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領導干部和群眾是平等的 要永遠生活在人民群眾之中【2】

採訪者：能否給我們講一講習仲勛同志貼近群眾下基層調研的事情？

張：習書記從1978年4月到廣東來，一直到1980年年底上調北京，他在廣東工作不到三年的時間。在非常有限的時間裡，他在省委繁重的工作壓力下，硬是擠出時間下基層，走遍了廣東省的每一個地方。

習書記下基層的目的就是為了工作，為了調研，為了得到寶貴的第一手資料，更是為了能接觸群眾，傾聽他們的呼聲。所以他非常反感那種形式主義，亂擺譜的工作作風，更反對干部的享樂主義、官老爺作風。我作為他的秘書，每次跟他下基層，都兼任了管理員和勤務員的工作。實際上習書記這樣做確實是對的，應該推廣，很多工作確實一個人完全可以兼任，沒必要拖拖拉拉帶一大幫人。習書記下基層，從來都是輕車簡從，他向來都是坐省委的一輛舊面包車，經常不帶警衛員，也從來不帶醫生和護士，隻帶相關的省委領導和必要的工作人員，到了鄉下，他隻允許少數地方干部陪同，絕對禁止前呼后擁，大張旗鼓，他對吃飯、住宿各方面的要求都是要簡單、朴素，盡量減少地方上的負擔。

我跟隨習書記去寶安縣，那也是他來廣東赴任之后的第一次下到地方基層調研。沙頭角與香港近在咫尺，我們很清晰地看到香港那邊的繁榮景象，高樓大廈鱗次櫛比，街道上汽車飛馳，夜幕降臨時，香港儼然是一座燈火通明的不夜城。70年代末的中國人很少有機會接觸外面的世界，我們看到對面繁榮發達的香港，就好像在看著另一個世界。反過來看看我們大陸這邊，一片破敗和落后的景象，人民群眾吃飯都成問題，到處是丟荒的土地，夜晚一片漆黑。香港和廣東山水相連，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從廣東過去的，方言相似，文化傳統相通，但是生活水平的差距卻如此之大，習書記看到這麼巨大的落差，心裡很不是滋味。

當時偷渡逃港的問題很嚴重，群眾吃不飽肚子，不想再過貧窮的生活，就跑到香港那邊去。當時邊境抓到了這些偷渡的群眾，就按偷渡犯處理，有很多打罵和人格侮辱的現象。習書記開會談到這個問題時，非常直言不諱地指出：“我們自己的生活條件差，制度問題解決不了，怎麼能把他們叫偷渡犯呢？這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不能把他們當敵人。俗話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偷渡不能怪農民，隻能怪我們自己的政策不對頭，工作沒做好！解決偷渡的根本辦法是發展生產，把我們這邊人民生活水平盡快提高上去。”

我還記得1978年7月，我跟隨習書記到粵東地區下鄉視察，搞調查研究。當時我們驅車一個縣一個縣地走，經過了河源、龍川、梅縣、汕頭、惠陽。我們一進入一個縣的縣界，縣委書記和縣長一個班子的人就等在那裡迎接，當我們離開時，又遠遠地送到與下一個縣的交界處。習書記對這種浮夸擺譜的工作作風非常討厭，表示以后要形成制度，禁止這種做法。當時他給了這種作風十六個字的評價：“高接遠送，勞民傷財，脫離群眾，影響很壞。”從此以后，我們遵從書記的指示，就堅決制止這種做法，並形成了嚴格的制度，以后我們再下鄉之前，都提前把習書記禁止高接遠送等要求的通知送達給各地方的單位領導。

習書記對地方干部浮夸擺譜的作風堅決制止，但是反過來對他們隨性和失禮的一面卻非常寬容。粵東之行正是夏天最炎熱的時候，很多縣委書記都是穿著拖鞋來和習書記見面，有些縣委書記坐在沙發上匯報工作的時候，還會不自覺地摳腳丫子。習書記對此並不在意。

習書記在汕頭地區談到了領導干部作風建設，要求各級領導要在工作作風上有一個大的轉變，他說：“‘四人幫’把我們黨的優良作風敗壞了，現在用改良的方法不行，必須來一場革命。機構重疊，人浮於事，官僚主義，怎麼能把工作搞好呢？要下決心改變這種不良作風，要密切聯系群眾，遇事多和群眾商量，扎扎實實地抓工作。要堅持實事求是、群眾路線作風，農業要大上，干部要大下。各級干部都要深入實際，參加勞動。黨委要親自抓政策，從具體情況出發，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不要搞一刀切，把‘四人幫’破壞的政策該恢復的都恢復過來。”

