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者：習仲勛同志50年代初到中央工作以后，對信訪工作建立了一套很完善的制度，70年代末他主政廣東期間，對群眾來信來訪也非常重視，這方面的情況您能否具體談一談？
王：好的。50年代初，在習仲勛同志的主持領導下，西北地區的各項工作都進行得很好，中央予以了充分肯定。也正是由於他杰出的工作成績，從1952年，就調他到中央工作。無論在地方還是在中央，習仲勛同志群眾工作的作風是一以貫之的，他對群眾來信來訪非常重視。從1954年到1959年，這個期間他建立了國務院辦公體系的一套制度，可以說，現在來訪來信的這些制度，基本上是習仲勛同志在國務院時期建立起來的。
那個時候的領導同志要了解具體情況，一個是通過下鄉調查，一個是通過群眾來信來訪。習仲勛同志對信訪干部要求非常嚴格，他希望信訪工作者積極熱情、耐心細致地做好這項工作，成為優秀、模范的群眾工作者。
1972 年冬，齊心獲准帶著兒女看望監護中的習仲勛。為了記住這難忘的相會，齊心和子女拍了這張紀念照。前排右起：齊橋橋、齊心、習安安﹔后排右起：習近平、習遠平。
習仲勛同志本身事務非常繁忙，但他即使再忙，也不會忽視對群眾的來信來訪的重視。我們國家地大人多，各地的群眾來信和來訪數量是非常多的，國務院秘書廳處理來信和接待來訪的工作非常繁重，四十多名干部仍然忙不過來。因為忙不過來，會造成有些事情積壓下來，得不到處理，習仲勛同志就派他的秘書去幫助信訪室工作，而且他要求，群眾反映的事情要直接匯報給他本人，由他來直接處理，他的這個優良的工作方法后來形成了制度化，傳承下來。如省委書記要直接處理群眾來信來訪等規定，都是習仲勛同志當年確定下來的。
習仲勛同志對群眾來信來訪，幾乎件件不落，在西北局也是這樣，在國務院期間也是這樣。有一段時間裡，他接到六七千封信，基本上每一封都回了，后來因為實在沒時間了，剩下40封沒有回，他吩咐秘書也都回了。
1957年冬，甘肅省高台縣農村干部來信，反映了當地的一些惡劣情況，地方干部搞強迫命令，造成了生產的破壞，群眾吃不飽飯，忍飢挨餓，有很多人因為營養不良得了浮腫病，甚至有的群眾被餓死。送信的人千方百計沖破了地方的阻攔，路費又被盜，一路要飯才來到北京。習仲勛同志看完這封信，心情非常沉重，他馬上找到周恩來總理，把這封信的內容向他作了匯報，又給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打電話，讓他立即調查處理這件事。習仲勛同志始終把這件事裝在心裡，到了第二年9月，習仲勛同志赴西北考察時，還專程赴高台縣，看看去年的政策有沒有落實，當地的情況是否有改善。
三年困難時期，某省的群眾來信，反映生活困難，吃不飽肚子，隨信寄來的還有一包地方群眾用來充飢的東西。工作人員把信呈給習仲勛同志，把那包吃的也交給了習仲勛同志。他仔細看完了信，緊鎖眉頭，又打開包裹，看到那塊地方群眾用來充飢的東西，黑乎乎的，卻看不出來是什麼做的，便掰了一塊，旁邊的工作人員來不及阻攔，習仲勛同志已經把那塊東西放在嘴裡嚼了，並且很費勁地咽了下去，吃完以后，他面色沉重，對大家說：“群眾就吃這種東西，實在太困難了。”隨即，習仲勛同志第一時間把情況匯報給周恩來總理，中央派出了調查組赴當地，弄清了情況，並隨后著手往災區調糧食，群眾吃上了救命糧，終於渡過了難關。習仲勛同志到了廣東以后，依然十分重視信訪工作。當時剛改革開放，來信來訪特別多，負責信訪工作的人員根本忙不過來。他就讓他的秘書直接住在信訪室，很多時候他還要派秘書到街上去看大字報小字報，把重要的抄回來匯報。當習仲勛同志的秘書也是很苦的，一個人要干好幾個人的活。那時候也沒有數碼相機，手機，可以照一張就拿回來，隻能一個字一個字抄回來，啥情況，啥地方的事，都要搞清楚。
在廣東，比較有名的兩件群眾來信事件，一個是惠陽地區麥子燦的來信，一個是匿名的同志寫的“習以為常”的信，廣東的同志應該已經詳細給你們講過了。像這兩封群眾來信，都是提意見提得很尖刻，說話很難聽的。但是習仲勛同志都能夠正確地對待，正確地處理，這反映了他對待群眾來信的積極的態度和寬闊的胸懷，從50年代初他在國務院時對信訪工作的重視，直到70 年代末80年代初他在廣東擔任省委書記期間對待群眾來信的態度，可以看出他對群眾意見的重視和關切，他的群眾路線工作方式是一以貫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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