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習仲勛與群眾路線》（上冊）一書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該書是一本採訪實錄，包括31位曾經在習仲勛同志身邊工作或者近距離接觸過他的干部、群眾的25篇採訪記錄，共42萬多字、100多幅圖片，其中許多圖片是首次公開發表。本文是中央黨校採訪實錄編輯室對王改民同志的採訪實錄。
採訪對象：王改民
採訪組人員：嚴宏偉 邱然 陳思 鄭國強
採訪日期：2014年7月14日上午
採訪地點：王改民同志辦公室
人物簡介：王改民，生於1947年11月，陝西咸陽秦都區馬庄鎮人，1968年9月參加工作，中共黨員。先后在洛川縣百貨公司、縣商業局、縣財政局、縣政府辦、咸陽地委辦、省委政研室、省委辦公廳、陝西日報社、省政協工作，曾任省委政研室農業處處長，省委辦公廳副主任，省委副秘書長，省委政研室主任、陝西日報社社長，省委秘書長，省政協常委、提案委主任。2008年，任《習仲勛傳》（下卷）編委副主任，負責編寫工作。
習仲勛同志在一次縣委擴大會議上直言不諱地批評道：“你們縣級機關的基礎建設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像這樣大興土木，新建一套，大可不必。難道舊縣城裡還住不了縣級機關？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時期沒有什麼建筑，也辦了大事，做了許多工作。你們花這麼多錢，佔這麼多地，修那麼多房子，有什麼好處呢？腦子裡沒有群眾利益，隻有個人利益，這樣的黨員就不夠格！”——王改民
採訪者：王秘書長，您曾經參與了《習仲勛傳》（下卷）的編寫工作，在幾年的收集資料、調查走訪和編寫工作中，對習仲勛同志一生的革命歷程有著很深入地了解，所以很高興能有機會採訪您，聽您講一講習仲勛同志與人民群眾密切接觸，深入基層、關心群眾、熱愛群眾的事跡。
王改民（以下簡稱王）：習仲勛同志在陝西留下了光輝的革命足跡，新中國成立后他對西北地區人民政權的鞏固和建設、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后來他到國務院工作、“文革”后到廣東工作、之后又回到中央書記處工作，都做出了重要貢獻，也展現了他一心為黨為人民群眾忘我工作的革命精神和高超的領導藝術。
我是陝西人，也一直在陝西工作。但是因為年紀相差太大，我和習仲勛同志在工作上沒有過接觸。我第一次見到習仲勛同志是1996年10月15日，大家為他慶祝84歲生日的時候。我對他的了解，一些是從陝西老同志言傳中得到的，更多的是從參與《習仲勛傳》（下卷）編寫工作中得到的。
2007年，我任陝西省委秘書長時，參加了廣東省委召開的《習仲勛主政廣東》一書的首發式。因為由陝西主持編寫習仲勛叢書，包括《習仲勛文集》、《習仲勛革命生涯》、《習仲勛傳》。此時，《習仲勛文集》、《習仲勛革命生涯》已經先后出版，而《習仲勛主政廣東》是《習仲勛傳》（下卷）的重要組成部分。
廣東省委邀請陝西省委習仲勛叢書編委的領導參加首發式，陝西省原省委書記張勃興是叢書的編委會主任，我是陪同他一起參加會議的。參加完首發式以后，齊心同志在廣東召開了一個座談會，陝西匯報了《習仲勛傳》編寫工作的進展情況，其中談到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促進《習仲勛傳》盡快出版。回陝西后，我們向趙樂際同志作了匯報，按照他的要求，陝西加快了工作進度，《習仲勛傳》（上卷）於2008年4月出版。上卷是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賈巨川同志執筆寫的，他也已著手下卷的工作。賈巨川同志為這本大型傳記著作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很大的心血。這個時候，省委決定讓我做《習仲勛傳》（下卷）的編委會副主任，這樣我就有幸參加了《習仲勛傳》（下卷）的組織編寫工作。
從2008年5月開始，到2013年的8月《習仲勛傳》（下卷）出版發行，我一直負責編寫小組工作。在整個資料的收集過程中，在訪談、撰寫的過程中，我對習仲勛同志一生的革命歷程了解得更多了。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深深地感到習仲勛同志的一生是非常精彩的一生，他不僅對黨的事業有著巨大的、歷史性的貢獻，而且也有著非常崇高的精神品質和人格魅力。我感到特別突出的有三點：第一，他從來沒有搞過“左”的東西，從沒犯過“左”的錯誤，他為人處世都是從實際出發的。第二，他從來不整人，你看，和習仲勛同志打過交道的人，甚至是反對過他的人，他從來沒有整過任何一個人，即便是整過他的人，甚至在批斗他的時候打過他的人，他都不會計較，胸襟非常寬廣。第三，習仲勛同志有高超的領導藝術，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善於調查研究，在任何職務上，他都堅持這兩條，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因而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愛戴和擁護。
習仲勛同志在工作上敢為人先，甘為人先，貼近群眾，實事求是，對黨的事業無比忠誠﹔在生活上艱苦朴素，對人民群眾有著深厚的感情。他把自己的一生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人民。
