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者：習仲勛同志1962年被康生等人利用小說《劉志丹》迫害、受審查以后下放洛陽礦山機器廠。這段時期的經歷，《習仲勛傳》編委會的同志們曾經實地採訪，走訪了當年與習仲勛同志相處過的群眾，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這方面的內容，您能否給我們講一講？
王：好的。我們編寫組的同志在走訪搜集材料的時候，了解到這方面的一些事例，確實讓人感動。
1965年夏天，中共中央對習仲勛同志的處理決定下來了，當時的組織部部長安子文同志找到習仲勛同志，宣布了他到洛陽礦山機器廠擔任副廠長的決定。當時，洛陽礦山機器廠是我們國家的一個大型企業，就坐落在洛陽市西郊。習仲勛同志到洛陽礦山機器廠時，這個廠已經發展到很大的規模了。
習仲勛同志到工廠以后，廠黨委副書記兼政治部主任趙祥慶帶他在工廠各處熟悉工廠的情況，介紹廠部、車間的細節，跟他說了工廠的生產情況和職工的生活狀況。大概熟悉了情況，趙祥慶就對習仲勛同志說：“你才來，是不是先休息一段，以后可分管設備和安全技術工作，至於參加勞動，每星期到車間勞動一天就行了。”習仲勛同志說：“我一直在中央機關工作，一大二空，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來這裡主要是勞動鍛煉的，不需要休息，也不承擔行政管理工作，但要保証每天至少有半天時間在車間參加勞動。”廠領導考慮到他需要讀書和寫作等需要，給他安排了一間辦公室，習仲勛同志也婉言謝絕了，他說，“我的崗位就在車間”。
習仲勛同志對廠領導說這些話，態度非常誠懇，廠領導見此情形，也不好拒絕，就把他安排到工廠車間的班組裡進行勞動。這個車間有車、銑、刨、磨、鑽、鉗、電等不同的工種，技術力量也比較強。
當習仲勛同志第一天到車間上班時，車間黨支部書記修永章把他介紹給工人師傅們認識。習仲勛同志向大家友好地微笑，並且謙虛地說：“我到車間參加勞動，要向各位工人同志學習，拜大家為師，希望多多幫助，不要有什麼顧慮。”他還說：“我以前下基層的時間不多，特別是到工廠的機會更少，這次能下放到洛礦這樣的現代化大型骨干企業來，對我來說一切都是陌生的。但古人說過‘學而不厭’，我有決心向各位工人師傅求教，虛心學習工業知識，學習勞動技術，通過自己的雙手為國家為社會創造物質財富”。
習仲勛任洛陽礦山機器廠副廠長時的工作証。
習仲勛同志對車間工作傾注了很大的熱情，工作態度就和初進廠的年輕工人那樣認真和誠懇，而且他對這個工作也很感興趣。為了讓他盡快掌握工作，車間安排電工班小組長趙發勞和宋福堂兩位同志教習仲勛同志電工技術。習仲勛同志在工人師傅的幫助和指導下，就像一個小學生一樣認真學習，積極實踐，專心地研究電工技術,努力工作。
習仲勛同志當時已經是五十多歲的人了，上了年紀，體力也比較有限，趙發勞師傅有意照顧他，就經常給他安排那些不需要很多體力，而且也不臟的活。習仲勛同志察覺后，就跟趙發勞說：“趙師傅，你不要這樣照顧我，我來這兒就是為了向工人學習，就是來干活，你要像對待其他同志一樣對待我、要求我，你要是有意識照顧我，我可就學不到什麼東西了。”見他這麼說，趙發勞很感動，其他工人師傅知道了這個事，也深受教育。
習仲勛同志在洛陽礦山機器廠的考勤，沒有過一次曠工。不僅如此，他每天都會早早來到車間，開始干組長安排好的工作，有時候他下班了也不回宿舍休息，自己主動加班，放不下手裡的活。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習仲勛同志很快就熟悉了電工和鉗工的基本技術要領，而且能夠不在工人師傅的幫助下，自己獨立地組裝產品了。
習仲勛同志的人格魅力感染了大家，在工人師傅們的眼裡，他不再貼著“前副總理”的標簽，大家把他當成一名普通群眾，一位可敬的長者和可親的好朋友來相處。在工作之余，大家很願意和他聊天，有什麼心裡話也願意跟他說﹔像國家大事，歷史、軍事等問題，大家也很願意向他請教，習仲勛同志也向來是有問必答，和工人師傅聊得非常投機。
