨的事業。
三是仲勛同志十分重視和關心農民、農業、農村工作。他對“三農”付出心血之多，工作強度之大，也是大家公認的。他1978年4月到廣東，當年7月到8月，他就跑了3個地市、20個縣，當時廣東省約100個縣左右，他用兩個月時間跑了近1/5的地縣，從粵東到南部沿海，珠三角這一帶，他都跑遍了。廣東的七八月是最悶熱的時候，廣東與北方對熱的感覺不同，南方是濕熱，渾身黏糊糊，透不過氣，很難受。仲勛同志長期在北方生活，對廣東的酷暑很不適應。他當時已上了年紀，在暑熱的環境裡，他馬不停蹄地進行著這種高強度的工作，當時不少地方沒有空調，有的甚至沒有風扇，他的汗就像水一樣往下流，他用毛巾一把一把地擦汗，用把葵扇一刻不停地在扇，確實很能吃苦。因為他一心想著群眾，迫切地想把廣東農業搞上去，才那麼拼命去干事。
四是解決好邊境和沿海地區越來越嚴重的群眾性偷渡外流香港問題。偷渡問題從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出現，1957年、1962年和1979年廣東發生過三次群眾性偷渡潮，廣東歷屆省委領導都認真抓，也有成效，平息了風潮，但多是治標，在治本方面效果不明顯，而1979年的偷渡潮正是仲勛同志主政廣東期間發生的，仲勛同志標本兼治，特別是在治本方面下大功夫，才從根本上解決了這個老大難問題。我1957年和1962年分別擔任東莞縣公安局副局長和局長，前兩次平息偷渡潮我都參與了。1962年的偷渡外流風，每天成千上萬群眾往香港偷渡外流，驚動了國務院，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要求廣東省委一個月內剎住偷渡風，在北京開會的省委書記陶鑄同志電告在省裡主持工作的同志執行周總理的指示，到寶安召集附近四個縣的公安局長開會，在討論如何在短時間制止偷渡潮時，我根據1957年的經驗提了個建議：“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層層堵，不僅在邊界堵，還要從內陸往邊界的公路上多設民兵卡哨去堵。”雖然半個月遏制住了偷渡潮，但這種方式是治標，不是治本。
仲勛同志主政廣東后，多次到邊境社隊深入調研，把群眾性偷渡外流香港潮屢禁不止的主要原因抓住了，就是粵港兩地經濟發展和百姓生活水平的差距不斷擴大，“文革”十年尤甚。他下定決心通過發展經濟扭轉這一局面。尤為可貴的是，他不僅看到我們的政策和體制存在的問題，而且用改革開放的辦法去解決這些政策和體制問題，取得了標本兼治的效果。他是一個敢說、敢干、敢擔當的領導干部，他同意寶安縣委提出的：恢復邊境貿易﹔引進外資發展“三來一補”企業，下放權力給寶安縣審批﹔引進港商投資挖塘養魚，租地種菜﹔大力推進供應港澳鮮活農產品的外貿基地建設。邊境農村從此跳出高度集中的、封閉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走出一條生路。這是解決偷渡問題的治本之策，對症下藥，一抓就靈。邊境經濟從此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經過兩三年，邊境多數農民的經濟收入接近或達到香港新界農民的水平。1980年底，境內群眾性偷渡外流香港風已經剎住，過去偷渡滯留香港的農民在1981年以后回境內定居的逐漸增多，廣東群眾性偷渡外逃風這個老大難問題，從此獲得圓滿解決。
五是為開辟改革開放新紀元作出重要貢獻。仲勛同志思想解放，敢說、敢干、敢擔當。他在自己權力范圍內，敢於作出同意恢復邊境貿易，擴大過境耕作，下放引進外資辦“三來一補”企業，審批權給縣等改革開放的決策。省委無權決定的，他敢於向中央反映，建議中央下放權力，讓廣東在改革經濟體制、放寬和搞活經濟政策方面先行一步。用改革開放去轉變束縛生產力發展和群眾積極性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和“左”的政策，這是剎住偷渡潮的根本之策，也開創了廣東經濟發展的新局面。仲勛同志是廣東改革開放最重要的決策者和早期領導人，也是全國改革開放的倡導者，他為我國開辟改革開放新紀元作出重要貢獻。
仲勛同志剛剛結束了十多年被錯誤關押審查的生活，就敢於在職權范圍內作出前人未敢作出的決策﹔在職權范圍外，又敢於向中央呼吁，為了什麼？為了人民，為了國家，為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他為了百姓過上幸福生活，不顧個人得失、進退、榮辱、安危。這反映了他的群眾觀念強，堅持黨的宗旨好。同時，也是他深入基層調研，傾聽群眾呼聲的結果，是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群眾路線的結果。他在廣東主政兩年八個月，時間雖然不長，但是他能夠有那麼大的魄力，那麼果斷地作出如此重要的決策，說明他無私、無畏，敢說、敢干、敢擔當。現在雖然過去了30多年，但一直受到廣東人民的尊敬和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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