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菊村
（二）
1920年1月，毛順生病逝，1921年后毛澤東家逐漸成為革命家庭，是否還有財產？以何種形式存在？我們曾有這麼幾種說法：一說是沒有了，毛澤民都按毛澤東的意見全部處理。如2003年韶山管理局編輯出版的《情系韶山》（實為局志），在“毛澤東與故居”節中寫道：1921年春，毛澤東說：“家裡的房子可以讓人家住，田地可以給人家種，我們欠人家的錢一次還清，人家欠我們的一筆勾銷”，毛澤民完全照辦。二說是流動資金沒有了，不動產（20畝水田，13間半瓦房和少量柴山菜土）由王淑蘭主管，她將大部分田畝和房屋，租給主佃戶，少量水田租給其他佃戶。三說是動產沒有了，不動產由毛震公祠收歸公有。四說是1929年由國民黨沒收后，家產就不復存在。如1999年出版的《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志》、1990年湘潭市韶山區編輯出版的《韶山志》，都記載：1929年毛澤東家產被“國民黨湘潭縣政府沒收”，從此，毛澤東家裡就沒有財產。現在有了“清抵簿”，即可完全否定上述各種說法，百分之百地証明毛澤東家產的存在，既不是由王淑蘭主管，也不是歸祠堂公有，而是由毛震公祠代管﹔即使在1929年由國民黨沒收后，家產的主權、管理和經營，依然如故，這從“清抵簿”在1929年前后，所記的收支項目基本相同，筆跡完全一致，也可得以証實，因為雖然1929年1月30日，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省民政廳長魯維吾，頒布“第333號”《省政府訓令》，責令湘潭縣政府沒收毛澤東家“全部財產”，但因毛氏宗親、中共地下黨員和地方進步人士共同努力，利用地方官員不圖“訓令”實施，隻求中飽私囊的私利心理，經巧妙周旋，致使這一“訓令”未能實現。所有這些，我們在過去幾十年中，從沒聽人說過，不是“清抵簿”這個鐵証，絕不會相信。那麼，“清抵薄”到底是怎樣產生的呢？
1921年春，毛澤東教育全家干革命，當毛澤民處理了動產之后，因急於要去長沙毛澤東任校長的第一師范附屬小學上班，就將不動產交托文氏外婆家、毛震公祠代辦。后經舅父文正瑩、表兄文澗泉、文運昌，房叔祖父毛簡臣、房叔父毛貽全，房兄毛宇居等商定，田土房屋不予分出，由毛震公祠代管，並非歸祠堂公有﹔祠堂公舉一人具體掌管，建賬設簿，輪流管理記賬，交接時憑族眾清賬﹔由管賬人挑選佃戶，主持房屋維修，收取佃戶佃銀（又名佃金，隻有主佃戶交）和租谷，並負責毛澤東家庭的一切開支，督促佃戶調節、安排毛澤東家人住房﹔主權屬於毛澤東家，管理歸祠堂，經營使用由佃戶，形成“三權”分立，於是，毛澤東家庭賬簿就產生了。此等情況，如果沒有“清抵簿”，我們誰都想象不到。在1921年到1950年的30年中，應該有幾本賬簿，可惜現在僅發現“清抵簿”一本﹔應該有幾人管賬，現在能確定的隻有毛佑生一人，他於1927年9月到1935年3月經手管賬，共寫了350余條，佔整個“清抵薄”85%的篇幅。
（三）
毛佑生，又名毛貽谷，是毛主席堂叔。毛澤東父親排行第一，他排行第二，毛澤東稱他“佑生二叔”，毛澤東曾對堂弟毛澤連說過，“管賬還是佑生二叔管得好”，這是從與其他管賬人比較來說的。我們從“清抵薄”中可以看到，他記賬極其清晰，年月日齊全，收支分明，幾乎年年有小結，移交時還憑族人清理總結，所以毛澤東評他一個“好”字。筆者認為好就好在：他精細地記載了毛澤東家庭的收支情況﹔他如實而突出地記錄了毛澤東家庭關於革命方面的開支﹔他准確地記出了毛澤東家庭收入越來越少、支出越來越多、債務越來越大、家境越來越貧窮的走向和趨勢。
