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問題的思考【3】

四、在協商建國的過程中爭取國統區知識分子民主派

早在1940年1月，毛澤東就曾對“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做過這樣的設想：“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他們必然要成為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基本部分”。（《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4、675頁。）

當被認為是“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的“轉折點”的1948年來臨時，中共更多地開始了對革命勝利后政權機關性質和組織構成的思考。顯然，在其新民主主義國家政權構成的藍圖中，知識分子是被涵蓋在內的重要力量。1948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在一份給邯鄲局的電報中，討論了晉冀魯豫的政權機關性質，認為它“不應只是代表農民的”，而應代表包括“自由職業者及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在內的一切勞動群眾。（《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7冊，第14頁。）

3月1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中，進一步論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政權的性質：“中國現階段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一個以勞動者為主體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對於“人民大眾”這個概念，毛澤東解釋說：“是指一切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所壓迫、損害或限制的人們，也即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上明確地指出的工、農、兵、學、商和其他一切愛國人士”，而“在宣言上所說的‘學’，即是指一切受迫害、受限制的知識分子”。（《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87—1288頁。）后來，在晉綏干部會議上，毛澤東對“人民大眾”一詞作了更為明確的闡發：“包括了工人、農民、獨立勞動者、自由職業者、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從地主階級分裂出來的一部分開明紳士。”（《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13頁。）

中共1948年基於未來政權組織需要而對知識分子的爭取，更多地表現為對國統區民主黨派、民主人士以及一些著名文化人士等中間派的爭取。這年年初，中共中央在黨內指示中首先明確了對知識分子中間派的態度，即“對一切可以爭取的中間派，不管他們言論行動中包含多少動搖性及錯誤成分，我們應採積極爭取與合作態度，對他們的錯誤缺點，採取口頭的善意的批評態度”。（《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5冊，第36頁。）即便對於那些“對美國和蔣介石存著某種幻想，對我黨和人民具有足以戰勝一切內外敵人的力量表示懷疑，並因此認為所謂第三條道路尚有存在可能、將自己處於國共兩黨之間的中間地位的某些民主人士”，毛澤東認為仍然要對他們“採取團結的政策”，“應當爭取他們”，“對他們的某些錯誤觀點則作適當的批評。在將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時，邀請他們一部分人參加政府工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98頁。）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節口號，號召“全國勞動人民團結起來，聯合全國知識分子、自由資產階級”等，“為著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奮斗”，並邀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5冊，第283—284頁。）“五一”節口號當即得到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海外華僑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

此后，中共中央經過周密部署，特別設計了南、北兩條路線，分別將遠在香港的民主人士經海路轉移到東北解放區，以及將北平、上海等地的民主人士接到華北解放區李家庄。

僅以1948年11、12月為例，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乘船離港北上的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就有馬敘倫、郭沫若、許廣平、陳其尤、侯外廬、沙千裡、翦伯贊、李濟深、茅盾、章乃器、柳亞子等人。而幾乎與此同時，在蔣介石親自策劃與指導下，國民政府也制定了“搶救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的計劃，准備“搶救”各院校館所行政負責人、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及在學術上有貢獻者，然而應者寥寥。（僅以1948年“中研院”首屆81位院士為例，隨“國府”去台者僅有9人，另外有12人去往國外，剩下的院士均留在大陸。“中研院共有五百多人，除了總辦事處、史語所和數學所三個單位共五十余人以外，其余各所全都留在大陸。”參見岱峻：《民國衣冠——風雨中研院》，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16頁。） 事實上，1948年歲末，國共兩黨在中國的土地上戲劇性地導演了“南下”與“北上”兩股知識分子的人流。前者淒涼而絕望，后者欣喜而向往。正如郭沫若在《北上紀行》中所感慨的：“我今真解放，矢不再蹉跎。”

中共1948年對知識分子屬於勞動人民的階級屬性的判斷，對維持、留任、改造等“包下來”的知識分子總方針的初步探討，以及積極爭取知識分子民主派參與新民主主義政權建設的基本考量等諸多有益的探索，不僅在人民解放戰爭中逐漸贏得了知識分子的理解和支持，為最大限度地爭取知識分子參加新生的人民政權建設創造了條件，而且也深刻影響到中共建國后知識分子政策的很多方面。

〔作者朱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研究員〕