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者：其實，領導干部對大家嚴格要求並不是難事，但是像習仲勛同志這樣嚴格要求大家，大家卻都對他如此敬佩和親近，這就是了不起的領導藝術了。
張：這有兩個原因。一是習書記把握原則，一視同仁，無論是他自己、他的家屬、他的下屬、他身邊的工作人員，他都一樣嚴格要求，一碗水端平，沒有任何偏袒和不公正的地方，所以沒有人不服氣，反而能齊心協力，同甘共苦。二是雖然習書記在工作上對下屬要求嚴格，該批評的就批評，但他是真心愛護干部，而且他一生都沒整過任何一個人，光明磊落。習書記曾經說過，我們處分一個干部很容易，但培養一個干部很難。
康生等人陷害習書記的時候，習書記自己蒙受冤屈，身陷囹圄，卻仍然不忘保護同志和下屬。他曾經這樣說：“我身上的芝麻，放在別人身上就是西瓜，別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當時康生等人給他安上“習仲勛反黨集團”的帽子，他盡可能把罪名都攬到自己身上，自己承擔一切，盡可能地解脫別的同志。
習書記一方面對干部嚴格要求，一方面對干部非常愛護，而且他還非常具有民主作風，能夠虛心地聽取干部和群眾的意見。習書記說過：“作為班長和領導者，也要注意多創造條件，讓下級敢於發表自己的意見，也樂於發表自己的意見，沒有什麼顧慮。在領導身邊，有幾個敢於提意見的人，愛‘挑刺’的人，很有好處。不要你一說什麼，他就說對、對、對，是、是、是，而是能動腦筋思考並提出建議，這樣可以保証我們少犯錯誤。我們領導干部就是要有幾個敢於提意見的好朋友。有句古話叫‘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各級領導要善於聽取意見。”
1978年10月初，惠陽地區檢察分院一位叫麥子燦的同志曾給習書記寫了一封信，信上“火藥味”十足，對習書記毫不客氣地說了一些很刺耳的話，批評習書記的一些做法。“我同你不熟悉，也從未見過面，隻聽過你講話的傳達，隻見過你的指示發表在報紙上。但從上述的接觸中，我感覺到你還是一個愛聽匯報，愛聽漂亮話，喜歡夸夸其談的人。”習書記以前曾講過對惠陽地區澳河和潼河整治的事情，麥子燦對習書記的這次談話很不滿意，他在信中說：“這些漂亮話都是紙上和口頭上的東西，都是聽匯報得來的。但群眾意見如何，群眾呼聲如何，你有否去聽一聽，是否真正如惠陽地委講的那麼漂亮？我勸你認真下去聽聽群眾的意見。……你一講話，就表了態，騎上了這隻大虎更難下啊！……我看你講的重視群眾來信來訪也是漂亮話，是句空話！因為你隻講，沒檢查督促。”在這封信的結尾，麥子燦更是尖銳地說：“你講話中不是常說愛聽刺耳話，說什麼‘良藥苦口利於病’嗎？現在給你提兩個刺耳的意見，看你是否‘葉公好龍’？”
其實麥子燦同志的那封信，從我個人的觀點來看，其中很多觀點和對習書記的指責是在不了解具體情況下得出的結論，並不客觀。但是習書記收到信以后，一點兒都沒有生氣，在開省委會的時候，習書記當著大家的面從頭到尾念了這封信，並說：“這封信寫得好，還可以寫得重一點。下面干部敢講話，這是一種好風氣，應當受到支持和鼓勵。不要怕聽刺耳的話，寫信的同志相信我不會打擊報復他，這是對我們的信任。”之后，他以省委的名義把這封信轉發地市委，並附言：“請在黨委中進行討論……麥子燦同志對我的批評，是對我們黨內至今還嚴重存在的不實事求是、脫離群眾等壞作風的有力針砭，應該使我們出一身冷汗，清醒過來……”以此鼓勵麥子燦同志的做法，並希望干部群眾以后多給他提意見。
不久以后，習書記還特地委托赴惠陽地區整風的劉田夫同志抽時間找麥子燦同志聊一聊，全面聽取他的意見，並且給他捎去了一封親筆信，信中誠懇地寫道：“你的來信很好，對我們各級政府班子特別是負責干部目前的精神狀態和工作作風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見，我表示誠懇接受，並決定將你的來信轉發各地，以便進一步把黨內民主空氣發揚起來，為了更充分地聽取你的意見，現趁劉田夫同志（省委書記）前來幫助惠陽地委整風之便，委托他同你面談，並請劉田夫同志幫助地委切實解決你所反映的問題。”這種豁達的態度和寬闊的胸襟令我們每一個見証此事的同志都深深欽佩。
習書記的民主作風，樂於聽取干部群眾反映的意見，並不是偶然的。我還記得一個事例：我平時的工作內容之一，就是大量受理群眾來信。在1979年初，有一封未署名的信點名批評習書記“習以為常”，意思就是說，“習”剛來廣東時勁頭挺足，后來便“雷聲大、雨點小”，時間久了就“習以為常”了。倒也沒有什麼惡意，但是有問題反映問題也就是了，拿老人家的姓氏開玩笑，是很不合適的。我猶豫了一下，但還是把這封信給習書記看了，習書記不僅沒有生氣，還在一次干部大會上把這封信從頭到尾讀了一遍，之后還表揚了這位群眾說話直率，敢於進言，敢於提意見的精神。
習書記曾經針對這件事情說過：“批評對我是個鞭策，提醒我不要以為事情都已經辦得很好了，要引以為戒，戒驕戒躁，更好地工作。”