毛澤東家庭的收入單一，可以說僅是佃戶的佃銀和租谷。依照慣例，主佃戶要交佃銀，從解放前30年的平均數看，每畝交佃金35兩白銀（又名銀子），它與銀元（又名大洋、光洋、花邊）比價是每百兩銀子130銀元，每畝交租谷3.5石，每石谷2.5元。租谷相對穩定，天災人禍之年，還要減免﹔佃銀東家可以增收，但收佃銀等於欠債，還要計息，可以抵交租谷，所以佃銀越多，租谷就越少。如“清抵簿”所記，1927年毛澤東家收主佃戶毛月迪租谷“肆拾貳石貳斗”，到1932年，卻隻有“壹拾石零捌斗”。開支則名目繁多，有向國家交糧納稅、各級官員貪婪斂財、天災人禍、社會公益事業、家庭日常生活等方面共50余個名目，尤其是有關革命方面，支付項次和金額驚人，略舉例如下：
1924年上半年，28筆支付條目中，有“付詠芝室洋捌元”（“詠芝室”，即毛澤東妻室楊開慧）“付文化書社花邊三佰元”“付織布廠花邊貳佰元”（文化書社、織布廠均為毛澤東從事革命活動所辦），這三筆數佔所列開支的75%。當時黨領導革命沒有經費，尤其是革命初期，不僅革命者生活全靠家裡供給，就連所從事的革命事業，也要家庭支援，而毛澤東家庭成員參加革命，又恰在早期最多，1920年到1923年，毛澤東家即有共產黨員毛澤東、楊開慧、毛澤民、毛澤覃及其原配趙先桂、毛澤建（王淑蘭1926年入黨），在黨的創立時期，一個家庭六位黨員，這在中共黨史和共產國際歷史上，都極為罕見。毛佑生在1928年到1933年的支付賬目中，47處提到毛澤民、王淑蘭、毛澤建、毛澤覃的繼配周文楠（周菊年）及其母親周陳軒（毛楚雄外婆），除谷米外，共計大洋500余元，包括對革命者被捕營救、探獄，如1929年“付周菊年坐班房送信請客共貳拾三元”“付王淑蘭在省坐班房送洋陸拾壹元”等。毛楚雄1927年在長沙出生后，一直由周外婆撫養，從1928年到1931年，據記載，單是接送周外婆、毛楚雄回韶，向周外婆和周文楠母子匯送用費30余次，共洋400余元。如1928年“付支周母壹拾玖元”“付周母共洋玖元”﹔1929年“付周母返省洋捌拾壹元”“付周母共洋壹佰壹拾捌元”﹔1931年，“付周母共洋壹佰另貳元”“付周母（送去）洋壹佰另玖元”。款額一個比一個大，次數一年比一年多。這種珍貴的歷史信息，我們隻能從“清抵簿”中得到。
前文提到毛澤東家產實際未被“沒收”。正因如此，地方官員以此為由，每年要額外索取許多錢糧，“清抵簿”也有不少這方面的記載。湖南省、湘潭縣官員經常來韶“檢查”，韶山應接不暇，如“付省來差”“付縣來差”“送省谷肆石伍斗”“請地方客隊兵貳拾元”“付地方情洋五元”“付團防局接收谷三石貳斗”“付團防馬隊兵禮費用洋柒拾壹元五角又酒飯谷貳石五斗”等等。作為統治者，層層行賄受賄，自欺欺人，習以為常，但越來越多的經濟付出，都落到毛澤東家庭。特別是隨著革命勝利發展，斗爭越發激烈與殘酷，國民黨政府對革命領袖毛澤東仇恨劇增。1929年國民黨湖南省政府頒發沒收家產“訓令”，1932年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1940年國民黨湖南省黨部主席王茂泉，曾兩度指使部下，執行蔣介石挖掘毛澤東祖墳的“密令”。國民黨雖因1937年第二次國共合作，表面宣布將毛澤東家產“退回”，但實際上加緊反共，對毛澤東家庭政治上的迫害和經濟上的勒索與榨取加劇，這是毛澤東家庭經濟日益窘迫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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