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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勛:領導干部和群眾是平等的 要永遠生活在人民群眾之中

2016年01月11日15:13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編者按:近日,《習仲勛與群眾路線》(上冊)一書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該書是一本採訪實錄,包括31位曾經在習仲勛同志身邊工作或者近距離接觸過他的干部、群眾的25篇採訪記錄,共42萬多字、100多幅圖片,其中許多圖片是首次公開發表。本文是中央黨校採訪實錄編輯室對張志功同志的採訪實錄。

採訪對象:張志功

採訪組人員:邱然

採訪日期:2013年8月

採訪地點:軍事科學院

人物簡介:張志功,1927年11月出生,河南省三門峽市陝縣人,中共黨員。1939年至1944年,在河南省陝縣豫陝中學讀書。1945年至1949年,在國立西北農學院(即現在的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讀書。1949年6月,參加工作。1950年3月至1964年5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及國務院任習仲勛同志秘書。1964年5月至1978年6月,下放山東。1978年6月至1984年5月,在廣東省委及中共中央辦公廳任習仲勛同志秘書。1981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副局級)。1984年5月至1992年3月,在中共中央統戰部任辦公廳副主任、正局級巡視員。1992年5月,離休。

當時我們驅車一個縣一個縣地走,經過了河源、龍川、梅縣、汕頭、惠陽。我們一進入一個縣的縣界,縣委書記和縣長一個班子的人就等在那裡迎接,當我們離開時,又遠遠地送到與下一個縣的交界處。習書記對這種浮夸擺譜的工作作風非常討厭,當時給了這種作風十六個字的評價:“高接遠送,勞民傷財,脫離群眾,影響很壞。”表示以后要禁止這種做法,並形成制度。——張志功

採訪者:張志功同志,您好!您在1950年就擔任習仲勛同志的秘書,之后更是和他有整整半個世紀的交往,可以說,您對他的了解是非常深的。

張志功(以下簡稱張):是這樣的。我從1950年3月擔任習書記的秘書,一直到1962年,他被康生等人陷害,戴上了“反黨集團”的帽子。從1964年開始,組織上不讓我繼續擔任習書記的秘書,后來習書記和我分別被下放,我們從此分隔兩地,沒有見面的機會。在“文化大革命”那個動亂的年代裡,為了自保,兒子揭發父親,夫妻之間劃清界限,兄弟之間反目成仇,同志之間相互傾軋的事情層出不窮,司空見慣。但是我從沒違心說過習書記半句壞話,習書記對我也非常信任,從沒懷疑過我會背叛他,出賣他。

到了1978年,習書記復出,主政廣東,立即把我也調到廣東繼續擔任他的秘書,他上調中央后,我也跟隨他回北京,此后我擔任他的秘書工作直到1984年。總的算起來,我兩度擔任習書記的秘書,共計20年的時間,交往更是持續了半個世紀。對於我來說,工作上,習書記是我的好領導,好榜樣﹔生活上,我與他感情深厚,習書記就像我的兄長和親人一樣。

採訪者:所以我們很高興這次能請到您談一談習仲勛同志,特別是他踐行群眾路線的具體事例。

張:你們這個選題,很有意義。無論是他早期在陝北的革命工作,還是新中國成立后擔任國務院副總理,還是他晚年主政廣東,他對群眾的深厚感情和他的群眾觀點一直貫穿始終。習書記的這一生,可以說就是他踐行群眾路線方法的一生,也是一切為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努力奮斗、努力工作的一生。

1978年4月3日,習仲勛被任命為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圖為他離京赴廣東上任時在機場與送行人員合影。(左一為習近平,左四為齊心,右二為齊橋橋,右三為習遠平)

我還記得習書記剛剛來廣東主持工作的時候,那時候他已經65歲了,但是工作起來的那種拼搏精神,我看大多數年輕人也比不過他。習書記每天工作都在十幾個小時以上。有時候形容一個人忙碌,會說他“除了吃飯、上廁所、睡覺,都在工作”,那麼習書記比這種情況還要忙碌:他有時候吃飯的時候也在看文件﹔上廁所的時候坐在馬桶上也在看材料﹔泡澡的時候躺在浴缸裡也要看文件﹔甚至睡覺的時間也往往被佔用很大一部分用於工作——他為了多做一些工作,甚至是不分晝夜,經常熬夜到凌晨兩三點鐘。要知道,他當時已經是65歲的老人了,如此辛苦地工作,讓我們很為他的身體擔心。