如果說樂於聽取意見和善於聽取意見是一個優秀的領導者所應該具備的品質，那麼習書記另外一些事情的做法，需要非同一般的大度和寬厚，並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習書記因為康生的迫害，度過了十六年受審查的生活，可以說人生中最年富力強的階段被白白浪費了，這種慘痛的損失，不是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接受的。習書記復出后，對那些在關鍵時刻曾經背叛過他，違心說過他壞話的人，從不計較，甚至在那些人遇到困難的時候，還熱情地給予幫助，這種以德報怨的優良品質，著實令人感佩。
當初，習書記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在康生等人以“反黨小說”《劉志丹》迫害習書記的時候，經不起各種威脅和利誘，違心地寫了一份揭發習書記的材料，這份材料給習書記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響。16年后，習書記復出，這位同志因為心中有愧，始終無顏面對習書記，從來也沒和他見過面。后來，習書記聽別人說他住房很困難，多年得不到解決，就聯系了相關部門，按照規定解決了他的住房問題。習書記這種以德報怨的處事方式，使這位同志羞愧難當，更不好意思見面了。后來，這位同志生病住院，習書記親自去醫院看望他。這位同志說：“習書記，我對不起您！”但是習書記寬厚地笑笑，對他說：“我知道你當時也是身不由己。安心養病吧！”這一句輕描淡寫的話，讓那位同志感動得淚流滿面。
“文化大革命”中，習書記被拉到西安進行了殘酷的批斗。當時，陝西師范大學的一個青年教師毆打過習書記。習書記平反以后，組織上要對這件事情進行調查。當時，學校派了一個外調人員來向習書記取証這件事，習書記淡淡地說：“算了吧，既然事情已經過去了，就讓他總結經驗教訓吧！不要取証了！”那位外調人員想要告訴習書記那個青年教師的名字，沒想到習書記斷然拒絕：“我不需要記住這個人！”這是多麼寬闊的胸襟和豁達的人格風范！
採訪者：最后想請您談一談，您對我們這本《習仲勛與群眾路線》有什麼樣的期望和建議？
張：習書記確實在以他的一生來踐行群眾路線這個優良作風，也正是因為如此，他也一直保持著一種謙虛低調的作風。對出版有關他的書籍，他生前對此是什麼樣的態度，我給你們講一件事情，你們或許會有所感悟。
2001年，習書記88歲壽辰之際，我從北京到深圳去慶賀他的生日。在一次談話中，我跟習書記說：“目前有寫您的三本書，中央早就已經批准出版了，一本是《習仲勛文選》，一本是《習仲勛傳》，還有一本《習仲勛革命生涯》。《習仲勛文選》主要是編選您在不同歷史時期的重要文章，現在已經出版了。《習仲勛傳》是個大部頭，需要大量的史料研究，目前正在編寫當中。《習仲勛革命生涯》是由我們三個秘書，田方、范新民和我負責編纂的，很快也要出版了。這些事情您都知道吧？”習書記淡淡地說：“知道。”隨后，習書記對給他出書的事情說了一番話，這些話我直到現在記得還很清楚。
習書記說：“編《文選》，選擇一些我的講話及有關文件，作為歷史資料讓大家知道一下，是可以的。寫《革命生涯》，找我的老戰友、老同志談談，沙裡淘金，寫些我參加革命的小故事，有個紀念，也好。至於寫我的傳，我不太感興趣，無非是歌功頌德、評功擺好，寫出來能有多少人看呀？”習書記沉默了片刻，又繼續說道：“要說我這一生嘛，用幾句話就可以概括：對得起黨，對得起人民，也對得起自己，沒有犯過‘左’的錯誤，沒有整過人。業績平平，問心無愧……”
最后，習書記感嘆說：“前人功過，后人自有評說。古人說，蓋棺論定，我看不一定，有的人蓋了棺也不見得就能論定。”
習書記這一生，經歷了順境和逆境，經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設新中國、十年浩劫、改革開放。從陝北，到北京，到河南洛陽，到廣東，再回到北京。我們且不提他有什麼豐功偉績，如何推動了歷史的發展，就他人生中做過的一系列大事和他令人欽佩的情操和情懷，就值得濃墨重彩地去書寫。然而習書記卻情願隻用這幾個詞來概括自己的一生，甚至給自己的評價是“業績平平”。而且，他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也非常鮮明：不要急著去歌頌，去評價，因為“有的人蓋了棺也不見得就能論定”。
所以，這本書一定要客觀地反映歷史。一方面要豐滿，要充分﹔另一方面要真實，要朴實。千萬不能搞一些華而不實的東西。這才符合習書記一貫的要求，才能讓這個選題落在實處，讓這本書具有真正的史料價值和教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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