這個時候，盡管習仲勛同志的處境變化很大，但他仍然以積極的態度生活、工作、學習，他每天都要讀書和看報，學習知識﹔在工作上努力學習和鑽研，掌握勞動技能﹔他和工人們相處得也非常融洽，工人經常到他宿舍串門，聊家常，他也經常去工人家裡做客，而且非常關心他們的生活情況，盡自己的能力幫助他們克服困難。趙發勞家裡的經濟條件不好，家裡四口人住在租賃的房子裡，習仲勛同志知道這個情況，便到他家去拜訪。到了趙發勞家，他看到居住環境很窘迫，居住條件也很差，而且他了解到，他家每個月支付的房租是個挺沉重的負擔，他就拿出100元錢塞給了趙發勞，並寬慰他克服困難。那時候100元錢算是不小的一筆錢了，工人一個月的工資才幾十元錢。趙發勞家裡人非常感激，心裡感到暖洋洋的，但卻不知道他是誰。等習仲勛同志走了以后，趙發勞的愛人就問：“這人是誰呀？說話做事這樣在理。”當這位朴實的婦女知道這位和藹的長者就是前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勛同志時，激動得眼眶濕潤了。
逐漸的，習仲勛同志和廠裡各個部門的同志都熟悉了。有一個休息日，他到廠保衛科的干部杜道杰位於洛陽北郊井溝村的家裡去做客，杜道杰帶著他坐公共汽車，到了北郊，又登上邙山，走進位於山區裡的井溝村。杜道杰的父親熱情地歡迎習仲勛同志，還給他煮了熱騰騰的嫩玉米吃。習仲勛同志吃得很香，一邊吃一邊說：“我有很長時間沒有吃到這樣的好東西了。”習仲勛同志和杜家人親熱地交談，了解了他家裡的經濟狀況，又到村庄裡到處看，看地裡庄稼的長勢，看村裡飼養的牲畜是否肥壯。當井溝村的群眾知道有個領導來了，就來看他，圍著他拉家常。習仲勛同志面帶微笑，非常和藹地問他們家裡有幾口人，生活過得怎麼樣。他還問生產隊的生活情況，水利設施如何，農機具是否齊全、完好，還問了農民的勞動收入分配這些具體細節。當聽到這裡的群眾生活還很貧苦，還面臨著很多困難的時候，習仲勛同志深感憂慮，完全忘記了自己此時的處境，心中隻裝著人民群眾的疾苦。
雖然這樣，習仲勛同志仍然盡自己的努力幫助身邊朝夕相處的同志們，經常從自己微薄的工資裡面拿出些錢，周濟那些經濟困難的同志，有時候給10元，有時候給20元。習仲勛同志自己平時省吃儉用，連件新衣服、新鞋也舍不得買，但幫助困難的同志，卻毫不吝嗇。有的時候，有些工人覺得他生活也不寬裕，不好意思拿他的錢，習仲勛同志就大方地說，“這是借給你的，你啥時候有了再還我也不遲！”工人們對他也非常好，家裡有什麼物產都經常給他拿來，有的給他送紅棗、送核桃、送柿子，等等，大家關系很融洽，就像一家人一樣。
1966年5月的一天，洛陽礦山機器廠召開了黨委擴大會，習仲勛同志根據他平時接觸群眾調查的一些情況，發言說：“住在谷水南村的工人，沒有生活福利，沒有補助，這是個大問題。孩子上學看病都和住在廠裡宿舍區的工人不一樣，住房很小也很黑，有的長時間還吃高價糧，這樣怎麼行？”他還說：“突出政治都要落腳到生產上，領導革命化，質量革命化，最后都要落腳到生產上，不這樣做便是空架子。”
習仲勛同志的職務是洛陽礦山機器廠的副廠長，但他從來不搞特殊化，一直穿著從北京帶來的舊中山裝在生產第一線辛勤的勞動，身上的油污很多，他就自己洗衣服。他吃工廠食堂的飯，和工人吃的一樣，從來不開小灶，不提特殊要求。而且他從來不挑食，也不剩飯，無論飯菜做得是否好吃，都會全部吃光，一粒米都不會剩下，他常說，“糧食是勞動人民的血汗換來的，浪費了多可惜呀！”
習仲勛同志平時很喜歡和工人一起在大澡堂裡面洗澡，經常一邊洗一邊聊天。除工廠裡的工人同志外，他也和周圍的居民相處得很融洽，每當吃完晚飯，他走出工廠到附近散步時，經常會走到南村的蘋果園，和當地農民聊天。
採訪者：我們知道，后來習仲勛同志被造反派無端地從洛陽礦山機器廠帶走，之后度過了13年漫長的審查、批斗和“監護”的生活。1975年，專案組又把他送回了洛陽，在洛陽耐火材料廠“流放”。這段期間的事情，請您給我們講一講。
王：習仲勛同志在“文革”期間的生活是受盡了苦難、折磨和動蕩不安的，他來到洛陽耐火材料廠以后，比起在洛陽礦山機器廠的時候，自由度要小得多，但是比起他受批斗和“監護”的生活，可以說是相對較為穩定了一些。盡管他在生活方面很受限制，而且還有一個造反派頭頭在時刻監視著他，但他仍然非常關心身邊的工人、農民，和廠裡的很多工人都成了好朋友，他對群眾發自內心的關心，贏得了大家對他的尊敬和愛戴。
雖然時間過去了十幾年，但當時的經濟環境仍然很差，廠裡有很多生活困難的職工。和當初在洛陽礦山機器廠的時候一樣，習仲勛同志隻要見到生活困難的職工，他就會從自己的生活費裡拿出錢來接濟。