習書記平時工作的時候沒有休息的時間,有時候看文件實在眼睛累了,就會讓我給他念。每周末,他都沒有休息日,都是在工作。平時他也沒有時間看休閑的報紙和雜志,更是沒時間休閑娛樂。他唯一的一點娛樂時間,是當時省委辦公廳每周六在珠島賓館11號樓放電影,習書記有時候會去看一場電影,放鬆一下,除此之外的其他時間基本上都是在工作。

習書記從來不看娛樂的報紙和刊物,但是《人民日報》等中央的報紙和一些重要的黨刊黨報是他每日必讀的,為了能夠及時了解中央的政策,他也經常和胡耀邦、馮文彬等在中央工作的領導同志聯系。那時候,廣東留給習書記的是一個巨大的爛攤子,各種事情非常繁瑣,而且多如牛毛,省委的會議也非常多,習書記每周都要主持很多大大小小的會議。

那個時候,習書記為什麼爭分奪秒地工作?是因為他心裡憋著一股勁,這股勁就是因為他白白失去了16年的時間,所以他說:“要把一天當作兩天用,努力地彌補那些失去的時間,為人民群眾多做一點事。”

習仲勛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允許廣東先行一步的建議。圖為發言前草稿,文件頂部中批復的文字中寫有“於今晚十時前交我(志功)六十份”。

採訪者:您剛才提到,廣東當時是個爛攤子,習仲勛同志上任之初,所面對的都有哪些非常棘手的事情?

張:最棘手的事情,主要是平反冤假錯案,處理廣東省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以及“文化大革命”之前歷次政治運動所遺留的問題。“文化大革命”歷時十年,持續的動蕩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廣東是受到破壞最嚴重的地區之一,冤假錯案堆積如山,粉碎“四人幫”以后,干部群眾迫切需要平反、恢復組織生活、恢復名譽。習書記自己也深受其害,他對所有這些被迫害的干部群眾有著強烈的同情心,也有著高度的使命感,並且付出很大的心血。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有如下幾件事情:

一個是“李一哲案件”。這個案件,當時在廣東轟動很大,影響很惡劣,而且歷時已久,是涉及當事人比較多的一個案件。該案的幾個當事人被判了重刑,含冤入獄。這個案件最棘手的地方有兩點:一是這個案件是前兩屆廣東省委直接定性的,而且一次比一次定的性質嚴重,現在,相關領導有的已經調到中央工作,習書記要想翻這個案,阻力有多大,可想而知﹔二是當事人坐冤獄已經幾年,即使平反了,他們也非常不服,所以,安撫他們的情緒也並不容易。

像這種兩頭不討好的事情,明哲保身的做法大概就是既不得罪前任領導,也不必一定要取得這幾位當事人的理解,畢竟平反涉及成千上萬的人,既然已經平反了,有些人仍然想不通,那就慢慢地拖下去,冷處理,一直拖到不了了之,也就算了。但是,以習書記耿直的性格,以他對群眾深厚的感情和真誠的態度,他顯然不會這樣去處理這個案子。

前面提到,習書記的工作極其忙碌,但是他在忙碌之余,還硬擠出時間,先后十次和“李一哲案件”的幾位當事人談話。當事人提出的要求,習書記按照政策去解決﹔當事人想不通的地方,習書記循循善誘地去開導。有一段時間,習書記連續幾天都格外忙碌,白天晚上連軸轉,每天都要處理很多事情,晚上熬夜到很晚,連洗澡的時間都沒有,稍微睡一下就要起來繼續第二天的工作,一直這樣熬到第四天,晚上還參加了省委會議,散會的時候已經11點多了。之后,他又趕到“李一哲案件”的幾位當事人那裡和他們談話,從11點23分開始,一直和他們談到凌晨2點20分才結束,整整談了3個小時。十次和他們談話,我每一次都在場。可以說,習書記為平反“李一哲案件”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他作為省委書記,主動替前兩屆省委承擔責任,他還舉自己受迫害的例子給“李一哲案件”的當事人聽,他說:“我坐了多次監獄,坐共產黨的監獄就有兩次,你們才坐幾次?我戴了腳鐐,還綁了很多繩子,小腿下面還墊幾塊磚頭,你們沒有戴吧?”習書記言辭懇切地和他們交流,用真情和真心去感動他們,安撫他們,這讓他們以及在場的人都非常感動。另一方面,習書記也委派吳南生等同志赴北京,去做前兩屆省委領導的工作。正是在習書記這樣的努力下,“李一哲案件”雖然經歷了一些波折,但最終還是得到了順利平反,並在社會上產生了比較積極的影響,一定程度上撫慰了“文化大革命”帶給群眾的傷害。