也正是習書記嚴謹細致、不遺余力地基層調研工作，讓他能夠傾聽人民群眾的呼聲，了解到了民情，探尋到了體制上存在的問題，全面了解廣東省情。習書記曾說：“領導干部和群眾是平等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分，要永遠生活在人民群眾之中，不然的話，就會脫離群眾，跟群眾對立，同群眾就想不到一塊，就不會關心群眾的疾苦。”

也正是在踐行群眾路線的過程中，習書記逐漸形成了他對體制問題的深刻反思，並促使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向中央要政策，給廣東要權，使廣東能夠先行一步，讓改革開放有了一個順利的開局。習書記在1979年4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在中南組會議上旗幟鮮明地發言提出，希望中央給廣東下放一些權力，並且很尖銳地說，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可能幾年就上去了。這就是廣為流傳的習書記向中央要權的歷史佳話。可以說，貼近群眾基層調研是習書記給廣東要權的源頭，而要權又是“中央50號文件”的源頭，50號文件又是廣東先行一步，讓改革開放順利開局的保障，之后，習書記才得以大展身手，集思廣益，提出廣東興建出口加工區的改革新思路。這整個過程形成了一個緊密聯系的鏈條。

採訪者：習仲勛同志對自己、家屬、身邊工作人員要求非常嚴格，堅決制止脫離群眾、搞特殊化的現象，您能否給我們談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張：習書記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在當時的廣東省委是出了名的，作為廣東省的一把手，他有著大量招手即來的條件，卻從來不搞特殊化，甚至於很多優越條件在制度上是合理的、正當的，也被他堅決地拒絕了。

前面提到過，習書記在廣東將近三年的時間裡，一直就乘坐一輛舊面包車，這輛連空調都沒有的面包車陪伴他上下班，開會，下基層，下鄉，去機場，去火車站，參加外事活動，有時候省委也會開這輛面包車去辦其他的公事，這輛車可以說跑遍了廣東的山山水水。當時，省委打算給習書記配備一輛更舒適的進口小轎車，被他堅決拒絕了。

廣東的夏天很熱，習書記一直生活在北方，很不適應廣東的悶熱氣候。而且他上了年紀，身體又比較胖，夏天最炎熱的時候，習書記走幾步路，稍微動一動就是汗流浹背。那時候的條件和現在沒法比，現在空調已經普及到家家戶戶了，但那個時候，空調還是緊缺的東西，廣東省委也隻有常委會議室裡裝著一台空調，習書記的辦公室和住處都沒有，隻有電風扇，要知道廣東到了濕熱的季節，電風扇吹出來的都是熱風，起不到多大的作用，我經常看到習書記吹著電扇，還是滿頭滿臉的汗水。當時，澳門的馬萬祺先生送給了廣東省委三台空調，並指明其中一台是給習書記的。我去省委辦公廳接待處把空調取了過來，打算安裝在習書記的辦公室，但是被習書記知道后，堅決拒絕了，讓我把空調裝到會議室裡給大家享受。習書記堅持不搞特殊化，一定要和同志們同甘共苦的精神，也讓省委上上下下的同志們非常感動。

即使是政策上允許的事情，習書記如果覺得它會產生不利的影響，或者有可能影響干群關系，或者影響黨在群眾中的形象，他也不去做。1979年11月22日，習書記率廣東省代表團應澳大利亞邀請出訪，返回時途經香港訪問考察。當時的政策規定，每人可以免稅購買一件大家用電器，價格比內地便宜很多，如當時大陸很緊俏的彩電、冰箱、洗衣機等等，出國的人都不會錯過這個機會，都會買一件。但習書記給大家定了一條紀律，要求大家一律不許購買，同志們也都遵守了這條臨時規定。我們是坐火車返回廣州的，當時迎接我們的同志驚訝地發現，我們13個人沒有一個人帶大件回來。這件事留給我非常深刻的印象，直到現在我還記得很清楚。而且不僅這一次是這樣，以后也是如此，習書記出國考察，從來都是以身作則，大件小件什麼也不買，絕不利用出公差的機會給自己謀利。這也給省委的同志們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1980年夏天，楊應彬同志和黃靜波同志受習書記的委派，帶隊去香港考察，也是以習書記為榜樣，回來的時候什麼都不帶，甚至有的同志把香港的親戚贈送的禮物也拒絕了，后來還是親戚從香港郵寄到大陸的。