當時廠裡有一個長葛籍的職工，母親患了病，需要注射一種藥，但是那種藥價格不菲，他沒有錢買，很是焦急。習仲勛同志聽說這個情況后，就托人用自己的生活費買了藥，送給這位職工，解決了他的燃眉之急。
那個年代，公共交通不發達，耐火材料廠的職工坐公共汽車上班很困難，但是市裡面的領導並不體察民情，遲遲不給解決。習仲勛同志就擠公共汽車到市委去。到了市委大門口，傳達室的工作人員拒絕讓他去見市委書記，他嚴肅地說：我是習仲勛，我要向市委領導反映問題。傳達室一聽，不敢怠慢，連忙上報。就這樣，習仲勛同志見到了市委書記，並且把耐火材料廠職工上下班乘車難的問題一五一十說清楚了，並敦促盡快解決。果然，事情很快得到了圓滿的解決，職工們對他心系群眾、敢於直言的精神非常敬佩和感動。
在洛陽礦山機器廠的“挂職鍛煉”，給習仲勛留下了難忘的記憶。圖為1986年習仲勛為該廠的題詞。
負責監視習仲勛同志的造反派頭頭叫郭永太，他原是廠裡的一個普通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起家，當上了洛陽耐火材料廠的廠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黨委副書記。習仲勛同志剛進廠的時候，郭永太對他很不尊重，擺架子，說話也很無理。習仲勛同志首先對他從不姑息遷就，隻要有機會就給他講道理，告訴他要好好做人，好好做事。一開始郭永太並不接受，但習仲勛同志從不放棄改變他的希望，多次和他交流，郭永太慢慢聽進去了習仲勛同志的話，也逐漸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思想有所轉變，態度也由傲慢轉為尊敬。后來，他們竟然成為了朋友，經常一起聊天，對於國家大事，他也常向習仲勛同志請教。通過習仲勛同志對他的教育，郭永太逐漸意識到了“文革”是一場浩劫，也了解了“四人幫”的罪惡，以及給整個國家帶來的重大損失，他的立場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甚至從內心深處開始反對“四人幫”。有一次，習仲勛同志在和郭永太聊天的時候，問他：“小郭，如果林彪集團上了台，我就要回到山上去打游擊，到那時候，你給我帶路嗎？”郭永太毫不猶豫地說：“我帶。”幾年以后，“四人幫”被粉碎了，郭永太被免職，當時習仲勛同志已經調到廣東擔任領導職務，他仍與郭永太保持著聯系。后來，組織上調查郭永太監管習仲勛同志時期的情況，習仲勛同志向組織說明了他思想轉變，與“四人幫”決裂的實情，使得組織上能夠對他從輕處理。
在“療養休息”期間，習仲勛堅持每天讀書看報、鍛煉身體。他常和工友們一起泡澡、喝茶、聊天，經常用生活費接濟困難職工，與當地群眾結下深厚情誼。左圖為洛陽耐火材料廠澡堂，右圖為習仲勛用過的茶缸。
習仲勛同志主政廣東期間，還經常給他在洛陽耐火材料廠的好朋友寫信，如他給一名普通工人丁根喜寫的信，從字裡行間，可以看出他對群眾的親切、客氣、飽含深情。
丁根喜同志：
您好！工作忙吧？
我二月匆匆離開洛陽，又於四月初離京來穗，來后忙得連給您寫一封信的時間都沒有，很對不起，想您定能見諒。
茲趁農機學院胡世厚同志回洛陽之便，捎此信給您，我的詳細情況由他面談，這裡不贅。您有什麼事，隻管來信，如有機會來此出差，定當熱情接待，順祝安好。並向智大姐及丁俊、丁敏、丁紅小孩問好，忘記了大姐名字，請諒。
深知您是雪裡送炭的好同志，絕非錦上添花的人，盼於百忙中來信見告近況，又及。
敬禮
習仲勛
一九七八年十月九日
四年多以后，習仲勛同志已經從廣東上調至中央任職，仍與洛陽礦山機器廠和洛陽耐火材料廠的工人不斷通信往來，而這些工人朋友隻要有機會到北京出差，都會去看望他。習仲勛同志則每一次都熱情地接待他們，跟他像當初在洛陽時那樣說說心裡話，拉拉家常。有一次，洛陽耐火材料廠一位給習仲勛同志理過發的師傅來看望他，卻被工作人員阻攔，找個借口打發了回去，習仲勛同志知道后，嚴厲地批評了工作人員，說：“對群眾，千萬不要煩！”之后，硬擠出時間接見了他，和他親切地交談，並且托他給工人們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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