在處理“反彭湃烈士案件”中,習書記表現出來的堅決、果斷、大刀闊斧、雷厲風行,令人欽佩。彭湃同志,是中國農民運動的開拓者之一,1929年犧牲時年僅33歲,毛澤東同志曾經稱他為“農民運動大王”,彭湃的母親周鳳一生支持兒孫參加革命,被毛澤東譽為“革命母親”。“文化大革命”期間,彭湃烈士的家屬遭受了非常殘酷的迫害:彭湃的兒子彭洪被抓進監獄遭受了殘酷的虐待,被活活毆打致死﹔彭湃的兩個侄子也被迫害致死﹔彭湃的母親也被抓起來,囚禁在海豐縣公安局,在牢房裡被整整折磨和虐待四個月,奄奄一息﹔同時,還有很多無辜的群眾被牽連進來。這個案件的嚴重性和殘酷性都是駭人聽聞的,給彭湃烈士的整個家庭造成了極其慘痛的后果。周總理得知這一情況后,非常震驚。當時,彭湃烈士的母親周鳳還活著,總理發出緊急電報,命令廣州軍區的主要領導把周鳳接到廣州治療,正是這封電報救了這位革命母親一命,否則她很快就會死在牢房裡。緊接著,周總理委托葉劍英元帥徹查此案。葉帥於1974年派專人赴廣東調查處理彭湃案,竟然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案件就這樣拖了幾年。

廣東省委作出為所謂廣東地下黨問題徹底平反的決定和處理“李一哲案件”的決定。《中共廣東省委關於為所謂廣東地下黨問題徹底平反的決定》(左)《中共廣東省委員會關於處理“李一哲”案件的決定》(右)。

到了1978年,習書記復出,葉帥深知習書記耿直的性格和優良的工作作風,便對中央力薦習書記赴廣東主政。臨行前夕,葉帥更是對他委以重任,專門將當年總理關於彭湃案的批條當面給了他,囑咐習書記在廣東盡快推進案件的調查。習書記揣著葉帥的囑托,他4月到任,7月便親自赴海豐縣調查。在調查過程中,他驚訝地發現,海豐的縣委常委中就有幾個參與了殺人,原汕頭地委副書記也有嚴重問題。可見,葉帥當年派人調查該案遭遇了重重阻力,並不是偶然的,其中確實有著深刻而復雜的因素。為了給此案件中死難和受迫害的干部群眾平反,習書記在省委常委會專門談及此案,他當眾表示,對“反彭湃烈士案件”要堅決徹查,對海陸豐那些嚴重違法亂紀的人絕不姑息。當時有人顧慮說,當事人可能會自殺。習書記斬釘截鐵地說:“他們手上有血,如果自殺,那是他們自己的事!”

接下來,習書記用最快的速度組建了一個聯合調查組,立即派駐海豐縣,對此案進行縝密和深入的調查。調查當然還是遇到了各種困難和阻力,但是在習書記親自督促下,用了大約半年的時間,終於徹底查明了真相,“反彭湃烈士案件”得到了嚴肅處理,當時的汕頭地委副書記孫敬業以及海豐縣的幾名虐待和殺害彭湃烈士親屬及群眾的違法犯罪人員均被依法逮捕,移交司法機關處置。

在“李一哲案件”中,習書記用細致和耐心去做多方工作,用溫情和感情去撫慰受害群眾的心靈﹔在“反彭湃烈士案”中,習書記用雷霆萬鈞的手段,以堅決果敢的態度懲辦那些迫害革命群眾的凶手。但是這兩個案件比起“反地方主義”問題來,則是小巫見大巫了。“李一哲案件”和“反彭湃烈士案”是兩個牽涉十幾人、幾十人規模的案件,而“反地方主義” 問題發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持續時間更長,影響更大,牽涉的相關干部群眾人數十分龐大,是波及成千上萬人的一個政治運動,這個事情的處理的難度比前面兩個都要大得多。這也是當時習書記面對的難度最大的工作。