習仲勛同志在晚年曾經不無感慨地對子女們說：“我沒給你們留下什麼財富，但給你們留了個好名聲！”習仲勛同志的話很朴實，也很謙虛。而我們回顧歷史，所看到的是習仲勛同志光明磊落、正直無私的思想品質和光輝的榜樣，從他的身上，我們能夠學到很多。習仲勛同志說的這番話，也和他解放初期剛到西北局工作時所講的話如出一轍，他說：“我們要本著為群眾服務的精神去工作。我們的身份是什麼？我們要做人民的長工。”那個時候剛剛解放，長工是最底層的勞苦大眾，是真正的無產階級，習仲勛同志的意思就是：不要以為自己是官老爺，高人一等，要像長工一樣為人民服務。他還說，“我們是人民的勤務員，必須虛心地向群眾學習，聽從掌櫃的管教”。那麼他指的掌櫃是誰？就是人民群眾。所以，可以說他的這種群眾觀念，是一以貫之的，總體反映了他一生的指導思想，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要為群眾做事。
採訪者：您在參與編寫《習仲勛傳》（下卷）的時候，一定了解到習仲勛同志的很多事跡，可否給我們講一些他與群眾密切相關的事例？
王：我講幾件事情吧。
1960年，三原縣革命老區淳化有個烈士陵園建成了，當地給烈士陵園撰寫了一篇碑文。當時縣委書記說：“習仲勛曾經在這個地方工作過，我們這個碑文應該讓他看一下。”旁邊同志質疑說：“習仲勛現在是國務院副總理，咋能叫人家給咱看這？”還有的同志說：“這事情太小了，麻煩人家行不行？”但是也有的同志說：“我看能成！習仲勛同志當年在三原縣工作的時候，群眾找他辦事情，他都給辦，從不推脫，我看這事能成！”
1951年12月，習仲勛代表黨中央和毛澤東，到青海西寧為即將返藏的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送行。圖為習仲勛與班禪在塔爾寺交談。右一為十世班禪。
后來縣委書記就把碑文發函寄給了習仲勛同志，同時派人到北京去找習仲勛同志辦這個事。習仲勛同志見到這個同志以后，高興得很，他說：“這是好事！”他親自修改了碑文，讓秘書抄清寄回三原縣委。習仲勛同志對待群眾的事情，對待基層的事情，都非常認真。這說明他對群眾的事，對基層的事，非常重視。
還有一件事。習仲勛同志在西北局工作，一個重大貢獻就是正確處理民族關系和宗教關系。民族關系和宗教關系，不僅在中國，在世界任何一個多民族國家都是非常棘手的問題，因為民族問題，絕不僅是一個簡單的、表面上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問題，它有著很深的歷史和文化的原因，也是你怎麼樣去對待少數民族的問題。習仲勛同志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他非常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也非常尊重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
1950年，習仲勛同志有一次去青海塔爾寺視察，當地的藏族群眾出來歡迎他，他就與大家交談。他問：“你們願不願意土改？”藏族群眾說：“我們不願意土改。”習仲勛同志一聽群眾這麼說便問當地的藏族干部：“土改是對人民群眾有利的事情，老百姓為啥不願意？”藏族干部說：“藏區的情況和內地有所不同。藏民生產的糧食，其中有一部分要供應給寺院，但是土改以后，就沒有這個可能了。這種情況下，寺院就難以生存了。”這個同志反映的這個情況確實是當時西藏土改面臨的主要問題，因為當時藏傳佛教是藏族群眾的唯一信仰，如果土改了，寺廟就難以為繼，藏族群眾肯定是無法接受的。習仲勛同志聽后，當即就表態：“凡是寺院周圍的群眾，不搞土改。”群眾歡呼起來。
后來，不搞土改的范疇又擴展到牧區、半牧區，這個當時是符合中央政策的。習仲勛同志覺得盲目地在藏區的一些地區推動土改，會傷害這些群眾的利益，傷害民族感情，不尊重宗教信仰，就果斷地修正牧區、半牧區土改政策。所以后來青海在牧區先不搞土改，隻在農業區搞土改。這個決策很有效地穩定了當時的民族關系。就是因為習仲勛同志確實深入基層與群眾交流，聽到群眾的呼聲，了解了群眾的訴求，從而做出正確的決策。那麼我們如何處理好民族問題，首先要傾聽民族群眾的訴求，尊重他們的文化，尊重民族的風俗習慣，為民族群眾的利益去考慮，和民族群眾真誠地交往。習仲勛同志就做到了這一點，所以習仲勛同志在西北局工作的時候，也是民族關系穩定、統一戰線發展非常好的一個時期。
1951年8月22日，習仲勛同志參加了中共甘肅省第二次代表會議，他在會上作了《動員一切力量，為完成甘肅全省土地改革而斗爭》的報告。報告中講到了少數民族地區的土改問題，他說：“在這些地區進行土改，必須要以民族團結為基礎，以當地民族大多數群眾的自覺為前提，要有當地民族干部參加工作，要以少數民族群眾為主去向本民族的地主進行斗爭”，“必須首先爭取和團結各民族各方面的人士贊助土地改革，隻有團結各族各界民主人士，聯合一切可能聯合的各族上層領袖人物和各教派中的一切贊成土改的人士，才能使農民聲勢更加壯大，地主階級更加孤立”。他特別指出：甘肅的臨夏地區是“歷史上回、漢沖突最尖銳的地區”，“一定要和其他地區的做法有所區別”，即在工作的步驟和方法上要更加謹慎，更加細致、耐心地做好教育群眾的工作，一切都要按群眾的覺悟程度辦事，反對簡單急躁和包辦代替的做法。他說：臨夏的土地改革“就其全過程說，仍然是必須充分發動群眾的，這是不能變的。又必須是以促進和加強民族團結為前提的，這也是不能變的。是在民族團結的基礎上，去開展反封建土地剝削制度的階級斗爭，又從深入反封建的階級斗爭中，去提高回、漢廣大勞動人民的政治覺悟，以加強和鞏固民族團結”。在他的精心安排下，西北軍政委員會機關派出了100 多人的土地改革工作隊，專程前往臨夏地區幫助工作，使正確的政策得到了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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