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菊村
（四）
收入與支出，是“清抵簿”的全部內容，收小支大，尤其是革命方面開支大，是毛澤東家庭由富裕走向貧窮的關鍵所在。我們通過這次專題調查研究，徹底弄清了毛澤東沒寫回信的原因和毛澤東家庭經濟的實況，明白了毛澤東家庭在土改中沒劃成分的實情。毛澤東家從曾祖父毛祖人1850年當家，到1950年土改的百年中，前50年，家境極為貧寒，從1901年到1920年，由於毛澤東父親毛順生勤儉精明，農商結合，逐漸脫貧致富，毛澤東、毛澤民都說相當於富農。但當成為革命家庭，家產由祠堂代管之后，由於上述各種特殊的社會及政治原因，到解放前幾年，已由富裕變為貧窮，家產名存實亡，家人幾乎沒飯吃，這從“清抵簿”中，也能看出這種跡象與端倪。毛佑生在簿中寫道：1931年付虧谷“五石柒斗”，計洋14.25元﹔到1935年3月，“實虧洋玖拾捌元陸角五分”，另欠毛月迪“佃銀伍佰貳拾兩”，計洋676元，兩項共計774.65元，不到四年，虧欠增加了五十余倍，真是觸目驚心。
在調查座談會上，老人們都說：“毛主席家裡收入有限，支出無限，管賬人無奈，隻好向佃戶增收佃金和借債。”毛澤東家的主佃戶先后有毛林森、彭桂禹、毛月迪、孫小春、張文峰，據“清抵簿”記載，毛月迪主佃時間較長，張文峰兒子張慶雲回憶，他家主佃時間也不短，從1941年開始，直到1952年下半年，經政府適當安排后，才離開上屋場。張慶雲說，他家開始時“交佃銀600兩，到1950年增加到1300兩”，計洋1690元。又據1973年春，韶山地區38位老人半個月的集體回憶，毛澤東家到土改時，除欠佃戶佃金外，還“欠一千七八百兩銀子”的債，按1750兩算，計洋2275元。如果再將1935年那兩筆債務相加，共計4739元，按當時地價每畝（含山土屋宇）169元計算，就是把毛澤東家產全部賣掉，也隻有3380元，尚差1359元，資不抵債，這就不難理解，周外婆為什麼在韶山生活不下去，於1950年4月寫信向周文楠訴苦，周文楠寫信給毛澤東並將信轉去，毛澤東於5月12日復信周文楠，同意將周外婆帶去東北“一道生活”，連路費都不能自理，而由毛澤東親自設法解決。毛澤東家庭真是一貧如洗。
然而，近30余年來，國內外包括韶山，在宣傳毛澤東家庭經濟和成分問題上，出現了不少訛誤。上世紀80年代，國產歷史巨片《開國大典》，曾有這麼一組鏡頭：1950年韶山土改后期，鄉親們到北京中南海見毛澤東，並親切交談，毛澤東說，“我家應該是富農”，我寫信“給農會”，請你們“捎去”。《毛澤東軼事》等書寫道：韶山土改時為給毛澤東家劃成分爭議紛紜，鄉黨支部書記毛仁秋深感為難，寫信給毛澤東﹔還說毛澤東派兒子“毛岸英、毛岸青回韶山”，傳達了“劃為富農，責無旁議”等三條意見。90年代，長沙、湘潭和韶山十幾位專家學者，公開出版了《毛澤東和他的父老鄉親》《韶山導游》等好幾本書，也都錯誤地寫到為給毛澤東家劃成分，發生爭執﹔毛澤東“回了信”，提出了“劃為富農”等三條，其中一書還緊接著寫道,“毛澤東家庭成分就這樣定了”，毛澤東家庭經濟發展軌跡是：“貧農——中農——富農”。這些錯誤觀點，竟在韶山流傳了幾十年之久。2012年12月，境外媒體報道：韶山在土改劃成分時，還有人提出要給毛澤東家庭劃為“地主”，隻因他是“黨的領袖、政府主席而未劃成”，更是荒謬絕倫，歷史絕非如此！1950年冬，韶山無任何人去北京，根本不可能出現那個談話場面﹔韶山土改中無人提出要給毛澤東家劃什麼成分，根本不存在什麼“紛爭”，更不存在劃什麼富農、地主的任何客觀可能﹔毛仁秋去信是請示毛澤東“家裡有幾人參加分田”，毛澤東接信后，沒寫回信，也不是派毛岸英（已上抗美援朝戰場）兄弟，而是派毛岸青一人回韶山，傳達“家人不參加分田”“家庭階級成分，實事求是，該是什麼就是什麼”等三條指示。毛澤東最了解家庭經濟情況，最熟悉土改政策，絕對不會說自家是“富農”。事實上，韶山鄉政府和土改工作隊，根據家庭經濟等情況和土改法，沒給毛澤東家庭劃定任何成分。
當我將有關這些問題的大量史實、史料和數據，匯報給中央文獻后，他們都感到意外與高興，說“這就解決了毛研史上，早應解決、而長期未能得以解決、似乎誰都不能解決的歷史問題”，要來個“鋪天蓋地、驚天動地”的宣傳，達到“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的目的。他們於2013年11月，在《黨的文獻》第6期，發表了我們的《關於土地改革時毛澤東家庭成分劃分問題的歷史考証》，2014年5月由他們編輯出版的《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書，收錄了我的《從富裕到貧窮——毛澤東家庭經濟演變和成分問題的歷史真相》，2015年9月《黨的文獻》第5期，又發表了我的《讓文物與老人“對話”——韶山毛澤東家庭歷史研究新成果》。
習近平總書記最近指出，對重大歷史問題“整體研究要深，專題研究要細”，應“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事實勝於雄辯，文物印証歷史。“清抵簿”是毛澤東革命家庭的紅色賬簿，一本老賬簿，是家庭政治經濟狀況的歷史見証，我們將它與老人回憶結合起來，進行深入細致的新研究，從而破解了毛澤東家庭經濟和成分問題的歷史謎團。這就有力說明，隻有尊重歷史，讓史實說話，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隻有敢於挑戰，勇於擔當，才能糾錯向前，不斷創新，我們這個時代，需要這種精神。
（作者系湖南省韶山管理局原副局長、中國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會名譽理事）
來源：《新湘評論》2016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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