難度究竟有多大?“反地方主義”一共有兩次,當時在廣東省委常委中,絕大多數參加了第一次,有一部分參加了第二次,在這種情況下,常委會自然也是對此不能達成共識。所以,當時的情況對習書記來說不僅是阻力很大,也可以說是困難重重。一次,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見到習書記問:“有人說你為‘反地方主義’翻案,你知不知道?”習仲勛答道:“知道。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我被擠出廣東﹔另一種可能是把為‘反地方主義’平反搞成。”

處理這樣的事情,就要依靠工作策略和工作方法了。如果一味硬拼硬打,勢必會遭遇反彈,陷入孤軍奮戰,甚至有被趕出廣東的危險﹔如果選擇妥協退讓,工作就不會有進展,完全陷入被動局面。習書記面對這個前所未有的困難,施展了他高超的工作策略和斗爭藝術——發動群眾!

習書記先是找到了時任廣州軍區副司令員的庄田將軍,讓他組織一些人撰寫馮白駒同志革命事跡的文章,並在報紙發表,廣泛流傳,讓廣大人民群眾能夠了解歷史的真相,為接下來的平反制造輿論。說到馮白駒這個人,你們年輕人可能也知道的一部電影《紅色娘子軍》,這部電影在年紀大一些的人心目中印象是非常深刻的,當時是家喻戶曉。這部電影就是反映瓊崖縱隊的革命斗爭電影,而“紅色娘子軍”的上級領導就是馮白駒同志。習書記讓庄田將軍組織人給馮白駒寫文章,庄田將軍當即答應,他很願意做這樣的事,因為他是馮白駒同志的老戰友,感情至深,一直盼望著有朝一日能為逝去的戰友平反,也盼望著“反地方主義”案件早日解決。后來,庄田將軍組織人寫的一些回憶文章,不僅在海南和廣東的地方報刊上發表,也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這在全國都引起了很大反響,人民群眾對《紅色娘子軍》有著很深的感情,而群眾對這些電影中可親可敬的人物的感情,通過文章的發表,很自然地轉變到了對馮白駒同志的敬仰和懷念,這一舉措的效果非常明顯,習書記立即在人民群眾的輿論方面取得了先機。而人民群眾對這些革命先輩的懷念和敬仰,很大程度上激起了平反“馮、古反黨聯盟”的訴求。很快,在廣大人民群眾輿論的支持下,再加之習書記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和“宜粗不宜細”的原則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表態,省委內部的一些阻力開始逐漸瓦解,很多長期在廣東工作的領導干部開始審時度勢,陸續表態,支持為“反地方主義”案件平反,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支持的人也越來越多,支持力度也越來越大,局面開始朝著對習書記有利的方向轉變。

1978年8月5日,習仲勛在惠陽地區考察時聽取李富林(右一)的匯報,中間陪同者為張志功。

緊接著,習書記抓住有利時機,發動了總攻。1979年1月25日,習書記在常委會擴大會議的總結發言中,鄭重地提出了要對廣東“反地方主義”案件進行復查,獲得了大會的通過並形成了決議。習書記獲得了一個巨大的突破口,開始著手全面地開展工作,為“反地方主義”案件平反。

1979年3月20日,習書記主持省委常委會研究通過了省委組織部《關於落實干部政策的情況和意見》,進一步強調:要解放思想,沖破“禁區”,凡與客觀事實不符、依據不足、無限上綱的定性、處理,不管是哪一級組織定的,什麼人批的,什麼時候處理的,都要實事求是地糾正過來。要干脆利落地解決,不拖泥帶水,錯多少糾正多少,全錯全糾,部分錯部分糾,不錯不糾。復查工作不符合要求的,一定要改正過來,保証質量,不留尾巴。

我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習書記在陷入孤軍奮戰的窘境時,能夠依靠群眾,發動群眾實現反包圍,全面扭轉局勢,並最終取得了勝利。所以,多年以前,毛主席曾經稱贊習書記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比諸葛亮還厲害”,並不是虛言。事實也証明了群眾路線的正確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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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張玉、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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