習書記生在陝西，長在陝西，參加革命以后也一直在陝西，后來在北京工作，受迫害下放的時候在河南生活過一段時間，這三個地方無論氣候還是飲食都和廣東有著很大的差別。另外，廣東當時物資也比較匱乏，食堂裡面的大米都是糙米，吃起來又干又散，口感很不好。食堂炒的空心菜又老又硬，都咬不動，嚼完之后一嘴的渣滓，當時我們省委的同志戲稱這道菜是“無縫鋼管”。但習書記似乎一點都不在意，他一直都是和我們一起吃食堂，從來沒有抱怨過一句。

習書記對家屬的要求和對他自己的要求一樣嚴格。還說用車的事，他把公車的使用規定得非常嚴格。當時，省委辦公廳有個規定，用公家的車，一公裡補償8毛錢，當時的平均工資才十幾塊錢，按照當時的物價水平來說，8毛錢可以說貴得離譜了。當時如果有人要用車，必須經過習書記的批准，要按規定掏錢。習書記這是按照辦公廳的規定對待其他的同志，但是對他自己的家人，他根本就不允許他們使用公車，不允許沾他的光。有時候他會自己抽查，上班時間突然跑出來，看看他的車在不在，看看齊心大姐和橋橋有沒有用他的車，秘書有沒有用他的車去辦私事。

1980年春，習仲勛陪葉劍英在廣州休憩，圖中站立者為張志功。

習書記對家人要求非常嚴格。習近平同志過春節期間到廣州來和父母一起過年，但是習書記讓習近平同志另外住招待所，不能和他住在一起，不能享受他的待遇。

一方面習書記要求嚴格，另一方面習書記的家屬也都能嚴格要求自己。習書記在廣東工作兩年八個月的時間，退休后又在深圳休養，前后二十年的時間，齊心大姐從沒去過香港和澳門，可見她對自己的要求有多麼嚴格。齊心大姐和習書記有很多相似之處，她在生活上艱苦朴素，平易近人，在工作上也一直是習書記的賢內助，她對我們這些工作人員也非常關心、愛護，大家都親切地稱呼她“大姐”。

習書記對領導干部的要求非常嚴格。有一次，某位同志到肇慶出差，吃飯時沒有支付糧票，他離開肇慶返回廣州后不久，肇慶就有人給省委寫信，揭發這位同志違反組織紀律，在肇慶白吃白喝白住。習書記在省委工作會議上，從頭到尾讀了肇慶的揭發信，並且點名批評了這位同志，要求他立即把糧票補交給肇慶方面。這位同志是習書記一手培養成長起來的，也是他赴廣東之前自己點名帶來的干部。書記自己曾經開玩笑說，當初在陝甘寧根據地，他是個小孩子，是他看著長大的。即使是這樣習書記看著長大，親手培養，點名帶來的干部，只是犯了小小的錯誤，他批評起來也是絲毫不留情面。

習書記對身邊的工作人員也有著嚴格的要求，他絕不會通過他手中的權力給我們封官許願，也從不給我們特殊照顧。以我為例，習書記主政廣東期間，也兼任廣州軍區第一政治委員、黨委第一書記。時任廣州軍區司令員的許世友上將和習書記在工作上合作非常密切，軍政關系和軍民關系也都非常融洽。出於聯絡工作方便的考慮，軍區想給我在軍區部門裡面安排一個職務，我當然也很願意在軍隊中兼任一個職務。但是習書記認為這樣做不妥，拒絕了軍區的建議。

習書記上調中央，准備回北京上任的時候，我也決定隨同他回京工作。當時我已經五十多歲了，琚立銘同志覺得我任科級職務30多年，工作上也很努力，卻一直得不到提拔，不公平。於是他就和當時的省委常委兼秘書長楊應彬、省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秦文俊、辦公廳副主任陳仲旋幾位同志商量，建議把我由正科級提拔為副處級。他們正著手給我辦理任職手續的時候，習書記知道了這個情況，立即把他們四個人叫到辦公室，一頓嚴肅批評，說他們“違反組織原則，向組織伸手要官，影響惡劣”，並要他們立即停止辦理任職手續的事，並且就此做出深刻的檢討。當然，無論是琚立銘等四位同志，還是我本人，也完全能理解習書記的做法，他的教育和鞭策，確實一直給我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帶來了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