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問題的思考【2】

三、在接收新區的過程中探索“包下來”的知識分子總方針

1948年，中共越來越真切地感到，人民革命即將在全國取得勝利。他們一方面認識到爭取知識分子對於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將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我們要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就必須要有知識。”“我們目前還沒有如此多的有知識的專家，我們必須放手爭取和使用中國原有知識分子專家來替人民辦事”，“盡量爭取他們為人民共和國服務”。（《任弼時選集》，第432、431頁。）另一方面，隨著戰爭的節節勝利和解放區的逐步擴大，中共深感“中國地方甚大，人口甚多，革命戰爭發展甚快，而我們的干部供應甚感不足，這是一個很大的困難”。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奪取全國政權所需要的干部的准備工作問題。會后，毛澤東在他起草的對黨內的通知中明確提出：“奪取全國政權的任務，要求我黨迅速地有計劃地訓練大批的能夠管理軍事、政治、經濟、黨務、文化教育等項工作的干部。”毛澤東把目光投向了解放區以外的地方，他說：“國民黨區大城市中有許多工人和知識分子能夠參加我們的工作，他們的文化水准較之老解放區的工農分子的文化水准一般要高些。國民黨經濟、財政、文化、教育機構中的工作人員，除去反動分子外，我們應當大批地利用。”（《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47頁。）

由此，在1948年接收新區的過程中，中共逐步探索出了一條“包下來”的知識分子總方針。

其一，對於新解放區的原有學校、教育、文化等機構採取保護政策，“維持原狀”並“加以必要與可能的改良”。從1948年6月中旬開始，華東野戰軍在中原野戰軍的配合下進行了豫東戰役，一度在關內第一次攻克省會城市開封。此時，如何對待和處置新接收城市的文教機構問題擺在了中共的面前。6月20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就中原新解放區知識分子方針問題給各地宣傳部發出指示，首次提出“對於當地學校教育，應採取嚴格的保護政策”，“對於原有學校，一概維持原狀”，並“加以必要與可能的改良”。（《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5冊，第347、348頁。）7月3日，中共中央在批轉各地關於新區宣傳工作與爭取青年知識分子的電報中，對上述政策作了進一步的解釋：所謂“維持原狀”，即“每到一處，要保護學校及各種文化設備，不要損壞，要迅速對學校宣布方針，並與他們開會，具體商定維持的辦法”﹔所謂“加以必要與可能的改良”，即“在開始時，隻做可以做到的事，例如取消反動的政治課程，公民讀本，及國民黨的訓導制度，其余一概仍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7冊，第226頁。） 7月13日，中宣部正式將“維持”與“改良”確定為新收復城市大學的辦學方針，並認為“與其採用急進而冒險的政策，不如採取穩扎穩打的政策，先維持然后慢慢改進。改良的辦法很多，但必須是必要的與可能的”。（《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5冊，第359頁。）

其二，對於在新解放區原有學校、教育、文化等機構供職的知識分子採取繼續留任的政策。與保護學校的政策相適應的，對於學校教職員，中共認為“除個別極反動的分子及破壞分子以外，其余全部爭取繼續教書，因誤會而逃走的亦應爭取回來”，反對“對於舊學校的舊教職員不問是否為極反動分子便一腳踢開的態度”。（《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5冊，第348頁。）1948年六七月間，除太原以外的廣大晉中地區獲得了解放。7月3日，中共中央就臨汾地區的各項工作方針問題給晉綏分局等地發出指示，進一步探討了到底什麼樣的知識分子可以留任的問題。指示說：“對學生、教員、知識分子，除號召其中蔣黨、閻黨特務人員坦白登記，禁止反革命的組織活動與陰謀破壞，禁止教授‘黨義’之類的法西斯內容的課程以外，即可令他們繼續教學。”（《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5冊，第350頁。）

1948年冬，人民解放軍兵臨平津城下。對於這兩座中國北方文教機構和知識分子最為集中的城市，中共十分重視。從12月15日至27日，毛澤東在半月之內連發了三道命令，強調對於平津文化機構、文物古跡的保護和對平津知識分子的留用。他一方面要求攻城部隊“注意保護清華、燕京等學校及名勝古跡”，另一方面要求“對一切原來管理人員亦是原封不動”，“尤其注意與清華、燕京等大學教職員、學生聯系，和他們共同商量”。甚至對“司徒辦的學校”燕京大學，毛澤東也明確提出“我們應採保護政策”。（《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21、423、427頁。）12月2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發出布告，宣布：“保護學校、醫院、文化教育機關、體育場所，及其他一切公共建筑，任何人不得破壞。學校教職員，文化教育衛生機關，及其他社會公益機關供職的人員，均望照常供職，本軍一律保護，不受侵犯。”（《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5冊，第744頁。）

在中國共產黨看來，當時的知識分子“多半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家庭出身，長期地受資產階級教育的熏染”，“一般地都存在輕視工農、脫離群眾的觀點”，因此“要使他們能夠‘為人民服務’，‘與工農結合’，從事各種艱巨的建設工作，就非進行必要的宣傳解釋工作與思想改造工作不可”。（《人民日報》1948年10月21日。）這一時期，中共亦開始探索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方式和途徑。

首先，利用各種機會（如各種會議上的講話、報告、文娛活動等）、通過各種方式（如報紙、布告、標語、傳單、漫畫等）向知識分子做口頭或文字的政治宣傳工作。中共希望據此“說明我黨對於知識分子的政策方針，指出中國知識分子應走的道路，消除他們對我們的顧慮，使其逐漸地了解我們，靠近我們”。（《人民日報》1948年10月21日。）

其次，開辦各種較短期的學校或訓練班，號召與動員知識分子來學習受訓。訓練班的形式多種多樣，除了正規學校外，還可以“採取組織宣傳隊、劇團、隨軍工作隊，及財政、稅收、司法、會計、醫藥、通訊、新聞等”（《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5冊，第347頁。）各種形式﹔學習時間一般是至少三個月到四個月的時間﹔學習內容一般先學習政治（包括時事問題、中國革命基本問題及中共基本政策等），后學習業務﹔學習目的是“爭取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受一次這樣的訓練，訓練后，因才施用，派往各種工作崗位，再在實際工作中去鍛煉”。（《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7冊，第226頁。）

短訓班既是中共教育和改造知識分子的最主要的方式，又是選拔和補充革命干部的重要途徑。僅以1948年底中共吸收平津地區知識分子為例，其中，吸收到華北軍政大學短期訓練班的高中及大學生共6000人，預定分配到東北及其他野戰軍﹔吸收到華北大學短期訓練班（包括以文工團、宣傳隊名義招收）的大中學生7000人，預定分配給各野戰軍一部﹔吸收到華北局創辦的華北革命干部學校短期訓練班的學生共7000名，“准備將來使用於江南”。（《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5冊，第723頁。）

再次，舉辦各種各樣的知識分子講演會、座談會、辯論會，“向他們報告解釋並發動他們討論時事與政策，使他們了解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必勝，選定他們所應該走的道路”。（《人民日報》1948年10月21日。）

最后，組織知識分子“參觀解放區的建設情形及我們為人民服務的重要設施”，使之受到教育。（《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5冊，第348頁。）

中共在接收新區的過程中探索的“包下來”的知識分子總方針，一方面實現了文教事業的平穩過渡，使得新區社會生產生活秩序很快恢復﹔另一方面也有效地解決了迅速接收大片新區和干部緊缺的矛盾，為全國解放提供了有力的組織保証。這一時期中共在教育、改造知識分子方式方法上的探索也直接為建國初期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提供了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